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新阶段中美贸易关系怎么走？
本文作者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常冉系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于2021年底到期。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目前完成度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第一阶段执行率？在当前美国通胀高企、我国经济力求稳增长的情形下，第一阶段之后中美贸易会产生哪些总量及结构的新变化？美国是否有降低对华关税的新诉求？中美贸易会面临哪些新挑战？本文将展开分析，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如何收官？
疫情扰动、通胀高企和高水准目标导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存在不小难度。截至2021年11月，我国自美进口约完成两年总目标的58%。农产品、制成品和能源品的进口分别已完成两年目标的84%、58%和43%（图表1和图表2）。一是农产品采购完成度较高，达到84%，对其他农产品进口国产生挤出效应。农产品的两年目标新增量仅为2017年进口额的1.3倍，且农产品价格弹性小且进口需求稳定，故完成难度相对较小。二是能源品采购完成度较低仅为43%，主因是能源品的两年目标新增量高达2017年进口额的7.7倍，目标设定较高。三是制成品完成比例介于农产品和能源品之间，为58%。制成品行业对劳动就业要求较高，但美国疫情波动、结构性失业严重，加剧了制成品供给紧张程度。
第一阶段期间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形势未变。虽然我国对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力度并不小（图表3），但期间美国对我国的进口依赖度加强，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自我国的进口增速2019-2021年间显著上升，由-21.4%升至6.1%。从商品结构上看，美国对我国的进口依赖是全面性的（图表4）。
当前美国高通胀是制约第一阶段协议目标完成的主因。高通胀提升了中上游产品价格，降低出口竞争力，拉低进口意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2021年涨幅5.5%，远高于2020年1.8%的涨幅。为保障外贸利润和物价相对平稳，规避自美高价商品的进口，成为经济主体自发选择。同时，由供应链瓶颈引发的通胀加剧了美国出口增速回落。历史数据表明，美国的出口增速与通胀率走势具有同步性，但自2021年7月以来，美国通胀水平和出口同比增速出现背离，通胀高企的同时出口增速下滑（图表5）。不同以往单因素驱动通胀，本轮通胀由“货币投放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多因素共同作用。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在货币超发和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情景下，社会产出降低，失业率居高难下，随之带来生产供给不足、出口动能乏力。
二、改善中美贸易和下调对华关税成为美国缓解高通胀的可选择手段
当前，美国物价上涨制约消费，拉低居民消费信心。调查显示，本轮通胀造成家庭支出成本增长高达3倍，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创2011年以来新低。物价飙升刷历史新高，但非农时薪同比增速居于高位，远未“跑赢”CPI上涨速度，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抑制就业恢复。美国PMI物价指数由年初77上升至85，但产出指数则由60降至59，显示不断高涨的物价拖累了制造业的产出。结合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率不高的情况，调整并降低对华关税可能成为美国缓解高通胀的重要手段。
事实已经证明，抬高对华关税的成本由美国消费者主担。据美国政策研究机构（AAF）统计，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在2020年美国进口商品中涉及3319亿美元金额，增加的关税成本合计514亿美元。据测算，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2.4%的成本，仅7.6%的成本被我国消化。这不仅给美国企业造成1.7万亿美元的市值损失，且两年内加征关税使美国家庭总收入降低了88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支付高出原价约20%的费用，加重了美国消费者负担。
加征对华关税加剧了美国国内供应瓶颈。据2018年以来的数据观测，美国受特朗普关税保护政策涨价较明显的进口产品，受供应链瓶颈影响也较大。其中耐用消费品关税涨价6.1%，供应瓶颈涨价49.2%，金属工业用品及材料关税涨价2.0%，供应瓶颈涨价30.1%。下调对华关税，有助于缓解美国供应瓶颈最为严重的耐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的通胀压力。
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考量：有足够的意愿和空间进行关税调整
