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当今世界，一方面，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及全球经济均面临着不同的“困”局，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经过三年多来的贸易与科技战正处于脱钩还是“再挂钩”的关键时期。

那么，“困“局如何解开,  脱钩结局怎样、“再挂钩”前景如何等，成为当前市场的深度关切。我们认为，脱钩是死路一条，只有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合作性地”再挂钩“，才能解开各方的”困“局，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困境，使两国和全球经济都走上正常与健康发展的轨道。

应该认识到，当前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均面临着不同的“困”局

美国经济的困境 – 危机渐行渐近

首先，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占比过低，2020年其增加值仅占GDP的10.8%，趋于“空心化”；投资占比过小，2020年资本形成仅为GDP的16%，而最终消费高达81%；对虚拟和高端产业的依赖度过高，2020年占GDP 8% 以上的行业为房地产、专业及商业服务、政府服务、制造业、金融、和教育、医疗及社会救助，占比分别13.4%、12.9%、12.8%、10.8%、8.6%和8.6%，除制造业外多为虚拟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同时高度依赖高科技和军工行业；贫富差距过大，2020年收入基尼系数高达49%，1%的富人的财富总额大幅高于80%穷人的财富总额。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掉入“刺激陷阱“。近10余来美国政策当局为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一系列超常规的财政货币政策宽松，包括货币政策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QE），财政政策超大规模的救助支出、减免税，财政赤字、国债发行和政府债务货币化，致使各种政策上限不断突破。政策已掉入”刺激陷阱“，不断掉入，越掉越深，难以自拔。最近在高通胀压力下政策开始收紧，但难以走出”刺激陷阱“。

再次，要对上述的结构性缺陷和政策偏差进行补救或纠正又面临着多重的两难，包括“制造业回归”与工资刚性的两难，要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谈何容易；增加投资与高消费习惯的两难，要改变人们的高消费习惯何能为之；政策宽松实质性加码与减磅的两难，加码则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边际效应更低，减磅又削弱增长势头并更难平衡各方利益；和减小贫富差距与维持市场活力的两难，降低富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必然降低市场活力，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的活力。”

最后，金融/经济危机与政治/社会危机互相推动渐行渐近。美国还面临着各种尖锐的政治/社会矛盾，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居民身份、不同政党归属、不同社会地位及不同代际的国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与经济困境的相互交织与推动下，美国的金融/经济和政治/社会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经济的困难 - 转型任务艰巨

经过4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转型任务。

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在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的高速增长期后，中国经济能否在今后的几十年实现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要实现须克服众多困难。

第二是科技跃进迫在眉睫。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由科技驱动的阶段，当今世界又正值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加之美国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重点打压，中国必须战胜各种挑战实现科技跃进。

第三是结构升级刻不容缓。中国的经济结构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结构升级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大引擎，克服万难也要推进。

第四是在改革开放须打攻坚战。在旧的领域， 国企和金融改革最为关键；在新的领域，建立起应对双循环、人口老化、绿色低碳及数字经济等新形势的新体制尤其紧要，都非轻而易举而须攻坚。

全球经济的困态 – 滞胀威胁日增

全球经济增长将呈拾级而下之势。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起大落，逐步走低。今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速都将放缓，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和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也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拾级而下，不断下行。

通胀则显波动走高之态。近年来各国CPI通胀在波动中不断走高的趋势将难以改变，发达经济体总体上持续的货币宽松和大宗商品价格难以抑制的上涨势头决定了今后全球CPI通胀上易下难，资产性通胀不断攀升更难以避免。

同时，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南北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动力、科技进步、金融及经济风险管控以及新冠疫情应对等方面的分化将日益扩大；全球化走势则在逆全球化潮流下动荡不安，美国的倒行逆施和恣意妄为是主要威胁，难以消除。

同时须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紧密非凡，对美、中及全球经济的贡献均不可低估

中美经贸关系紧密非凡

中美经贸关系，包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向直接投资和双向证券投资，还包括作为双向直接投资积累成果的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的市场销售。

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 1350亿美元，进口4521亿美元，美国逆差3171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404亿美元，进口156亿美元，美国顺差248亿美元。

中美双边投资日积月累，形成高额资产和收益。2020年当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23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60亿美元，美国净流入37亿美元。更应看到，投资余额快速增长，2020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余额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余额分达1240亿美元和840亿美元，造就了大量两国在对方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惊人，企业数量超过7万家，其中97%盈利，2017年总销售收入额就高达约7000亿美元，利润额约500亿美元。

两国经贸关系结构上失衡，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大幅逆差，但服务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均为净流入，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销售收入更大大高于中国在美跨国企业的销售收入。

总量而言，以年度销售收入额计，初步估算，(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总额+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总额+中国在美跨国企业销售总额) 为9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总额+美国在华跨国企业销售总额) 更高达约11000亿美元。

9000亿美元和11000亿美元都是巨额，说明两国都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巨大收益。但11000亿美元显然高于9000亿美元，表明美国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总收益更高于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得的总收益，所以美国一直抱怨的从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亏的说法是完全占不住脚的。

