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危险了

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的几年，基本就处在一个突围的状态。为什么要突围呢，我们被什么力量围住了呢？一个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另一个力量是我们自己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这也把我们围住了。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

——周其仁

12月5日，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开幕。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年会并发表演讲。

以下是周其仁教授演讲实录：

差不多两年前，2019年的1月，海闻老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做过一个讲座。他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今天很高兴参加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我特地选了起飞这个题目做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对海闻老师花了很多心血建设这个共同体表示敬意和感谢。

题目当中这个起飞，有很高的辨识度。因为在这个研究经济增长发展的领域当中，只要讲到这个概念，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同时影响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移民到美国以后，是耶鲁的高材生，后来又去了牛津读了硕士，又回到耶鲁读博士。

二战期间，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聘用，根另外一名经济学家用他的专业知识为反法西斯服务，主要研究怎么轰炸德国，可以尽快赢得胜利。当时的结论非常有意思，轰炸石油设施而不是交通枢纽，对法西斯的失败影响会更大。用的办法是经济学的基本办法。

战后他在很多名校任教，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因为他推崇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所以就被约翰逊和肯尼迪政府两届美国总统征用，成为白宫的决策人物之一，他引起争议最大的是推动越南战争。主张对越南大规模征兵并且轰炸北约的南部。

越南战争结束，肯尼迪下台后，所有学术单位都不再聘用他，因为美国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二战后的制高点。最后他是在奥斯汀，在江森设置的学校任教，给了他几十年静心研究学术的机会。

他这个起飞的思想，是1958年应邀在剑桥的一个讲座，提炼出的这个起飞理论。58年做了讲座，60年出版，题目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这本书我想我们学术传统当中，不会因为一个人物而废除他的言论。但是他提供的思想，可能还有某种借鉴性。

罗斯托的增长理论，特别是起飞理论，比较可取的是，他把整个经济发展看做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函数可以描述和概括。既然是个很长的过程，他就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研究。

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传统的特点就是靠自然资源，听凭天命，而不能主动地运用科学和技术，那么等到什么是起飞呢，就是开始把科学革命的结果，主动的大规模地有意识的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改变要素投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经济成长的水平，提高人民福利。

他认为从一个传统经济走向传统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要有一个加速度。他从飞机起飞当中得到了启发，飞机起飞需要有个瞬间的加速度，没有足够的加速度，地球引力是不能被抵抗掉的，飞行是起不来的。

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当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他根据历史经验，概括了三个条件：

第一，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要5-10的投资率。因为如果没有5-10，按照当时的资本产出率，经济增长不会超过3，如果不超过3抵消不了人口增长，抵消不了人口增长，经济总量虽然扩大但是人均所得没有持续的显著提高，那就不能叫做现代经济增长。增长定义就是人均水平持续显著的提高。

第二，就是主导，经济增长既然是个过程，它会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率先发力，然后它会传导到其它部门去。这种担任引擎，担任往前冲的部门，要有明显的增长效果。比如英国早年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建设，德国的化学工业等等。这是他第二条要形成经济主导部门。

第三条很重要，这也是罗斯托跟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把多数经济学家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纳入到他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当中，他认为第三个重要条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阶层进行冒险，进行创新，才能把技术逐步地代进经济过程。他认为这三条符合，经济就实现起飞。一般起飞要持续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高品质的生活。这大概是罗斯托经济理念的主要特点。

他的长处，我刚才讲了，就是看到过程。看到过程不是均匀连续的变化，它中间会有惊险的中间有跳跃，会有一些非连续的变动。你看人从爬行到直立他就不是连续的，他不可能慢慢慢慢站起来。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有类似的过程他用起飞来描述。

这个理论，海闻老师在两年前的讲座里大概也是用这个框架介绍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当时有个很重要的结论，说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长，第二呢，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这是两年前海闻老师的结论。

我想在海闻老师的论点基础之上，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比如说，罗斯托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因为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统一，然后工业化，然后形成强有力的带动部门，投资率包括当时苏联的援助，显著超过了10%。同时呢，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从事计划经济活动的行政部门，指挥部署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按照1952年起飞，二三十年的持续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起飞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不算实现了起飞，虽然投资率高于5-10%，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先导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但是中国整个结构的特点，还带有传统经济的特征，80%的人口在农村，分享的国民所得只有二三十，所以农民极其贫困。

