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它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第二个案例就是日本的农产品市场

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战后经验：用“线”换“绳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