在美国经济复苏受到高通胀和疫情干扰的当下，促进中美经贸回暖正在成为对华贸易政策的优先选项。去年9月10日中美元首通话为中美关系定下“重回正轨”的基调，释放出双边贸易关系改善的信号。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强调了中美贸易不应“脱钩”，而要“重新挂钩”，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关税重新评估程序。11月12日，美国进出口商协会（AAEI）等24家美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联名致信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要求“扩大关税豁免程序，为美国人提供额外的救济”，体现了美国实体经济降低对华关税的较强意愿。11月16日，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进一步增强了中美经贸发展正面预期。12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路透社会议上表示，每年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确实导致美国国内物价更高，通过重启排除程序降低上述关税，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
虽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缓和”意向明确，也具备足够的意愿和空间调整降低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但从贸易利益的角度看，美国全面快速下调关税可能性不大，大概率会有步骤、阶段性地推进关税豁免。从实际经济利益出发，关税对CPI涨价影响较大且对我国进口依赖较高的行业可能列入优先减免范畴。其中，机械设备、机电类成品将进入最先减免行列。一是高关税对机械制造、劳动密集产业的通胀影响最显著。据测算，关税对皮革鞋制品、电子光学仪器、机械制品、橡胶塑料CPI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5.2%、2.5%、1.3%和1.1%，其他商品的CPI影响系数均小于1%。二是美国电气制造、机械设备对我国依赖度最高，输入型通胀路径对美国物价影响的强度最大。根据中美国家间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美国进口完全消耗系数，经过我国出口对美国通胀的行业影响系数测度发现，计算机设备、电气设备、金属制品等机电类商品对美国输入型通胀影响系数居于前列。同时，通过中美贸易结构分析发现，美国自中国进口机电商品的占比高达45%，是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大类商品。三是从美国关税排除清单可推断相关产品优先进入豁免行列。美国对华启动了关税“武器”的同时，也给一些重要品类留了“后门”。自2018年12月起，USTR网站上陆续公布关税排除清单，机电产品和机械设备优先进入关税排除清单。2019-2021年间，非防疫物资的排除清单及延期清单生效的商品数量中，机械设备、机电产品、家具制造、汽车船舶的平均占比最高，分别为41%、36%、10%和9%。
将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纳入关税排除清单与美国价值链地位和专业分工有关。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通过测算美国的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行业的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发现，美国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的前向参与度高于其他机电品生产大国，表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地位，占据研发高端环节；同时美国的后向参与度高于其他机电品出口大国，表明美国占据销售服务的尾端位置，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国内，低附加值环节外包海外，对机械设备和机电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较高。故当全球疫情突袭，对美国价值链两端环节产生较大冲击时，原有关税壁垒加剧了价值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阻塞程度。
劳动密集型商品关税减免将视东盟生产链恢复情形而定。据美国历次公布的关税排除清单，食品、农产品和纺织服装始终未大规模进入到清单中。只有在2020年二季度越南等地实行封锁后，防疫物资、“宅经济”品类才陆续进入美国的排除清单。若东盟产业链修复，中长期订单回流，则美国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依赖度可能会下滑，但若东盟产业链修复不稳，短期内订单难以回笼，则美国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需求或仍将维持。
四、2022年中美贸易走向展望
1、对美贸易仍将保持稳步增长
美国外需拉动仍具刚性，但对美出口有边际走缓趋势。当前变异病毒不断干扰经济复苏，美国服务业对商品消费的替代短期内难以实现，美国的商品外需仍有刚性。但美国各州失业补贴已在9月陆续停发，美联储预计于2022年一季度结束Taper（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规模），提前步入加息和缩表阶段，美国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需求回落基本明确。今年体现美国消费潜力和进口需求的“超额储蓄”和“超额消费”将呈现双降，可能拖累对我国的需求拉动。
