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霞晨 | 欧、美汉学何以发现不同的“文学上海”
以《子夜》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小说在欧洲备受礼遇，在美国却一度遇冷；美国汉学家谈中国现代派小说往往言必称“都市”，欧洲则在现代派小说与诗歌、艺术之间寻寻觅觅。
在美国，《子夜》研究却一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起步较晚，评价亦偏低：作为美国《子夜》研究的先驱，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中对其炮火大开，视《子夜》为“失败之作”，有意抬高《蚀》《虹》等茅盾早期小说的地位，这一态度对美国学界影响深远。
不难察觉夏志清的“醉翁之意”。毕竟苏联汉学家费德林（Nikolay Trofimovich Fedorenko）盛赞《子夜》为茅盾最杰出的作品，布拉格汉学派“掌门”普实克是《子夜》的捷克文译者，也将其视作二战前除鲁迅经典作品之外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蔓延至汉学领域，突出表现为1960年代的“普夏之争”。普实克批评夏志清言及茅盾等左翼作家时语带嘲讽、态度冷淡，指责夏氏不曾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子夜》的批评有失公允。夏志清在回应中则反击普实克是左翼批评家，对茅盾作品的评价过于强调政治而非艺术价值。
“普夏之争”在欧、美汉学界激荡出朵朵浪花。在普实克的刺激下，夏志清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态度有所改观；普实克亦在其研究中淡化政治标准，在抒情与史诗之间耕耘。1970年代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茅盾研究亦逐渐增多，但多关注其早期小说，有意无意回避《子夜》。19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对《子夜》的态度有所改观，侧重从城市文化角度来解读，结合心理、现代性、女性等理论发掘其深层价值。新世纪中，欧洲汉学家逐渐将《子夜》人类学化，视其为研究上海乃至中国都市现代化的重要文本。《子夜》在欧、美汉学界从最初主要用于观察中国革命的“政治小说”逐渐演变为研究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民族志”，这一变化折射出背后更为深层的力量转移：政治因素的淡化、共性的寻找以及对现代中国兴趣的日渐增长。
1930年代既是《子夜》的时代，也是现代派小说风靡沪上的时代。现代派文学与世界接轨，欧、美学界对此兴趣浓厚，自不在话下。“情迷现代主义”的李欧梵将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邵洵美等作家视为“都市现代派”并一一发掘，其研究特色有二：一是将现代派小说置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脉络中，接近文学现场；二是注重从城市文化角度切入讨论文学，关切上海及现代中国。史书美、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柏右铭（Yomi Braester）等学人都在李欧梵的指导下走上现代派小说研究之路，结合后殖民、东方主义、大众文化、城市空间、文化身份等理论深耕细作。他们的研究显示：上海的多语言环境是孕育现代主义文艺的土壤，以现代派小说家为代表的上海作家大胆模仿、改造并取代了来自法国的异国情调，突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现代派小说中的新女性是现代的产物，在文学与音乐方面有明显的世界性品味，这样的女性在大多数五四新小说中是没有的。尽管当代美国汉学的主力为旅美华人，美国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研究却吸引了不少非华人学者的加盟，其中不少都有跨文化背景。
欧洲在这方面的研究规模虽不及美国，但他们善于发现中国小说家与欧洲的联系，擅长在世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宏观视野下考察中国现代派小说，发现同时代风格相近的小说家、诗人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法国汉学家何碧玉（Qsabelle Rabut）、安必诺（Angle Pino）夫妇，德国的顾彬，荷兰的沈雷娜（Lena Scheen），英国的保罗·毕文（Paul Bevan）等都有相关研究。其中以毕文专著《醉美上海——都市蒙太奇：爵士时代上海画报的艺术与文学》（‘Intoxicating Shanghai’）最为引人注目。他新创“都市蒙太奇”理论，集中研究了1930年代以现代派为中心的上海作家与艺术家，将他们的作品置于上海文学与艺术生产的背景下，关注艺术、文学、电影、音乐和舞厅文化，认为应将郭建英、叶浅予等与现代派小说家紧密合作的艺术家纳入研究视野。他还发现了鲁迅与都市现代派的重叠：1930年代他们共同生活在上海，共享着电影、美术等爱好，外国电影与文学艺术为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郭建英插画“妈妈都知道的”，1930年
欧洲汉学家所拥有的古典汉学传统、深厚的诗歌与艺术积淀促使他们将中国现代派小说、诗歌及艺术纳入世界现代主义视野中整体考察；20世纪亲历城市化浪潮的美国汉学家则热衷于从现代都市文化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派小说研究，既是一种钟情上海的集体怀旧，也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文化比照。欧、美学界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显示了这一主题的世界性意义。
中国现代派小说家善于书写城市光鲜亮丽的表面及现代化、城市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改变，左翼都市作家则擅长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带来的怪诞感与危机感。他们在认知上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以外来移民为主的上海居民的异质性以及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混杂性。如学者刘建辉所言：“以旧上海县城为中心的拥有700余年历史的传统空间与以租界为中心的仅有100多年历史的近代空间将上海分割为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区域。……上海在城市空间、文化上形成了杂糅性，促使其出现了激进的‘魔性’，以至于被冠以‘魔都’之名。”上海文化具有江南底蕴与世界眼光、地方意识与国家情怀、务实态度与求新精神兼备的特征，左翼都市小说与现代派小说因而得以在保留各自特色的情况下在同一时期的上海并存。
张光宇绘《万象》（第2期）1934年6月封面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实际上，左联与现代派不仅活跃于同一时空中，在人员构成、文艺风格方面也颇有交集。左联成立于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主要活动于今四川北路多伦路一带；而戴望舒、施蛰存等任编辑的水沫书店即坐落于不远处的北四川路公益坊（今四川北路989号）。1928年，左翼文化领导人冯雪峰成为水沫书店的座上宾，引领他们接触日本左翼文学，书店出版了丁玲、胡也频、柔石等左翼作家的小说，戴望舒、杜衡也在冯雪峰的介绍下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并成为第一批会员。30年代以后左翼文人与现代派渐行渐远，楼适夷、钱杏邨等人以“新感觉主义”讥评施蛰存，现代派小说家遂被目之为“新感觉派”。然而楼适夷创作于1931年的都市小说《上海狂舞曲》亦有明显的现代派风格。茅盾小说《子夜》也有类似表现。如果将新感觉主义视为一种书写现代城市的新型表现手法，也就不必感到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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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人”的欧、美汉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路径。在他们看来，左翼都市小说与现代派小说都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产物，借鉴了晚清民初的连载小说，城市与女性是它们共同的关注对象。生活在上海的现代知识分子很容易接触到西方都市文化。他们深受其影响，对殖民耻辱却也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从而成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有力抵抗者。他们没有将外国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替代品，而是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助力。作家通过创作小说及相关人物形象参与塑造了上海的现代性，其后的欧美学者则通过作家与艺术家们创造的“文学上海”来观察上海和现代中国。
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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