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以色列令人震撼

周其仁王育琨频道

2020全新奉献当当网率先上市

周其仁仙人指路

新冠疫情带来的观念撕裂，中美脱钩的喧嚣，把全球化带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危急时刻，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什么是理解这个世界？）？该向哪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我研究的一个心得是向内反求诸己——危难中砥砺自身活下去的能力（王育琨：活下去的能力）才是根本。任正非带领的华为，给我们提供了好的借鉴（华为以反惰怠为生《任正非找北》）。

今天又听到了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几年前以色列给周其仁教授的强烈震撼，触景生情又深深震撼到了我。确实，在四面环敌贫瘠的戈壁上，以色列一往无前的科技创造力是如何炼成的？荒漠奇迹来自科技创造力，来自信念与教育。对今天在爬坡的中国企业，又有什么样的启迪？不多说了，邀请您聆听周其仁的演讲，他一环扣一环层层递进，把一个深刻的问题，简单呈现出来。

“接近美，接近神”，进入内心的巨大喜悦吧！

王育琨手记

2020.6.10

精选阅读：

周其仁：以色列奇迹给我的刺激

也是机缘巧合，我有幸参加了正和岛企业家俱乐部组织的以色列访问，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撼。

一、以色列的过去与现在

以色列非常有名。犹太旧约（《圣经•旧约》，希伯来文称作《塔纳赫》）里有一句话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一个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这是写在圣经里的话。

但是，当你走进去一看，就不是这个事。以色列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又热又干。马克•吐温在1964年对以色列有过描述——景色凄凉方面是首屈一指、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地扎眼，四周无遮无拦，没有远近的感觉。在这里距离不产生美，这是一块令人窒息、荒凉、贫瘠、毫无希望的沉闷土地。

但眼前的以色列，有绿洲，有非常好看的花园，完全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美丽景象。这么美的景象，却是在年降雨量50毫米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腾冲到黑河的那条对角线降雨量是200毫米，已经被认为是半干旱，不适合农牧了。而以色列很多地方年降雨量仅仅50毫米，包括死海周围。为什么能有这么美丽的景色？就是靠人！

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同意犹太人复国，可以在加拿大找块地方。以色列人坚决不要，非要回耶路撒冷，非要在这块地方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梦，把全球认同这个想法的犹太人召回复国。

二、以色列的奇迹

1. 滴灌技术

我们去访问的这个地方，就是从沙漠里一道一道开发出来的，修得像花园一样漂亮。当然不光是苦干，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用技术，以色列在沙漠里发明了滴灌技术。我们访问了创造滴灌的这家公司。当年是工程师意外发现，所有树都会死的，就是后院不远处这颗树一直活得好好的，仔细一查发现是因为水管渗漏，由此发现水管渗漏是一个办法。地面的蒸发量太大了，把管子扎上孔埋到底下，又省水，又能保证植物的需要。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以色列国土面积12000平方公里，我们北京是1600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可耕地60万亩，一半国土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最后成为“欧洲厨房”，海水淡化技术出口。今天以色列的主打招牌不是农业，但农业的成就也非常令人吃惊。前段时间我去河北，海水淡化技术用的就是以色列的，算下来比德国、美国的技术成本低。

2. Start up Firms

更厉害的是它的Start up的企业，整个国土一共800万人，有7000家初创企业，涵盖各个领域。我们都说硅谷厉害，硅谷最厉害的公司没有一个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研发中心。这是个打仗的地方，为什么在这里设研发中心？人厉害。我们今天都说手机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能移动？摩尔定律没讲到，芯片的存储信息18个月翻一番，热量也会翻番。如果热量翻番，怎么减热？台式机还有一个风扇，手机风扇在什么地方？英特尔特拉维夫研发中心的科研人员，提出这个问题攻下这个难关，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是造福人类。谷歌天下知名，现在你做搜索，你打一个字没打完，他秒速就告诉你全人类查这个字最可能出现的是哪个。这个技术是谁的？是属于谷歌特拉维夫研发人员的。

