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非常忙碌”：《王献唐往来书信集》

张书学，李勇慧文汇学人

· 傅斯年、李济在致友人书札中均誉其为“考古及史学之长才”

· 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文物鉴藏造诣极高

· 在抢救、搜集、整理、典藏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张书学李勇慧辑注

凤凰出版社，2021年12月

张书学，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史学史、教育史等教学与科研工作，长期从事王献唐学术及其遗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专著《王献唐年谱长编》（与李勇慧合著）等多部，其中《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傅斯年与王献唐的学术交往和贡献》《王献唐与翁氏<古泉汇考>之流传》《王献唐与海源阁图书之抢救》《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王献唐先生藏书印鉴辑考》等论文数十篇。

李勇慧，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二级研究馆员，现任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古籍版本目录鉴定、古籍保护、历史文献学研究、文化史研究、王献唐研究。出版专著《一代传人王献唐》《王献唐著述考》，主编《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1—3批)、《山东省图书馆藏海源阁书目》等，整理《寒金冷石文字》《海岳楼金石丛拓》等，发表《王献唐日记稿本述略》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前言

王献唐（1896—1960），原名凤琯，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等，山东日照人。早年毕业于青岛礼贤书院、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后历任《山东日报》《山东商务日报》编辑，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员，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京汉铁路局文书科办事员，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总务科总干事，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馆长，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副总干事，兼任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山东图书馆协会常务委员、上海市立博物馆特约研究员、私立齐鲁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史部文化事业委员会语言文字研究会专门委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1950年后，历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等，兼任政协第一、二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委，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故宫博物院铜器专门委员会委员等。

王献唐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代传人”。40年代在重庆歌乐山曾向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讲解华夏文明起源与炎黄二族的关系，董赞之为“前所未闻，茅塞顿开”。傅斯年、李济在致友人书札中均誉其为“考古及史学之长才”。5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他见面时，称年龄小其6岁的王献唐为“献老”。1960年11月王献唐逝世，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立即撰写《山东王献唐先生传略（1896—1960）》，表示深切悼念。80年代，著名学者张政烺、夏鼐致函文化部，请求对王献唐先生的遗著及其所搜集的山东先哲遗书稿本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以免散失，函中称王献唐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近年来台湾著名史学家王尔敏在学术著作中多次称王献唐为“国学大师”，并选其为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开拓性的50位史家之一。

王献唐在学界之所以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崇高的学术声誉，可归结为三方面原因：一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文物鉴藏造诣极高。其一生学术，远绍乾嘉诸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现代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录、版本、校雠、训诂于一身，熔文字、音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从而将传统学术推进到更高的层次，成果丰硕，论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五镫精舍印话》《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山东古国考》等60馀种，单篇论文及题跋等1300馀篇，诗词歌赋500馀首，令人惊叹。

二是在抢救、搜集、整理、典藏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前，他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近二十载（1929—1948），以“民族文化命脉守望人”自励，不遗馀力地抢救聊城杨氏海源阁、陈介祺藏品，锐意搜罗整理乡邦文献和金石文物，编纂刊布《山左先哲遗书》，乡贤未刊之遗著多赖以流传，使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成为学界一致公认的“北方图书文物之重镇”。

三是全面抗战时期，不避危难，载书南下，流离十馀载，历尽艰辛，辗转保存守护山左图籍文物精品于曲阜奉祀官府、四川乐山大佛寺、南京中央博物院等地，终使其免罹战火，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另一种抗战，功侔鲁壁，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有学者对其守护之功盛赞曰：“虽百世而下，必将与日月同光、山河并寿。”综观王献唐一生，可谓是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一代宗师。

▞

王献唐一生交游颇广，从名流政要、知名学者，到青年才俊、书商贩贾，时常鸿雁往来，或沟通思想，或交流情感，或互通信息，或切磋学术，或商借购藏秘籍，留下大量的往来信札。王献唐对友朋的“来函”，非常重视和珍惜，阅毕后往往重新装入信封内，集中珍藏，其中许多书信跟随他辗转大半个中国。王献唐去世后，这些“来函”一直由其后人精心珍藏，秘不示人，有幸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2009年，由其后人安可荇、王书林等整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编校的《王献唐师友书札》上下两大册，由青岛出版社影印出版，共收录书札700馀通。除附录外，均为“来函”。杜泽逊教授不无遗憾地说：“将来献唐先生的书信搜集起来，当另辑《王献唐书札》，与《师友书札》相互配合，其史料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出来。”（《王献唐师友书札整理说明》）

