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 华山医院“哈佛楼”

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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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山路与乌鲁木齐路口，属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地段，周边大厦林立，盖楼见缝插针。但位于此地的华山医院，与众不同，院内至今保留着一栋占地面积宽裕的二层楼四方形晚清建筑。徐建光教授出任院长期间，毅然拨巨款将其修缮如初，医院里这枚标志性符号，被上海医学院校友称作“哈佛楼”。

百年建筑落成于19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沈敦和，在此创设中国红十字总医院及其附设医学堂，即华山医院的前身。依托这座平台，沈敦和不仅致力于践行其留学英伦期间，接受的战地救死扶伤红十字理念，他主持的红会工作重心，还延伸到恶性传染病防治事业，其后期更是涉及到了现代医学与生命关怀层面，十分重视医学人才培养。

红十字总医院面世一年后，其先进的硬件设施和自办医学堂的经验，获得正在中国考察物色合作对象的哈佛大学医学院认可，双方协议共同运作上海哈佛医学院项目，由沈敦和担任红十字总医院院长，哈佛大学委任爱德华兹（Martine R Edwards）医学博士出任上海哈佛医学院院长。

据当年的文献记载，该医学院规模不大，教师团队中包括了海特纳（Hiltner）和邓剌普（Dunlap）博士在内的6位临床、实验和管理人员。1915年，我国首位从哈佛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刘瑞恒医生，海归之初首份工作，就相中在上海哈佛医学院任教从医。这段经历也为其未来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积累特别经历。但世事难料，上海哈佛医学院仅维持到1916年便关门了，虽然毕业生极少，却令人刮目相看。

其中，朱恒壁、乐文照可称优秀代表。以朱恒壁为例，他毕业后赴哈佛医学院继续进修病理学。1919年海归后，任教长沙湘雅医学院，长期与颜福庆院长同事。朱恒壁还协助颜福庆，筹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国立上海医学院前身，并参与将红十字总医院，收编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首家教学医院的工作。

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战火之后，朱恒壁出任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率领全校师生先西迁昆明，复转重庆歌乐山下，不惧艰苦条件继续办校，为抗战前线培养医学人才，鼓励在校教师从事战时医学研究与服务。抗战胜利后，朱恒壁院长带领全校重返沪上枫林桥校区，夺回1937年落成后不久，便被日军霸占八年的中山医院。从此，国立上海医学院再次回归一流学术地位。

也就是说，上医不乏在红十字总医院“哈佛楼”里训练出来的医学精英，他们经历战争年代的浴火洗礼，潜意识中更强化了红十字理念，尊重生命乃医者天道，研究医学需大医精诚。这种优秀的职业基因，克隆于医学前辈血脉中。在“哈佛楼”从医任教的颜福庆、刁信德、俞凤宾和朱恒壁等大师，先后出任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与会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沈敦和虽然不是医学出身，但自1904年首创万国红十字会后，他坚持采纳现代化与国际化理念，不拒绝先进的技术与人才，1913年发生史称“二次革命”，或者“讨袁之役”、“癸丑之役”的救护工作中，他的这种人格特征，在现实场景中被世人广泛所见。

是年7-8月间，由孙中山与袁世凯代表的双方势力，沿着长江两岸发生规模性武装冲突，战事波及远离上海市区的东北角吴淞口黄浦江边，以及东南角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地区。一时炮火连天，造成大量伤员。

为此，沈敦和指挥红会首次引进救护车运送伤员的流程方案，依靠机械化快速运输，即使远在东郊的伤员，也可以送达新建不久，坐落在沪西徐家汇路7号，即后来改称海格路与华山路的红十字总医院。参考目前流传下来的“哈佛楼”旧照，沈敦和院长亲自参与了这场救护。

更重要的是，红十字会从面世之初起，就引入外籍医生参与筹建工作，其中包括出任医学总监的柯克斯（俗称柯师，STAFFORD M. COX MD.）。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医学博士，就眼前战场上所面临的伤员与平民困境，直接上书袁世凯总统，要求立即停战。

相比早年的来华西方医学博士，主要出于医学传教目的不同，与柯克斯同时代的来华医生，旨在服务旅居华夏的外籍与华人患者。他们接纳西方开始流行的奥斯勒医学人文理念，一方面利用不断创新的医学手段，治病救人，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实证手段，研究当地的疑难杂症。

早在红十字总院面世之前，柯克斯1908年就加盟位于天津路的时疫医院，针对霍乱流行传播，做了大量的临床急救与科学研究，获得突破性的血管输液法救治成果。由于这是一项纯公益性的研究项目，他在公开发表论文时，特地感谢红会系统的本地医院和爱心人士在财务和人力上的支持，其中包括时疫医院院长沈敦和，上海商会总会长朱葆三以及配合工作的华人医生和护士。

可以说，在缺乏抗菌素药物，面临致命霍乱毫无特效手段的20世纪初叶，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医学团队重大合作研究成果。这种通过安全输液法，改善患者体液容量与酸碱平衡，依靠自身抵抗力战胜病原微生物的医学路径，获得临床验证。该成果让红会旗下医院声誉鹤起，获得租界管理当局信服。1911年工部局规定，华人社区中预防天花种痘，隔离诊治霍乱鼠疫等卫生事宜，均归华人时疫医院管理处置。

“哈佛楼”从此成为沪上红十字健康事业总部，并形成一套足以引领传染病防治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