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读论文丨“万物皆可卷”？传播研究的“内卷”与“破局”

新闻传播业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被称誉为“第四权力”，因其扮演了时代瞭望者和社会监督者的重要角色；以百度、腾讯、Facebook 等网络传播巨头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更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新闻传播研究却与传媒业的显赫地位并不匹配。与其他学科不同，传播学相对而言缺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明星学 者，也缺乏被其他学科广为认可的概念和理论。我们不禁要追问，传播研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我们看来，和传播学发展初期的百花齐放相比，传播学研究后期以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卷”（involution）。内卷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提出的概念。他发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但是却不能带来更多的人均收入，他将此问题称之为“农业的内卷化”。内卷化的担忧同样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比如，社会学家阿伯特（Andrew Abbott）声称，目前技术进步异常迅速，但是与1870年到1950年的发现相比，基础研究并无多少进展，“我们比过去写了更多的书和文章，但产生新观念的速度并 没有比过去更快”。2014 年，传播学者李金铨更是直接使用了内卷化这个概念对传播学研究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传播学先天条件不好，理论资源匮乏，视野和范围狭小，后天又发展失调，众多学者满足于盲目、简单的论文“再生产”，传播学因而展现出内卷化的趋势，鲜有真知灼见和理论创新。本文继续李金铨教授的讨论，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内卷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表征？该如何破局？

（一）传播学的起源：交叉而生

传播学发轫于欧洲，有三大思想渊源：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马克思（Karl Marx）的批判学说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具体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启发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后者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以库利（Charles Cooley）和帕克（Robert 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比如在帕克的代表作《城市》 一书中，随处都能看到进化论的影子。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大众媒介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大众媒介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统治，这一思想影响了批判学派。批判学派并非一个学派，而是对坚持同一范式和视角的学术共同体的统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女性主义研究等。这些学术群体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包括媒介产业和媒介文化在内的社会问题展开分析和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传播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说均关注社会的宏观层面，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在个体层面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他提出人类行为的动机源于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如性本能和攻击本能。传播学许 多重要理论都是在个体层面探讨行为改变的力量，这一点间接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左右，希特勒上台，欧洲的知识分子大批迁移至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始兴起，它成为欧洲思想在美国的登陆点，带来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大繁荣。芝加哥学派是改良的、进步的、经验性的，试图研究这个世界的问题，从而对其进行改造。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者看来，传播于人类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甚至认为没有传播，就没有社会。也正因如此，他们以芝加哥社区 为研究对象，试图理解大众媒介的社会作用，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得以生存下去可能的手段。在这里，传播研究既是诠释性的，又是经验性的，采取的主要是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以媒介效果为重点的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以后，传播学的重心逐渐从芝加哥大学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形成所谓的哥伦比亚学派。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默顿（Robert Merton）和卡茨（Elihu Katz）等。他们的研究多受政府或商界的资助，因此多为功能导向，聚焦大众媒介对个体受众的影响。以问卷调查为代表的量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见领袖、二级传播、选择性接触等诸多传播学理论。与此同时，以心理学家霍夫 兰（Carl Hovland）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崭露头角。他们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致力于说服性传播效果的研究，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这些聚焦媒介效果的定量研究大大提升了传播学的声誉，并成为后续传播研究的典范。

（二）传播学的发展：范式归一 

所谓的“范式”（paradigm）必须 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研究的其他竞争模式， 二是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研究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就传播研究而言，主要包括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两大范 式。遵循怎样的范式，决定了学者们关注什么样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性质又决定了必须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学派认为大众媒介是现行制度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关注谁控制和拥有媒介。继承了实证主义思想的经验学派则认为大众媒介有助于改进社会问题，引导社会变革，关注媒介如何影响受众。需要注意的是， 对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批判学派固然偏爱定性方法，但并不排斥定量分析。经验学派在注重效果分析的同时，也关注传 播过程和传播者。同样关注媒介的影响，不同的学派拥有不同解释视角和解答路径，这是学术得以繁荣的根本原因所在。 