对美、中及全球经济的贡献均不可低估

对美国经济贡献显著。上述11000亿美元左右的美国对中国的总销售额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左右，换算成增加值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2个百分点左右，间接贡献更大得多。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占美国总出口和总进口额的7%和20%左右；美国在华跨国企业每年高达700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额相当于美国经济的3%以上，换算成增加值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1.2个百分点以上。据中方统计，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也为美国各个行业的企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据市场信息，美国玩具的85%、防护口罩的45%、药物的80%、稀土产品的90%以上、以及武器配件的70%均由中国提供；另一方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是从美国进口牛肉增长最快的国家，是美国波音公司飞机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是美国谷物出口的重要市场。美国在华跨国企业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额对这些企业及其美国总部的直接利润贡献不言而喻，对美国经济的间接贡献更不可忽视。以高科技企业为例，美国总部的巨额研发和大量高端产品很多应用于或依赖于在华跨国企业的生产。据高盛公司统计，美国的半导体科技公司中，思佳讯、Wynn Resorts、高通、博通、Qorvo、美光科技、德州仪器、IPG Photonics、西部数字、微芯科技、英特尔等大牌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分别高达83%、73%、65%、54%、52%、51%、44%、44%、39%、30%和24%。

中国经济也得益良多。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中国总货物出口18%，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外需，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就业从而经济增长；从美国的货物进口占中国货物总进口的7%，补充了中国经济的内需，尤其是填补了农业、能源和高科技产品的国内缺口；从美国服务进口满足了中国对美国教育和旅游服务等个人需求和对美国技术研发和软件服务等企业需求；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从美国引进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提供高端装备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经营对满足中国各方面的产品需求和加快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及管理现代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还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两国都是对外经贸关系的关键性支柱，鉴于美、中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和第一大贸易国及第一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因而也是全球经贸关系的重要支柱。更应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是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是美国主导的全球流动性的重要通道，为全球贸易、投资、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所以又是全球经济运行的融合器和稳定器。

脱钩将大大加深各方的“困”局

将大幅加快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

贸易脱钩必将为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贸易脱钩，美国从中国的货物进口必然骤降，导致美国国内商品短缺、供应链断链、通胀攀升，从而经济和金融市场大跌。现任美国政府官员终于承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92%）由美国进口企业承担了。最近美国通胀大幅上涨，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也是贸易战所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必然大跌，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农业、能源、高端制造和高档消费品等行业将面临外部市场需求骤减的局面。作为回应措施，中国政府也对美国的部分农业、能源和制造业产品加征了关税，致使2018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大跌53%，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出口分别骤降47%和90%。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中美贸易战造成2018-2019年美国GDP下跌0.5%，劳工市场丧失24.5个工作岗位，每个家庭损失675 美元的实际收入；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估计贸易战造成美国企业市值损失1.7万亿美元和投资下降1.9个百分点。这些后果还只是初步的与低估的，若贸易战加剧以致贸易完全脱钩，综合直接与间接影响，初步估计，将起码降低美国GDP3.5个百分点。

投资脱钩势将造成美国的巨大损失。投资脱钩，双边投资中断，中国将被迫中止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经营，这些企业将不得不撤出中国市场。则美国在华跨国企业每年70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销售额将化为乌有，其庞大的资产也将消失或大幅折价。要知道700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额是美国对华货物出口总额的5倍以上，相当于美国经济的3%以上，换算成增加值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1.2个百分点以上；失去此，对在华跨国企业及其美国总部无疑是直接的巨大打击，对依赖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利润及研发成果的美国国内企业和个人，进而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的间接打击更不可低估，很多相关企业将陷于破产的境地。中国在美跨国企业也将被迫停止经营，其所雇佣的近20万美国员工将被解雇，向美国政府上交的税收将消失，在美国产业链中所起的与中国市场有效连接的作用也不复存在。同时，两国间的金融投资也将停止，中国所持的高达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将不得不卖出，对美国国债市场以及整个金融市场和美国国家财政状况的冲击可想而知；华尔街所梦寐以求的大举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愿望更要落空；美国创业者对中国的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业也将止步。若投资完全脱钩，综合直接和间接影响，初步预计，将起码降低美国经济2.5个百分点。

综上，若美国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完全脱钩，将起码降低美国经济6个百分点。

滞胀必然愈演愈烈。在贸易和投资的完全脱钩起码降低美国经济6个百分点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将必然走向停滞与衰退。为此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再次诉诸于政策刺激，财政货币政策不得不再度放松，从而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 但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不断降低，难以阻止本来基本面就脆弱的美国经济在脱钩中停滞与衰退。另一方面，通胀水平的攀升将势不可挡，美国CPI已升至7%，贸易与投资脱钩造成的商品短缺和产业供应链断链以及市场失灵将很快地将之推高至10%以上。

