▌有所“损益”而又“代代相因”，是朱子制定《家礼》时十分强调的一个观念。《家礼》是与宋代社会现实情况相匹配的再生文化，而《家礼》文本传到李氏朝鲜及江户日本后，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本土化”“在地化”转化。
从今年初热播的古代家庭伦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到最近的《长安十二时辰》里，都有对中国传统礼仪的还原。尽管时代变迁，但对这些细节的优美呈现仍然能引发观众的巨大共鸣。实际上，儒家礼仪在整个东亚至今影响犹存。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儒家礼仪制度、行为规范等问题的礼学研究，成为了解东亚文化传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近日，由复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以及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张东宇教授，请他们谈谈礼学研究在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发展轨迹，及在当代，东亚各国如何从这种共生的文化传统出发，互鉴彼此的文化，共同推动东亚文明的繁荣。
一直以来，礼学都是儒家经典文本中的重要内容。而今天几乎完全退出日常生活范畴的经学，据吴震介绍，与礼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上其实一直密不可分。俗称“三礼”的《仪礼》《周礼》《礼记》，是儒家十三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礼经”。“礼经”更多涉及礼仪制度及行为规范的设计，但同时包含丰富的哲学与学术思想，对于型塑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三礼”更多是为士人社会及国家朝廷设定的礼制。汉代以降，经学意义上的礼学研究虽然日益精深，但儒家之礼却逐渐与一般社会脱节。至宋代，新儒家开始意识到作为家庭伦理的礼仪规范的缺失。因此，重新制定一套适用于一般家庭、打通士庶两层的礼仪规范，以改变历来只重视士人及王公贵族的礼制设定的偏向，成为宋代新儒学面临的新课题。
《朱子家礼》正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它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的深入拓展。吴震指出，《家礼》所设定的“冠婚丧祭”四种礼仪规范，不仅深刻影响了13世纪后的近世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更令人惊叹的是，《家礼》文本传到李氏朝鲜及江户日本之后，经过“本土化”“在地化”的转化，重新产生出数量庞大的《家礼》文献群，足以建构“东亚‘家礼’学”这一研究新领域。
吴震认为，注重家庭乃至社会的一般行为礼仪构成了东亚文明的一项共同特征。“尽管在行为礼节等一些细节方面，带有东亚各国的本体文化的痕迹，但是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日常行为方面，注重礼仪精神方面，则有诸多相通之处。”在他看来，按照儒家的礼学思想，礼仪制度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变，但礼仪精神又有代代相传的共同特性，前者叫作“损益之礼”，后者叫作“代代相因之礼”，而这一点恰恰是朱子在制定《家礼》之际十分强调的一个思想观念。叉手礼，是我国古代平常生活中打招呼的礼仪。无论男女老幼都可行使，是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行的一种礼，以示尊敬。
安阳唐代赵逸公墓出土的壁画 资料图片
《朱子家礼》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学者主要关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重要的研究创发？对此，吾妻重二介绍说，《家礼》的著作很早就传入日本，但真正受到关注却是在17世纪后的江户时代。这与儒学在日本普及、发展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有众多学者写了《家礼》相关的著述，这些学者不限于朱子学派，来自古学派、古文辞学派、阳明学派、考据学派甚至洋学派的学者也有相关著作保留下来。这种不分门户、蜂拥而至的《家礼》研究著作的出现，可说是江户日本儒学史上的一大特色。江户时代学者们对《家礼》的研究不仅体现在经学层面，在实践上对日本的礼仪规范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吾妻重二举例说，当时官方的丧祭礼仪采用的是佛教仪式，所以《家礼》的仪式没有在社会大众层面立住脚跟。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佛坛上的“位牌”（神主）却是采用家礼式的。这应该又与注重“孝”的儒学思想的普及有关。父母死后，怎样埋葬、怎样祭祀等问题，随着孝道的提倡和传播，成为社会大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家礼》中的丧祭仪式由此得以传播。他还提到，《家礼》对日本神道中的“神葬祭”有莫大的影响。神道原本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宗教，并没有固定的丧祭方式，但幕府末期，神道思想大兴，神道家以《家礼》为依托，完善了自己的仪式。不仅如此，《家礼》还在明治以后回归神道的日本皇室的丧祭仪式中留下了确实的印迹。