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经验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主导地位既源自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早期所开展的经典传播研究， 也跟当时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对统一学科的追求密切相关。如前所说，传播学是学科交叉的产物，但学科交叉的性质也造成了传播学的边缘地位。无论是先前的芝加哥学派还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都是学者在其原来的 领域遇到了传播层面的问题，才开始涉足传播研究。也因此，施拉姆注意到，“传播学像一个十字路口，很多人经过，却很少有人停留”。一大批出色的社会科学家进进出出，但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并没有形成整合性的理论和工具来应对传播学的问题。

有鉴于此，施拉姆开始了对统摄性学科的追求，以完成传播学科的创建，其创建的路径便是采取实 证主义范式，将传播学建成“科学的”、能够统摄其他学科的学科。所谓的“科学”，就是使用量化手段来研究人类及其社会，这源自对自然科学的模仿，或者说为了寻求自然 科学的尊敬：社会科学试图通过统计学和实证主义所宣称的客观性完成自身“科学”的合法性的论证。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和斯坦福大学开创的首批传播学博士课程，便强调定量和统计方法的训练，学生阅读的也主要是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拉 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等人的定量研究。当施拉姆的门徒毕业以后前往其他高校就职，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同样也是传授定量方面的 课程。时至今日，美国大部分传播学博士项目依然是教授定量研究为主的课程，大部分传播学者进行的都是聚焦媒介效果、以定量为主的经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传播学的影响逐渐扩散至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量化为主的经验研究进而成为全球范围内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范式归一使得传播学的边界逐渐清晰，带来了传播学博士项目的繁荣和发展，也促进了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然而，范式归 一也会固化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压制其他传播学范式成长的可能，最终限制的是学科的想象力和发展，传播学由此进入长时期的 内卷阶段，直至现在。 

 （一）问题的封闭性 

问题的封闭性指的是传播学关注的问题越来越狭隘，聚焦于微观层面的媒介效果研究，包括媒介对个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尽管传播学建立了学科合法性， 从一个研究领域变成了学科，但是我们却逐渐失去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原先那些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研究问题也变得稀有了。后续的研究不断对媒介效果进行验证，比如媒介使用满足了用户需求，商业广 告改变了消费者态度，媒体暴力影响了儿童的现实攻击行为等。部分研究质量上乘，但更多的是平庸、模仿之作，不但于理论无建树，而且造成研究问题的单一性和封闭性。更让人不安的是，对媒介效果研究的过往成果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对于媒介是否有效果、媒介效果强度如何，学者经常得出不一致的结论，甚至荟萃分析的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媒介效果其实相当微弱。 

（二）理论的内衍性

理论的内衍性指的是传播学研究往往是经典的二十几个理论的重复验证，而没有新的发展。这个问题在布莱恩特（Jennings Bryant）和米隆（Dorina Miron）的文献分析中得到了印证。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 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 （Donald Shaw）两位学者1972年首次在《公共舆论季刊》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续的近50年不断被引用和延展。截止到2021年5月15日，该论文谷歌学术引用数高达14425 次。大量的研究都是对议程设置理论的重复验证。这些研究“在方法、议程的维度、测量方式等多方面有不同，却证明了同样简单的相关性问题”。德弗勒（Melvin DeFleur）在 出版《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后，曾发出感慨，为什么大众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鲜有里程碑之作？在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看来，很多研究往往不能将他们的发现与理论联系起来，没能对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支持或应该修改作出判断。廖圣清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更是薄弱，大多数研究停留在“仅应用”“理论应用”等浅层使用上，而尚未有论文提出新理论。

（三）方法的失衡性

就传播研究的方法而言，占主导性地位的是量化研究。沃尔特 （Nathan Walter）等人2018年针对传播研究的旗舰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进行分析，发现以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美国学者以外的声音所占比例甚低。廖圣清等人2019年对我国主流传播学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九成以上论文不包含任何研究方法。在包含研究方法的 272 篇论文中，241篇是定量研究，15篇是定性研究，16篇是混合式，同样显示了定量主导的模式。 