东盟经济复苏短期难以挤占我国对美出口份额。受疫情波动干扰不断，东盟产业链恢复一波三折，供应链缺乏稳定性保障。去年东盟接种率最高的是越南和泰国，分别约为65%和64%，仍低于我国77%左右的接种水平。我国和东盟的疫苗接种、疫情防控的反差决定了我国对其出口供给替代效应短期内仍存。2021年4-10月，美国自我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由13.7%升至16.5%，同期越南进口占比由2.9%升至3.2%，显示东盟产业修复短期并未挤占我国份额。今年我国对美国出口仍有韧性，但鉴于高基数和刺激政策退出，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中美贸易协议可能重启谈判，我国自美进口将较快增长。2021年在中国采购的拉动下，美国第一阶段协议产品出口保持增长，显著好于其他品类，是撬动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规定“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控情况，导致一方延误，双方应进行磋商”。鉴于此，第一阶段未完成的目标可能会在下阶段经贸谈判后调整继续执行。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国际能源市场和美国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若第一阶段继续执行或将面临调整。
2、对美贸易结构可能有所改善
我国汽车和机械等产品对美出口可能受益。目前美国汽车和机械设备处于强补库需求阶段，根据美国分行业的合意库存指数测算，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的上轮补库周期平均增速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2.5%和1.8%，而上述产品的最新季度补库增速均处于低水平仅为-10.1%和-4.5%，显示其较强的补库动力和需求。综合对华关税减免的推断和美国基建法案的落地来看，我国电气设备、机械以及塑料橡胶等制造业的出口将得到提振。若对华关税减免达成，对美国To B端机电类产品出口景气抬升，我国外贸企业增收不增利的境况可能改善。
我国钢铁和化工等基建产品的美国需求拉动显著。2021年4月以来，美国“钢铁荒”持续存在，首先向美国政府提出降低对华关税诉求的就是美国钢铁商会。在全球致力于“脱碳生产”和用工缺口扩大的情况下，全球钢铁产能收缩明显。在未来全球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基建类高排放产品的供给紧张局面短期难以扭转。去年11月拜登签署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一旦落地将是美国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党派基建法案，5年内美国约投资5500亿美元用于修建道路、桥梁和铁路等。未来美国在依靠基建拉动经济和就业的前提下，对钢铁和化工等基建产品的需求将有增无减。RCEP已于今年落地生效，根据其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规则，我国从RCEP成员国进口石化原料、钢材原料和基建品零部件的成本大幅降低，有利于压缩基建类生产成本和提升钢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综合而言，在我国基建产品具有较强出口竞争力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复苏和基建法案落地将对我国钢铁和化工品形成较显著的出口拉动。
我国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仍会延续较高景气。在疫情波动影响下，美国消费者尚未明显缩减支出，而是更多采用线上消费形式。2021年美国网上销售额占美国零售业总销售额20.9%，高于2019年约7个百分点；2021年网上销售额同比增长11%，相比2019年增长了61%，线上消费品类集中服装制造、日常用品、玩具、视频游戏、书籍等。2022年美国劳动力短缺依然存在，生产端修复依然滞后，耐用消费品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缺口。2021年11月，美国私人部门职位空缺率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制造业、零售业、批发业的职位空缺数分别是2020年一季度的2.8倍、2.5倍和2.2倍。美国制造业的工业生产指数（SIC）同比增长率从2021年4月的24.2%降至11月的4.9%，逐月下滑显著，制造业生产恢复并不乐观。在劳动市场尚未修复、制造生产恢复缓慢情况下，我国耐用消费品出口对美仍占举足轻重地位，能够缓解美国供应缺口和通胀压力的终端消费品（如服装箱包、玩具、家具附件、杂项制品等）对美出口短期内仍将维持高景气。
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可能继续增长。第一阶段协议涉及农产品关乎美国摇摆州利益，拜登政府若要保证2022年中期选举顺利，则亟需平衡并解决摇摆州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更加关注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目前拜登的支持率已由6月的65%下滑至11月的44%，降至上任以来最低水平。农产品是六大摇摆州的主要出口商品，预计2022年农产品仍将是中方采购重点，拜登政府或将出台政策保障农产品出口。目前，我国自美进口农产品主要为玉米、大豆和棉花等，自东盟进口农产品主要为木薯、棕榈油和热带水果等。虽然RCEP落地生效，我国自东盟进口农产品关税成本降低，但从商品结构看自美农产品进口难以被挤占，我国自美农产品进口有望持续增长。
来自美国的传统能源进口可能会被新型能源部分替代。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能源产能收缩，供应紧张仍未解决，但生产修复和消费韧性对能源需求不减，加之拉尼娜寒冬增加主要国家能源储备需求，进一步扩大了能源的供需缺口。鉴于此，美国为保障国内生产和消费，石化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品的出口意愿降低，我国自美传统能源的进口可能被压缩。但美国新型能源的制造和出口意愿显著增强，为支持美国国内绿色经济的发展，拜登政府颁布1.75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包含5500亿美元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持，未来光伏、风电、储能和新能源汽车等进入加速发展期，对此类新能源产品的出口推动力度将加大。2021年11月，中美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美经贸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改善领域的合作将有所加深。未来我国自美能源类产品的进口中，新型能源的份额可能有所提升。