金融、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随时爆发。随着财政政策在“刺激陷阱”中陷得更深，财政赤字、国债规模和国债的还本付息额最终将冲破可接受上限 ，国家财政从悬崖坠落；随着中国市场的消失和产业供应链的断链，企业破产将大规模增加，失业人数骤然上升，企业与银行共陷困局；随着经济停滞与衰退和企业盈利骤然下降，股票价格将掉头向下，股价泡沫破灭；随着居民对经济进而收入的预期猛然下跌，房屋价格将转而走低，楼市好景再逝；债券市场也将是类似情形。政治/社会风险也将陡然上升，从政党恶斗、政府停摆、大规模示威游行、种族冲突、街头打砸抢、冲击国会、抢劫银行与企业，直至社会暴动。在这些风险与金融/经济风险的相互交织与推动下，美国的金融、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将随时爆发。

也将明显增加中国经济转型的困难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风险首要的就是中美经贸脱钩。脱钩将使得中国失去一大块外需，又产生一大快内需缺口，同时还将导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减少，这些都将明显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增加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难度。

中国的科技跃进也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要实现科技跃进，与外部世界的科技及人才交流，尤其是与世界科技第一大国的科技及人才交流是重要一环；脱钩了这一环节将被切断，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削弱科技跃进的势头。

经济结构升级和机制转型也是如此，阻力必将明显增加。在如今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需求、供给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市场化机制的完善都应在外循环的配合下，即在与国际市场互相交流的配合下进行，否则进度将受阻并可能走弯路。脱钩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互相交流不可能，将大大减慢中国结构升级和机制转型的步伐。

还将显著加大全球滞涨以致各种危机的威胁

首先，脱钩使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面临危机和第二大经济体转型困难，必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全球经济的停滞或衰退将很快成为现实。

其次，美国必将转嫁危机，更肆无忌惮地大印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引发全球通胀攀升并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更被再次大剪羊毛。

再次，全球产业供应链和市场流动性的传输渠道将受阻和失序，致使全球贸易和投资发生阻塞甚至混乱，从而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骤减。

第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丧失权威和效用，从而各国政策失去协调，各行其是，世界陷入无序竞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更加遭殃，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

第五，全球经济的滞涨及市场动荡不断上升，显著加大全球性金融、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威胁。

中美经贸关系正处于脱钩与“再挂钩”的关键时期；合作性“再挂钩”是唯一选择

拜登政府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方向未变，在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近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经济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措施，甚至还增加了新的措施，但正在考虑“再挂钩”。

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正处于脱钩与“再挂钩”的关键时期。尽管目前“再挂钩”的具体涵义不甚清楚，拜登政府的“再挂钩”毕竟比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有所不同，是改变脱钩的积极一步。

与中国经贸脱钩经济代价巨大，从经济角度是美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难以承受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对于短期经济增长都非常看重，对脱钩造成的增长不断下滑不会任其而行。同时，受挫的美国企业不会坐以待毙，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国会和政府进行游说；受损的消费者也不会视而不动，将对执政党施加巨大压力。

但不惜经济代价遏制中国的政治性冷战思维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是最大的威胁。在这种思维下将没有赢家，中美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将遭殃。相信理性最终将占上风；美国政府必须摒弃不惜经济代价与中国脱钩甚至战争的冷战思维。

拜登总统最近多次表明不会与中国打“冷战”。如果言行一致，则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将放弃脱钩而转向“再挂钩”。

那么问题是如何“再挂钩”。一种是合作性的“再挂钩”，即恢复以往两国互利性的经贸关系与机制并构建新的互利性经贸关系及机制；另一种是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性的“再挂钩”，即置以往两国互利性的关系与机制于不顾，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更有利于美国而又更有效地遏制中国的经贸关系与机制。

但显然，中国不会接受损人利己性的“再挂钩”，不会上“钩”，则就谈不上“再挂钩“；要“再挂钩”，合作性的“再挂钩”是唯一的选择。

合作性“再挂钩”空间庞大

合作性“再挂钩”的空间，首先是恢复中美贸易与科技战之前合作性的两国经贸关系与机制。即，结束过去3年多来由特朗普政府发动，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下来的中美贸易与科技战，撤回贸易与科技战的相关行动和措施，以恢复之前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员交流的正常往来和两国在双边及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机制。

此外，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着众多新的经贸合作领域。这些领域既关双边又系全球，包括新冠疫情应对机制及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气候变化应对、世贸组织（WTO）改革及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改革、能源安全保障、数字经济竞争规则制定、基础设施更新与建设、产业供应链通畅保障、金融风险管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动力培育、推进共同富裕等。

关于当前两国推动合作性“再挂钩”的若干建议

合作性“再挂钩”刻不容缓，但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时间逐步完成。因而中美两国应先易后难地推动合作性“再挂钩”，但须迅速行动。

综合考虑紧迫性和可行性，我们对当前中美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性“再挂钩”提出八条建议。

这八条建议是：1）建立与政治分离的双边经贸“再挂钩”体系，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2）实质性地减磅脱钩措施，走出结束贸易与科技战的第一步；3）开展抗疫合作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快两国及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复苏；4）加大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4）重启双边投资协议（BIT）谈判，发掘在新兴产业和金融行业的双向投资新领域； 6）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7）抓紧寻求在全球经贸体制改革紧迫议题上的共识；8）赋予地方政府与民间在两国经贸交流方面的更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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