定量研究自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过于偏重量化手段反而导致传播 研究陷入“不科学”的风险——效果研究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结论便是明证。因为即便是自然科学，也不可能保证其研究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把握，更何况社会科学对复杂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测量。定量方法只要存 在瑕疵，就难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者如果缺乏严谨的方法训练，有意或无意犯下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使得研究结论无效乃至误导。以网络问卷调查为例，受访者出于个人偏好、动机和意愿等原因，可能没有认真对待在线调研，常常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依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在线民意调查中的虚假数 据可能占到了4%-7%。在我国，网络调查已发展成一种牟利主导性产业，众多网络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过程中存在相当数量的问卷服务代理，后者通过无意识、无意义的问卷批量填写，提升问卷回收率从中获利，调研质量进而遭到根本性破坏。 

（四）学科的边缘性 

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我们想象中更频繁，但从外引进的多，对外输出的少。不同阶段的研究均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88年， 苏钥机分析了10本SSCI 传播学1983 年至1985年的引文数据，发现大部分传播学研究引文都来自心理学 。2009 年，帕克（Han Woo Park）和莱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期刊之间的引文频率，发现社会心理学 和实验心理学期刊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传播学期刊作者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来源。2011 年，巴奈特 （George Barnett）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除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传播学也有很大影响，传播学对这些领域的期刊引用较多。2019年， 朱蕴儿和傅景华对 93 种传播期刊在1997年至2016年间引用和被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过去 20年间，跨学科的引用主要源自心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少数几个学科，尽管心理学的影响主导地位在下降。

 作为一个起源于“十字路口”的学科，传播学自创的理论和方法有限，且缺乏向外扩张的能力，这一点与传播学发展较晚有关。学科交叉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仅仅是传播学单方面依赖于其他学科，而无向其他学科输送的能力，传播学的学界影响力便无从谈起，传播学只能 始终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 

传播研究面临的问题并非现在才有，传播学科的危机意识一直都存在。施拉姆创建传播学不久，研究公共舆论的学者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便感叹传播学处于枯萎状态。施拉姆不敢苟同，声称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不是一个学科，并未死去。期间一路走来，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重量级学者反思，比如《传播学刊》在1983年、1993年、2008 年、2018年都出版过反思传播学的专刊。时至今日，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学科交叉不断加强，传播学的生存与发展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在 我们看来，传播研究要想突破目前的内卷化困境，就必须自我革命，沿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破局。 

（一）调整经验研究 

为破除内卷化的困境，我们首先应该调整经验研究的重心。经验研究大致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大部分的媒介效果研究都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研究媒体对受众个体认知、信念、态度、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代表性理论包括框架效果、 启动效应、第三人效果、议程设置、 社会学习、使用与满足理论等等。宏观层面的研究，聚焦于媒介对群体和社会的影响，较为知名的研究包括知识沟、创新扩散、风险传播等。如前所说，传播学诞生以来，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宏观层面的经验研究相对较少。我们需要将经验研究的重心调整过来，更加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沿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将新闻传播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进而研究如何利用新闻传播来改进社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消解种族仇恨、倡导男女平等、缩小贫富差距，寻找失散亲人、开展远程教育，保护自然环境等。比如，新冠病毒的爆发使得种族主义抬头，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言论和攻击明显上升，这和美国前总 统特朗普以及当地媒体将新冠病毒 界定为中国病毒密切相关。质言之，网络舆论影响了现实中的攻击言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下，媒体信息如何影响了仇视亚裔的言行。如果发现了 其中的影响机制，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采取预防或应对措施，以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这就是改良主义的进路。 