这种故事在以色列这么小一块地方，会一个接着一个听到。你就想，神了，这块地方到底靠什么？800万人，却拥有7000家Start up Firms。除美国、中国之外，这里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以色列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高科技部门贡献了以色列出口的50%、就业的10%。就这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2014年的人均GDP3.5万美元。

三、以色列的崛起之谜

1.信仰的力量

以色列凭什么崛起？凭人！人凭什么，凭教育！我们中国人一直重视教育，去了以后发现以色列教育跟我们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他们信仰的力量比我们强大。那么多人，世世代代信这本书，羊皮书上抄了多少年，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怪怪的，根本不会信，但他们就信。他们5岁开始就读这本书。一本是犹太圣经，一本是多少年来犹太最出色的拉比解释《圣经》的一本书，今天有翻译本叫《塔木德》，2500万字，里面有各种故事。这两本书每个以色列孩子从5岁时就要读。他们就信这本书。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厉害的，他们信犹太民族是上帝之子，不管千难万险，犹太民族将来会更美好。我去了以后很受触动。

2.探索未知的求知思维

以色列的教育方法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非常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不是靠背、靠记、靠教条建立起来的。小孩子读圣经是两人一组、三人一组一起读，辩论、讨论，老师讲的可以反驳，上帝讲的可以质疑，这是它的教育方式。它传授知识不是记住已有的东西，重点是探索未知的东西，是知识的重点。这一条我们距离拉得大，我自己在教育领域工作，真是要好好反省。他们最厉害的一句话，我们代表团30多位都记住了。孩子放学回来，犹太人的母亲不问你学了什么，更不问你考了几分，就问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反观我们当家长的，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都是问考得怎么样（众笑）。从小培养的这个思维习惯产生强大的生产力。所以代表团的人都说要学会问问题，回国去见了孩子就要问，可是30几个人不够啊，得好多人都来问，都来把学会问问题当成是知识的生命。

3. 逆水求难的哲学精神

这个民族没有别的资源，就靠人所学的知识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访问时请了犹太国内第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来做报告，不是让他讲技术，而是让他讲成长历程。他的发言很感动人，他说小时候他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顺水好走，逆水难走，她说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性格。不管做什么事情，有点成就他就从头来，专业读了好几个，以色列学霸没对手，就到美国去，同时读两个专业，当上终身教授后觉得没意思，又回到以色列。他永远逆水走。

《塔木德》里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天下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为什么？难做的事没有别人碰。容易的事情对手一定多，难做的事情对手少。从竞争理论看，这个哲理是一流的。

从小妈妈就这么教育，不要你迅速成功，不要你图简快，要挑难的事情做，才能做成大的事情。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2018-11-15根据周其仁教授演讲视频整理而成）

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岛君说

2015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正和岛岛邻周其仁随同正和岛商学院造访以色列时，被以色列的创新和文化所震撼——我们该如何思考我们的未来？

回国后，在参加2016联想之星WILL大会时，周其仁教授以“一个经济学人眼里的未来”为主题，分享了他在以色列的所见所闻。

以下是发言记录，经周其仁老师全文修订，7000字深度好文，绝对值得所有人一读，建议15分钟阅读。

作者：周其仁

图片：视觉中国

来源：正和岛

主办方今年出的题目，对我来说一时拿不出好答案。有难度，是挑战，所以很愿意把一些不成熟想法提出来请各位批评。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做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之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自那时起，这个大判断一直在经受检验，说资本主义要灭亡、却一直还没有灭亡的紧张挥之不去。

前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是二战，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在和平时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争中不但没胜出，还弄得一个经济停滞、体制僵化，到前苏联解体，不可能留下明确乐观看未来的遗产。

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1980年提出20年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

不过回看上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数之不尽、纠缠不清，没功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来的。

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粒子时，无从预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

不确定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

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只是非严谨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当然代表。

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

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卖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

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

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起来当真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小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

“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中译本，第87页）。

根据什么呢？

“老一辈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由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同上书，第88页）。