多年以来，我们致力于王献唐往来书信的搜集和整理，尤其是注重“往函”的搜求和征集。王献唐一生非常忙碌，写信时很少有留存底稿或另行誊录的习惯，因此“往函”分散于众多个人和机构之手，搜集匪易。

我们历时多年，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分别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省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山东大学档案馆、武汉大学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公藏单位，王献唐后人以及丁惟汾、王崇五、王仲裕、屈万里、路大荒、刘敦愿、张知寒等王献唐友朋的后人处和其他收藏家等个人私藏，乃至报纸、杂志、文集、拍卖会、互联网中，广泛搜集，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搜集到的“往函”多达300馀通。“往函”数量虽远不止此，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将其与“来函”互相连接，王献唐的人际网络与互动过程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他的学行与精神面目因此更为清晰。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目前所能见到的王献唐往来书信，统一编排整理、考证注释，汇为一书，以飨学林。

▞

本书共收录王献唐往来书信1208通，其中“来函”923通、“往函”263通、附函22通。

时间跨度从1926年到1961年，涉及的著名学者有罗振玉、张元济、傅增湘、丁福保、丁惟汾、顾实、黄炎培、柳诒徵、马衡、黄侃、容庚、商承祚、徐旭生、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曾昭燏、黄云眉、刘国钧、许维遹、栾调甫、俞剑华、张默生、吴金鼎、吕振羽、高亨、王欣夫、陈直、谢国桢、沈从文、王重民、赵万里、傅振伦、屈万里、潘承弼、孙海波、陈梦家、胡道静、顾廷龙、孔德成、福开森、高田忠周、常盘大定、桥川时雄、叶蒂斯等297人。

涉及的机构和团体有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山东古迹研究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国立武汉大学、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等31家，可以说是一部较为完备的王献唐往来书信集。

▞

这些往来书信，最早的一通是1926年的“往函”，最晚的一通是在王献唐去世一年后的“来函”，大多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多，且许多为首次整理公开，不仅是研究王献唐一生事功与学行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及相关人物弥足珍贵的参考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首先，这些往来书信对研究王献唐生平和思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信札作为第一手材料，多述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比较可靠，一般也较为坦诚，对于作者研究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王献唐的往来书信大多是学者之间的鱼雁往返，学术趣味较为突出，能够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学术旨趣、学术观点以及学术活动等。如王献唐1930年10月3日覆傅斯年函云：“献唐窃不自揆，去秋到馆以来，曾与友人栾调甫先生相约，拟就乡贤已往之破碎工作整理之，补苴之。其整理步骤：先求乡贤遗著，无论已刻未刻，使俾藏馆中。俟大集之后，即与调甫仿提要式合辑一《山东艺文志》。再择其未刻而确有价值者，庚续印行之，拟名为《齐鲁先正遗书》（尚未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和方向主要是研治古代文字，“拟将《毛诗》翻成现代之白话”“研求每一字音之起源”等，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志向和工作计划。搜集、整理和刻行《山左先哲遗书》正是王献唐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期间重要成绩之一，而从古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也正是王献唐一生治学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有的书信透露出的信息，可补王献唐生平资料之不足。如1943年12月21日复陈直函，告知自己近况：“弟于廿七年春，载一部分图籍金石入川，展转各地，艰难万状。办事处设乐山，弟服务则在重庆，办公又在南溪，至可笑也。现为史馆撰《国史金石志》，又为庚款会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史志》杀青尚早，《通考》大体完成，约五十万言，五年心力，尽于是矣。”王献唐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载书南下，历尽艰辛，将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的典籍文物精品藏于四川乐山大佛寺，并设办事处负责看管，又应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之邀，赴重庆歌乐山出任副总干事，并承担《国史金石志》的编纂，同时接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撰写《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为完成上述两部著作，1943年初王献唐又寓居于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的史语所，长达两年多时间。王献唐信中不足百字的记述把过去五六年间鲜为人知的复杂行踪和主要工作与研究情况交待得极为清晰。

