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洋 | “本土人类学家”的田野

在美国读书到第三年的时候，我读到一些探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文章，觉得“native anthropologist”（本土、本国的人类学家）这个词非常扎眼。它指的是那些研究“自身文化”的人类学家们。也就是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我和周围的美国同学的工作内容原来存在重大差别。他们出国做研究，是作为anthropologists（人类学家）去的，而我回到中国做研究，就成了研究自己文化的本土人类学者（native anthropologist）。这让我多少有些愤懑。

几年前，我回到北京，开始做田野调查工作，认识了一些生活在北京的人类学学者和学生，和他们的相遇更加确认了我作为本土人类学者的身份。第一，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田野都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只有我面临“北京是我家，北京也是我田野地点”的情况。第二，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和他们有阶层、民族或信仰差异，不像我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和我同一阶层、有相近背景和经历的人们。就凭这两点，我就比我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同行还要“native”（本土）。

当然也会有人言语间表现出一些羡慕，觉得我在北京的人类学工作不用翻山越岭，不需要忍受很多皮肉之苦，不需要忍受“异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折磨。可是，我却觉得，我的田野工作照样困难重重。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如何超越日常，让田野调查中遭遇的人和事变得 “陌生”起来。

在田野工作中的陌生体验，对于人类学家往往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它通常是生产性的力量，刺激我们反思自己的立场和既有的知识框架，也为我们生产理论化的知识提供了必要的空间。然而，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本土人类学者”来说，当我降落在首都机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文化震撼，不是陌生或不适，而是“回家”的喜悦。

这样的喜悦，很快给我带来了危机。该如何区分我的生活和工作呢？我该如何斩断这不断流淌的日常生活，让反思性的时刻浮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出现，伴随着我的田野工作。对我来说，“陌生”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而是我需要努力才能获得的体验。只有当我在田野中捕捉到了陌生的体验，我的研究对象才能变得面容清晰起来。当然，作为“本土人类学者”，我们也会获得一些便利。譬如，可能进入田野的时间会相对短。因为毕竟我们研究“自己”的群体和文化，很少遭遇过大的文化障碍。

作为一个“本土人类学者”，我的困境和挣扎恰恰印证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特点。我所遭遇的困难让我更加相信，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不是客观真理的生产，而是一种以自身头脑和身体为中介的行动。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定位，往往决定他（她）能获得怎样的知识。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身份，制约着我们所能够搜集到的体验和故事，这些恐怕也将会为我们日后的写作和论证打下深深的烙印。

战洋（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 人类学系）

选自郑少雄、李荣荣《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商务印书馆，2016）

编辑：温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