（二）激活批判学派

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经验研究的名义，聚焦媒介功能，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过去 几十年间，在经验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批判学派的活力却在下降。2018年《传播学刊》出版新酵母专刊的反思 ，就是源于期刊论文“日益专业化、主流化，以致有些与社会现实问题脱节，特别缺乏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的文章” 。我们批判经验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并非说经验主义本身存在严重问题，而在于其消解和压制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应该质疑经验社会现实中隐藏的历史前提条件和未来的可能性和机会，以及研究 它们的方式。激活批判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在为数不多的批判研究中，美国学者批判的主要是种族主义，多采取实证主义的路径；欧洲学者批判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常采取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批判学者过去批评主流经验研究格局太小、分工太细，现在批判研究自身也陷入类似困境。除了批判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学批判学者如果将文化视为抗争的场域，将传播视为赋能的机制，就会发现传播研究面临辽阔的“蓝海”，比如数字劳工、身份政治、公共领域、女性主义、流行文化、信息与社会、压迫和反抗、网络行动主义等议题。除了开展传播批判研究，另外一种激活批判学派的路径便是改写传播学史。大部分传播学理论著作 着墨的都是经验主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而忽视或弱化了批判学派的地位。席勒（Dan Schiller）出版的《传 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便是改写的典范，有助于提升批判学派在传播学史中的地位。 

（三）强化学科对话

传播学总是从其他学科中获益，这是一种优势，因为理论上我们可以整合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我们的对象。学科交叉也鼓励了理论创新和知识融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中，可以更好地帮助到学者。尤其是随着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属性会 变得更加显著，强化学科对话也将成为传播研究破局的重要路径。 

学科对话首先是指理论之间的熟悉和对话。传播学虽分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但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可互为参照。比如，批判学派可用经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假设， 经验学派则可借鉴批判学说提升研究问题的深度。除了学科内部的对话，传播学更应该和相关学科对话， 对对方的重要理论了如指掌，并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合理应用。与此同时要防止将理论和其提出背景和语 境的割裂，生搬硬套，断章取义，仅将对方理论视为装饰性的工具加以利用。 

学科对话其次是指方法的借鉴和使用。科学研究是提出真问题、好问题，那么如何回答问题成为后续操作的关键。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研究发现的有效性。方法没有优劣之分，能解答问题的方法才是好方法。传播学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实验 法源自心理学，民族志源自人类学等。但至今为止，大部分传播研究主要还是借助问卷调查、实验法、内容 分析等有限的几种手段完成。无论是进行定量还是定性研究，我们均需要从相关学科吸取营养，扩充我们研究方法的武器库。比如，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研究者应该积 极向计算机学科学习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的技巧。对于有志于进行批判研究的传播学子来说，则需要加大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方法、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训练。 

学科对话的第三种路径是将论文发表在相关学科的期刊上。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唯有相互看见，才算完成了对话，传播学才能真正影响其他学科。目前大部分的传播学者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发表在传播学期刊上，这不利于提升本学科对学界的影响力，也是本学科边缘化的表 征和结果。传播学研究关注的许多重要议题，比如虚假信息、隐私保护、风险传播、健康传播、人工智能、新媒体营销等，都是社会性话题，也是其他学科关注的重点。如果传播学者主动将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主流期刊上，就能提高被其他学科学者看到的机率。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学便可和其他学科互动，并对它们 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扩大社会影响 

传播学研究源于社会危机及解 决危机的需求，传播学本身就是一 门“实践性学科”。我们应该把实践 理解为变革性实践，其目的是实现 社会变革，努力为每个人创造美好生活。因此，传播学者需要知行合一，尤其是通过高质量的教学科研活动来影响学生、企业和政府，以扩大传播学对社会的影响力。首先，在信息泛滥和碎片化的时代，公众更加需要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的 新闻传播教育应着重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优秀记者和意见领袖，通过他们影响和服务民众。其次，传播学者需要提升对政府的影响力，帮助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以确保 新闻传播活动符合公共利益。其三，传播学者需要关注企业，尤其要关注具有媒体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的逐利本质使其因追逐商业利益而 忘却社会责任。传播学者需要帮助它们理解信息传播的伦理规范，树 立“不作恶”的企业文化。在这些方面，我们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在努力， 但跟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成果相比还是较为单薄，传播学者还应继续努力成为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 

［基金信息：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5G 时代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变革和治理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19ZDA328）；上海市教委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 新闻伦理与法规 ”（项目编号2019-01-07-00-02-E00010）的阶段性成果]

 (邵国松：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雪莹：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8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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