再如王献唐为刻印《山左先哲遗书》经费不足事，曾北上北平拜访宋哲元将军，以寻求帮助和支持，具体时间没有文献记载，但在栾调甫的“来函”中可以推知。1937年5月1日，栾调甫一日连发两函，函一云：“日前在济，闻兄赴平三五日归来，想刻书之举定可如愿矣。弟二十六日来青。”函二云：“晨发一函，午刻得读手教，敬悉此番北上得凯歌而归。所谓有志事竟成，真大乐也。”由此可推定，此次北上商请宋哲元将军助资出版《山左先哲遗书》的时间当在 1937年 4月，并且得到了宋将军支持，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宋将军病逝而中断。

有的书信则为弄清王献唐亲朋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如1937年3月29日复顾廷龙函云：“咸白先生为弟舅氏，卧病数月，须俟愈检出各札再录，伊藏清末各家手札最夥也。至伯弢兄（即少山长孙），为弟中表，且为外兄，孩提相交，最称莫逆，其抄寄各项材料与兄，曾与弟言之，似由颉刚兄为介，惜于前年逝世，不得见尊著出版，为可悕也。”王献唐此信较为清楚地介绍了他与丁献白（昌熙）、丁逋（伯弢）的关系，并透露了丁逋的去世时间。总之，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过去因文献匮乏而不清楚的有关王献唐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重要信息和证据。

丁福保（来函）

丁惟汾（往函）

丁锡田（来函）

王欣夫（来函）

卫聚贤（来函）

其次，这些往来书信对于民国以来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研究，乃至相关人物研究均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书信是私人间文字往来，短柬片札，亲手书写，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学术，或言家常，不假修饰，不尚词藻，无公开宣示之虞，多能畅所欲言，具有唯一性、隐秘性和真实性，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往往会透露出许多当时社会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即使一般应酬性书信，亦有关乎史事者，如从记述家庭琐事的书信中，也可知人情之淳朴和社会之风尚。往来书信的最大价值，还在于从中可以看出其人际交往的若干“朋友圈”，以及其与友朋交往之过程和事实，也为研究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王献唐一生交往面极广，有多个“朋友圈”，每个圈内涉及的重要人物也极多。如“图书馆圈”有张元济、王重民、袁同礼、赵万里、赵录绰、陈训慈、柳诒徵、井俊起、屈万里等；“文博圈”有易培基、马衡、曾昭燏、王振木、张静斋、王景宋、宋伯胤等；“考古圈”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吴金鼎、夏鼐等；“金石圈”有罗振玉、商承祚、容庚、柯昌泗、易忠箓、孙文澜等；“古文字圈”有丁惟汾、黄侃、栾调甫、孔德成等；“文献圈”有傅增湘、陶湘、顾实、顾廷龙、路大荒、丁锡田等。

另外，还有同学、朋友、亲属等各种圈子，如尹莘农、刘铨法、孙方锡、李林等“同学圈”，黄炎培、邢蓝田、冯复光、向迪琮、李炳南、朱镜宙等“友朋圈”，以及王崇五、王祥五、丁逋、丁献白等“亲戚圈”。

阅读这些书信，不仅可以窥见王献唐各个“朋友圈”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个圈内一些历史人物的性格、心态以及所处的环境，进而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充实、更加生动、更加具体。

最后，这批书信还具有一定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其艺术价值在于这些手札大部分由著名学者亲手书写，书法特色各异，有的当时就是有名的书法家或艺术家，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除了个别有较多的墨迹传世之外，大多数学者的手迹并不常见。我们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手札中，不仅可以一睹前贤之手泽，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书法上的艺术成就。手札中的墨迹，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常态，最真实、最原生态地体现了其书法的艺术面貌。

如孔子第 77代嫡裔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之书法，学有所宗，端正儒雅。著名学者黄侃的书信，则行楷字体，体势纵长，笔力劲健，正而不拘，有魏碑的刚强雄健，亦有唐人写经体的端庄虔诚。而王献唐的书法，篆隶兼善，萧散灵动，古朴典雅，线条凝重厚实。这些书信多为献唐先生与友朋后人家中秘藏，流传有序，来源可靠，具有独有性、唯一性、真实性特点和文物价值。另外，信笺的形制、色彩、图案等方面的信息，也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书札文献的文物价值，为我们从物质文化角度研究书札文献提供了新颖材料。

▞

编辑：august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