与之相似，《家礼》自高丽末期传入朝鲜之后也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朝鲜，基于对朱子“未完成的著述”的共识，《家礼》的更定与续编著述可谓层出不穷，从15世纪一直延续至20世纪前半叶，至少完成了289种文本（算上失传，有473种）。而在实践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家礼朝鲜化”的现象——朝鲜儒家学者编写了符合当时地域和情况的家礼。“为了使重建于‘12世纪的中国’的《家礼》适用于16世纪之后在朝鲜所发生的与从前不同的现实状况，在对《家礼》中所提及的名物制度进行意涵明了化及渊源追踪的同时，朝鲜儒者们还进一步对《家礼》中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甚至就其中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进行了全新的制定。”张东宇介绍道。“《家礼》是与宋代现实情况相匹配的再生文化，是‘宋代化的仪礼’得以可能的关键。朝鲜儒者们的研究以《家礼》为本，将与中国不同的朝鲜本土特色融入其中。”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家礼》中没有体现的规定进行重新制定的可能性的探讨、确认制礼精神的基准和礼的变更方式，与其说是属于确认知识的一般考证，不如说是针对《家礼》规定的本土化。以这样的方式所获得的“变礼”成果，通过重新改定“行礼”的标准，或通过在附录中进行记录，使礼得到活用。朝鲜的《家礼》研究注重行礼的实践性。可以看到，《家礼》是构成近世东亚传统文化的一大要素。因此，《家礼》研究也就成了揭示并了解东亚文化传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与历史上的硕果累累相比，过去一个世纪，礼学研究却“止步不前”。吾妻重二就指出，“近代以来，江户时代学者们的历史事迹都被人们遗忘，津田左右吉、上山春平、尾藤正英等知名学者都断言日本没有受到过儒家之‘礼’的影响，他们也没想过要了解江户时代有多少《家礼》的相关著作。这一点不止是日本，中国和韩国似乎也有同样倾向。”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近现代学者多对“什么是儒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所致。“他们认为对于当今的日本，儒家的价值就在于伦理和哲学，所以对于儒家的‘礼’的重要性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家的理解的广度还不如江户时代的儒者。然而如今已经是‘后现代’了，我们有必要尝试摆脱‘现代主义’视角，对儒学以及日本儒学进行价值重估。”他这样说。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一直萦绕着近代中国。从更广泛的层面看，对包含礼学研究在内的儒家文化进行价值重估，归根到底还是要解答其与现代性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究竟是矛盾还是可以彼此促进。吴震认为，这种疑问随着东亚各国的经济腾飞已经被慢慢消解。“一百多年来，主流观点认为‘传统’有碍于‘现代’的发展，彼此似乎根本不存在交融、互动的可能。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逐渐成为经济强国之后，社会各界开始普遍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仅需要科技硬实力，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走在现代化发展前列的现代日本和韩国，就非常注重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在这些传统文化中存在诸多儒学元素，这是毋庸置疑也是发人深省的事实。”他这样说。
三位学者一致认为，对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学以及作为思想文本的经学进行深入的哲学、史学乃至文化的思考，对重新认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包含《家礼》研究在内的礼学研究，与以人权为基础来推进法治文化发展的西方理念完全不同，它是以人伦为基础的礼治文化之蓄积与发展，最终意图在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实现共通性的发现和普遍性的获得。”在张东宇看来，这种属于东亚的“人权与法制文化”对于整个人类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考察如何通过礼将“亲爱”与“尊敬”等人伦情感制度化、落实实践，是今天儒学研究者省察和理解东亚儒学的必要所在。吴震进一步指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积累，近日的研究甚至发生了由东亚儒学向东亚文化的整体性研究的方向性转变。由儒家文化所构成的东亚传统完全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和互鉴等方式，共同推进东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为世界文明的共生共建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访谈录（2019.7.26）| 礼学研究如何参与东亚文明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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