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食盐专卖给印度带来的伤害

文汇学人

▍东印度公司掌握孟加拉地区的实际财政事务权以后，逐步将盐纳入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下。食盐专卖制度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特点，如盐价高企、盐质低劣与私盐泛滥，这对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以至于甘地领导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废除食盐专卖成为反殖民的重要象征之一。

位于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

在英国人建立人为的贸易障碍以前，印度的盐既便宜又供给充足。东印度公司掌握孟加拉地区的实际财政事务权以后，逐步将盐纳入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下。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收回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特权，对印度实施直接管理和控制，盐政依然没有得到舒缓。

1764年英国在孟加拉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于次年接管了孟加拉的财政管理权，东印度公司开始担任孟加拉的迪万尼（Diwani，指政府）。此后英国人建立起一个由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职员形成的盐、烟草和鸦片的下属贸易公司，对孟加拉实行有组织的集体掠夺。该公司拥有这些商品的贸易独占权，即专卖权。盐税理论上由东印度公司缴纳，实际上却是这一盐贸易公司承担。盐税的税率一开始为35%，之后增加到50%，这是英国治下盐业专卖和盐税征收的开始。

但从这一时期到1780年间的种种盐税管理措施均遭到了各种失败，由于贸易的扭曲，盐的售价在140卢比到500多卢比每百蒙特（每蒙特合82磅）之间剧烈波动。

前期的失败让新任总督黑斯廷斯意识到需要调整制度安排。到1780年，黑斯廷斯首创政府代理人制度，由政府派出代理人直接管理各盐区的产盐者。这次仓促草拟的计划却意外地成功了，直到后来在国际竞争下孟加拉盐业逐渐消亡，代理制度才逐渐消失。

在该代理制度下，孟加拉邦的盐产地被分为6个代理区，每个代理区都被派遣了代理人。盐的年产量由政府固定，并根据各盐区不同的生产能力在这6个代理人之间分配。生产者在每个季度开始的时候被付给一定的费用，同意将他们的盐以某个价格卖给该区代理人，并保证不会卖给其他人。盐生产环节的税率为每蒙特2.5卢比（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原文为税率每蒙特5先令，本文按照当时汇率折算成2.5卢比）。代理人将这些盐以政府每年规定的价格卖给零售商，后者通过公司的渠道运销内陆。根据贩卖地点的不同，公司运盐的成本为8、12或14安那（印度旧时货币单位，1安那为1卢比的1/16）一蒙特。而商人买盐的价格固定在2卢比，因此盐税大概在每蒙特1卢比2安那，到1卢比8安那之间。为了保证孟加拉盐的收入，所有私人对外国盐的进口都被禁止。对孟加拉盐的需求量一般而言超过了孟加拉代理人的生产量，缺口达到总量的八分之一，只能通过由政府对马德拉斯盐的进口来满足。

在代理制度刚建立的一段时期，大的零售商人资本家经常联合起来，购入仓库中的所有存盐，驱使零售价上涨以谋取暴利。为了打破这样的次级垄断，新一任总督康华里勋爵将原来的按固定价格出售不定量盐的方式，改为按季度出售一定数量的盐给出价最高的商人。拍卖制最初建立。此方案的确能使政府从中分一杯羹，销售价格变为浮动价格以后，售盐收入比黑斯廷斯时期要高出两倍。但这也仍然没能终止次级垄断，仅仅只是创造出一个更大的以公司为基础的模式。

在拍卖价格制度下，开始几年，政府根据上年盐的拍卖价、内陆市场的零售价、盐的销量以及仓库中盐的余量等决定每年卖到市面上的盐的数量。每年固定盐的供给量会公开宣传出去，政府保证销售不会超过这个数量。每年售出的盐总计大约有1000蒙特，开始是按季度出售，后来分为12个月出售，采用分期交付的形式。这样运作之后，公司从盐当中获取的专卖利润变得十分巨大，盐利成为收入第二大来源，占总税收收入的10%。

1764-1765年，加尔各答盐的零售价从80到100卢比不等，到19世纪30年代，盐价已经差不多到400卢比，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还没有涨到2倍，盐已经翻了4倍。

内陆地区盐的零售价最能说明当时劳动者所承担的盐税负担。贸易的收益太低，使得加尔各答的欧洲商人都不愿参与盐的贸易。根据盐务局定期出具的盐零售报告，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的价差过低，以至于最聪明的印度商人也仅能以此维持生计。在1826年8月加尔各答的批发价是468卢比每百蒙特，而在加尔各答500英里以外的Patna，零售价为570卢比每百蒙特，加价不超过22%，勉强可以支付运送费。非法渠道购入的盐零售价在6到10卢比，甚至更高一些。根据最低的内陆零售价数据，同时假设一个劳动者的工资不低于3卢比，那么五口之家在盐上面的支出相当于他一个半月，甚至是两个月的工资。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非常穷的人只能吃从草灰里熬成的盐卤或一些有毒的替代品。根据记述，在Purnea（普尔尼亚，印度比哈尔邦东北部城市）最贫穷的地区——Rangpur和Dinajpur，人们几乎吃不到盐，全是吃草灰。英国国内的布里斯托尔商会提出的请求书上指出：“英国盐的零售价每吨只有30先令，而在印度每吨竟达21英镑”，印度的盐价是英国的14倍，而18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北部工人的月工资约为38先令，合19卢比，到工业革命时更是上涨到两倍，而印度劳动力的月工资只有不到3卢比，比英国工人的1/6还少。由此也能看出印度盐价之高，盐税负担之沉重。

印度食盐专卖给印度带来的伤害不言而喻。首先是人民生活严重受到影响。尽管对食盐征收普通的商品税不会让人觉得税负沉重，根据盐务局的一项调查，在孟加拉一个劳动力平均每月能挣3卢比，盐价为每西尔1安那2派（1西尔约等于2.057磅，12派等于1安那），总共是7安那，他每年购买盐所支付的钱大约占他收入的1/82（1.2%），略少于1.5%，但盐价不断攀升则有可能导致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恶化。在专卖体系内部，不同的行政层级之间也会“层层加价”，致使盐税和盐价不断攀升。通过对18、19世纪印度的盐价整理可以看出，每一次建立专卖，盐税和盐价都会相应上升，而放开专卖就会有所下降。19世纪末的盐价大约是1765年英国人殖民印度之前的4倍，而在这一个世纪中印度的一般农业工资只增长了一倍。

其次是容易滋生利益集团。国家权力介入盐业市场后，尽管在有计划的产销上能节约一部分交易成本，但也容易造成政府冗员，催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导致贪污腐败横行。19世纪早期，为使盐税有利可图，并阻止走私，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各地设立了海关检查站。1834年任命的海关署长G·H·史密斯干脆将这些海关检查站连接扩张了环绕孟加拉的一条“海关线”，跨越这条线的盐都必须缴付关税。到了1870年，为强制推行盐税，这条海关防线雇佣的人员竟达到了12000人。

第三是限制产业发展。从英属印度的盐专卖可以看出，当时的食盐生产技术条件十分落后，而在巨大的垄断利润诱惑下，管理者没有激励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能，而是倾向于压榨盐工，用粗暴的方式获取更多权力租金。这样的做法无疑会极大限制产业的健康发展，专卖制度下的盐质低劣问题十分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