不管在座朋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去年以来两次访学之旅。

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

行前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

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

哪来这套本事的？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一是人家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较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二是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教士）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小时侯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这辈子要永远逆水走”。

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据说是《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容易做成”。

另一场精采分享，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介绍研发“铁穹”（IronDome）的故事。

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

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

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六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三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

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贺的礼花！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

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

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否则，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看创新。

事情缘起2015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办过一个论坛，请到一家中国创投公司的创始人王煜全，介绍他们在美国投资科创项目的经验。他还请来一批美国科创公司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现场说法、演示、答疑，一起讨论王煜全概括的“美国积木式创新”，让参会师生大开眼界。

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丰教授躬逢其盛，参与组织了积木式创新的访学之旅，并发表他与煜全合著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遇》，详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怎样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联邦科研基金、非赢利大学、教授与博士、各路创投资本、企业家等等资源有效组合，在极不相同的技术经济方向上创新，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创新的意义。

我是全程听了那个论坛的发言，也全文拜读过王、薛两位的新著。多年习惯，凡听得有意思的，最好能实地看一看。知道今年他们还组织“积木式创新的深度考察之旅”，报名成行，与三十几位同有此项偏好的同事校友一起游学两周，刚回来不久。

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所以此次游学，基本就在旧金山湾区与波士顿走廊，围着两家知名大学打转转。

过去是来过的，也听过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以及MIT的校训“动脑又动手”。原来不知道的，是美国最好大学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来也不设围墙的校区，与市场和产业精锐部队，打成一片。

还是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

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看到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MojaveAir and Space Port）了。

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来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开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买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再说Hyper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一个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7-800公里！

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她的CEO干脆利落用半个多小时简报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

据说在拉斯维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程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其实要领也没有——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

人家百无禁忌，“国家（nation）观”与我们也不大一样，里面含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民，绝不单单只是“政府”，更不仅仅只限“官人”。百无禁忌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

这后面没有薛兆丰在游学中屡屡强调的“制度”，当然完全不成。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个钱财、人力物力的，干什么不好呐？

我们还看了一家叫Witricity的公司。创始人是MIT的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支持无线充电，从大学得到专利授权，找来创投资本和管理人就创立了这家企业。

现在他们的实验室产品可以拿得出手看，但见一块充电软垫上，放几部手机、笔记本电脑上去，立马自动充电，连一根电线也没有。电动车充电就不再需要建电桩。更妙的是，透过人体可以给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之类充电。公司架构也有意思，教授做学术顾问，企业家管公司，各方分享股权。

波士顿附近还有一家公司1366，研制太阳能硅片。现行技术是把硅块切成薄块，贵重的硅材料在切割中要损失一半。新技术可以一次成型薄硅片，再也无须切割，成本省一半，使太阳能发电接近火电的价格。

我问CEO，你们量产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中国去制造？他说不会，已在纽约州北部选址建厂，但生产出来的硅片会运到珠三角组装，再送向市场。

王煜全最早投的Wicab在威斯康星，公司老总专程到旧金山给我们作介绍。他们发现，人并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通过眼睛把外部图像信息传输到大脑，然后在大脑成像。根据这个原理，盲人只是接受信号的眼睛出了问题，但只要他们的大脑成像功能还在，就可经由别的途径输入信息，重见光明。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设备，让盲人含在舌头低下（“电子棒棒糖”），另辟蹊径把图像信号输入大脑，让盲人看不了也能见！

路上带着布赖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不是易读的一本书。不过跟着看了十多个科技项目后，觉得明白了一些。

何谓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

那什么是“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而技术不外就是“概念的物化”。

更好懂的是，“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它们主要来自标准域外的经验；它们更容易伴随展示交换的过程产生；它们经常在网络中得到促进”（中译本，第120页）。这不正是此次游学我们天天见到的吗？

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

我认为他找到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第87页）。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

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

要让中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到1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亿、30亿。

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未来比你想得还要好》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医学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各位一试。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最后，小结几点分享。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

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

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

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

都有道理的吧，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小提琴协奏曲：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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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以色列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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