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我是如何成为上证报专栏作者的
来源：上海证券报
李迅雷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成立不久，股市便十分火爆。虽然当时的投资者数量或交易规模与现在相比小得可怜，但那个年代都是现场交易，各个证券营业部都是人头攒动，交易非常活跃。
当时已经有报刊杂志及广播电视开设股市分析栏目了，如《新民晚报》、东方电视台等，也出现了上交所主办的专业性报纸——《上海证券报》，但分析方法几乎都是技术分析。我看了总觉得有点玄乎，类似于街头算命的。而且，在我看来，不少有悖基本逻辑的观念在市场上却大行其道。于是，我就有了撰文的冲动，想去反驳这些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点。
在1993年夏天的一场会议中，我认识了一位上证报的记者，笔名叫丁东，他鼓励我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于是，我随后把一篇文章寄给了他，这应该是我在上证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叫《技术分析与分析的技术》，核心观点是当时流行的那些技术分析方法太Low了，对资本市场的变化需要有基本面分析，需要提高研究的深度。
或许是因为编辑对我的观点比较认可，从此之后就不断向我约稿。当时大部分上海居民家里都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写作都是用有格子的稿子。我好在有一个“拷机”，编辑就用拷机向我约稿。遇到交稿时间比较急的时候，则通过传真把稿子传过去，寻找传真机就成为我经常发愁的事。迄今为止，我还保留着用传真机发出去的大部分稿件。
当时上证报和其他大部分报纸一样，只有四个版面，其中第一版是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新闻报道，第二版是上市公司新闻，第三版是市场行情及分析，第四版是综合类的分析文章，包括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等，我的文章基本发表在第四版，而且后来我也成为了上证报市场版的专栏作者。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信息量并不大，所以，你写的东西容易被大家读到，观点也容易被大家所了解。就这点而言，我还是非常幸运。
记得作家余华曾说过，“假如我晚两年写小说，现在我还在拔牙，这就是命运”。我开始参与资本市场的时候，硕士毕业已经有好几年了，当时属于“高学历”，而那些被尊称为“股评家”的知名人士，可能大部分都没有本科学历，投资者学历水平则更低。如今，大部分证券从业人员的入职门槛就是硕士，行业过度竞争，研报多如牛毛，90%的卖方报告几乎没有人读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初能够持续保持的写作冲动，就是因为资本市场在初创时期出现了很多“幼稚”现象，让我萌生各种“不服”，总是想去告诉大家，包括管理层：你们的观念有问题、规则设计有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90年代初的时候，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市场的投机氛围非常强，故市场的各类参与者存在认知偏差也很正常。
作为上证报专栏作者，通过两年多的持续写作，我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受邀参加各类研讨会的频次也多了，那时还被上交所聘为“上证30指数咨询专家”。但我始终对市场涨跌或上市公司的经营缺乏研究兴趣，尽管这两项研究的市场需求是最大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但我似乎更喜欢研究宏观的及确定性大的对象。
1993年国债期货交易在上交所率先推出，这正好是我感兴趣且可以通过计算给予准确估值的品种。因为国债期货属于利率期货，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与货币政策及通胀水平的关联度较大。所以，我可以通过预测CPI、利率走向等来获得国债期货品种的合理估值水平。在没有研究国债期货之前，我的宏观经济应用研究基础并不扎实，而国债不仅涉及财政，更涉及金融，这给了我补学宏观经济绝佳机会。因为后来国债期货的定价与保值贴补率紧密相关，等于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物价走势三者串了起来。
1994年，整个证券市场的热点都在国债期货市场，股市早就被边缘化。而国债期货的主力都是机构，这也是我在散户时代却接触到很多机构的原因。那个时候我几乎一周要写好几篇文章来论述有哪几个国债期货品种被低估了。印象比较深的是337品种，我认为大约被低估了10元。后来事实证明我的“价值发现”是正确的，从我的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只用了很短时间。
1995年2月23日，发生了327品种交易的违规事件，当天我正在给内蒙古财政系统作培训。实际上327事件并没有导致国债期货交易关闭，但市场却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的逼空行情。如92五年期的319品种被多头疯炒。
面对这样非理性的炒作，我觉得应该提醒市场保持冷静和理性。于是，1995年5月14日下午，我给上证报编辑打电话，说我准备写一篇《论国债期货的理论价格与319品种的估价区间》的文章，编辑请示领导后，告诉我可以马上写，争取明天刊登。于是，我赶紧动笔，写完一页文稿，便发传真给编辑，他就马上打字编辑，终于在晚上六点多写完。第二天，我发现上证报居然把我2000多字的文章全部刊出，其中有600多字用粗体字刊出。我的核心观点是：319品种的合理价格为168.8元，低于交易价约20元。3天后，国务院宣布国债期货暂停交易。
1996年，我加入原君安证券研究所，从事固定收益研究，当时的君安领导对我的国债研究报告非常重视，自营部门会根据我对某个国债品种的走势预测而作出相应决策。这显然与我在上证报发表的诸多关于国债的文章有关。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在券商从业已经25年了，尽管岗位变动很多，但我的研究情结依然如故，并与上证报仍然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在上证报成立3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伴随中国资本市场一起成长的上证报越办越好，不断扩大影响力和读者覆盖面。同时，我也希望现在的金融青年能像当年的我一样，通过上证报这样的媒体大平台，担当推动新兴市场发展的使命，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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