美国针对我国的芯片等高端制造产品的出口限制仍将存在。美国于2018年开始对我国进行301调查，涉及价值约500亿美元，涵盖1300多种商品，锁定在“中国制造2025”的产品领域，目的是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拜登政府不可能在高精尖技术产品上放松对华限制。例如美国允许国内企业对华为出口汽车芯片，但限制国内企业对华出口5G用芯片等高技术含量产品。目前至少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等产业仍是美国施压的主要领域，其相关上游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可能仍将受限制。
五、积极拓展全球多元化贸易格局，有效应对美国贸易政策限制
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改善程度和发展进程仍有不确定性，需要采取综合性举措来加以应对。
一是充分利用RCEP落地契机，积极拓展外贸“朋友圈”。充分利用好RCEP的开放承诺和规则条款，促进贸易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扩大“一带一路”对我国外贸的带动作用，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谈判。拓展泛东北亚区域的贸易市场，降低对固定进口来源和出口输出地的依赖，以实现高水平、多范围的贸易开放合作。
二是加强出口跨境电商发展和海外仓储建设。疫情影响下，我国出口美国的耐用消费品逐渐转向线上销售，因此跨境电商新模式和海外仓储新业态的建设，将在中美贸易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应加强贸易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建成一批要素集聚、主体多元、服务专业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优化海外仓项目的承保条件，支持海外仓更好地发挥降低运输成本的作用，目前我国海外仓数量已超过了2000个，总面积超过了1600万平方米。同时丰富完善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更广泛的服务外贸企业。鼓励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推出有针对性的融资、信保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海外仓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是布局进口多元化战略，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定中农产品和能源品的完成进度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能源初级品存在一定依赖。根据WTO预测，2022年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多国通胀上升，低收入国家40%的消费将用于支付高涨的粮价。我国是初级产品的进口大国，需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多双边合作，通过中长期贸易协议等方式，建立粮食和能源的应急供应保障机制。实施粮食和能源类商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改变进口来源地相对单一的局面。
四是加大力度发展核心技术新兴产业，以打破自美的安全审查和限制清单。中美经贸关系虽然释放缓和信号，但拜登政府仍通过供应链安全审查和限制进出口实体清单等手段制约我国核心科技发展，未来核心技术攻关仍需依靠我国自身驱动。为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应继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对“专精特新”科技企业进行补贴，并增设更多奖项鼓励在科技创新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企业。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拓宽和欧盟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当我国企业在国外法治国家遭遇法律纠纷时，应学习研究并积极运用所在国的法律条文，聘用专业团队采取针对性举措，有效应对滥用国际规则阻碍我国科技发展的事件。
五是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和汇率波动，提升外贸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2021年前三季度，企业套保比率为22.1%，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说明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有明显提升。企业应加强与专业银行机构的合作，选择合适的金融衍生工具，明确企业部门职责、衍生产品品种与期限、决策机制及重大事项，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政策与制度。银行应创新汇率避险产品，推广电子渠道结售汇服务，重点关注和服务中小微外贸企业，协助外贸企业在汇率波动中实现财务影响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