农民的贫困就没有购买力来消化工业品，所以工业的增长也没有厚实的内需的基础，同时技术包括电力，七八年我们还有很大比例的无电人口，这方面我非常推荐我的同事张维迎老师的一篇网文，叫做《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1959年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农民家庭，当年一直到他上大学，没有电。衣服是妈妈奶奶纺织做的，从来没用过电话。村里唯一的钢是镰刀的刀刃。家庭的铁都非常少。更没有内燃机其它一切配置。当时中国还没有义务教育制，很多不识字的人口，所以现代技术要扩散，基础条件也不具备78年不能看做起飞完成。

78年往后30年，中国的起飞是否实现？我想从2008年来看这个问题，分歧是会很小的。从2008年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几十年的10%的高速增长。10%以上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投资在30%左右。假定资本产出率是3%左右的话。这样的高速增长，强大的带动部门，非常重要的是，在城乡之间有了新技术扩散的条件，文化、教育、训练，各地的竞争，都对这个过程起了作用。

所以2008年，科斯用他的诺贝尔奖金，请了大概50位中国的企业家，地方官员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开会庆祝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说飞起来了，因为次年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再过一年，中国就成为出口第一大，再过两年中国就成为进出口第一大和工业产能的第一大。

现在我们转到罗斯托理论的薄弱环节。罗斯托理论的薄弱环节，在我看来，对起飞后的研究不够。也许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让第三世界实现起飞，实现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最关键一跃。但是对飞起来以后的经济，他无论借用的飞行器的模型，还是对经济增长后面几个阶段的概括，显得是一帆风顺的，起飞后就会走向成熟，成熟后就会走向高消费、大消费，然后推进到高品质增长。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比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你看我们从2008年，当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但是你也可以问啊，为什么87年美国这么大的金融，一天道琼斯为什么可以掉到500点这种冲击，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感觉，那是因为中国开始开放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的高速增长是跟开放息息相关，但是倒过来，外部的所有波动就会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所以你看08年的冲击，09年我们就是4万亿。这是应对冲击的反应。4万亿本身要带来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需要后面的措施。08年以后我们认为经济稳定在中高速，会进入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新常态”，后来证明不是常态，还是一个经济变动的时代。

后来发生过好多事件，从08年以后，四万亿有四万亿的后果，金融市场股灾，不同的部门，然后我们再看到虽然我们经济体总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极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悬在头上。

难度在什么地方呢？难度是经济已经飞起来了，高速度带来所有参与者的很高的预期，这时候如果速度再发生变化，经济再发生变化，那么对整个经济主体的主体心理、行为的影响，比没有飞起来之前还要严重。

你看我们的新常态没有维持住，以为再低一点，5-6的增长应该可以稳住吧，然后就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这些都有偶然因素，但加到一起，跟日益进入开放流动性极高的经济基本状态，它是有内在关联的。所以我们应该着重讨论，起飞理论以后这个经济怎样持续稳定。

这方面我看过飞机发明的故事，可能罗斯托都没有很注意飞机的发明，其实是起飞后的问题大。莱特是飞机飞行器的发明人。其实莱特之前很多飞机都飞起来过。

1896年德国有一个发明家叫李林塔尔，他把滑翔器飞起来过2000次。他最后摔死了。原因是飞机起飞后不能维持平衡，在不同风向的压力下，最后飞机失事，摔断了脊椎次日死亡。

莱特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启发他们对飞机发明做工作的方向。莱特兄弟是经营自行车的，当时开了家自行车店，对自行车的熟悉，让他明白不是飞机能否飞起来，而是飞起来的飞机如何在颠簸中保持稳定平衡。自行车就是保持稳定的东西。自行车很难稳定，因为它只有两个轮子。他是把飞机看做带翅膀的自行车，不是飞起来而是飞起来后如何在猛烈的颠簸中如何保持平衡。

这个对我们研究经济会有类比类推的启发性作用。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经飞起来了，但是飞起来后面临的挑战，我的看法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自开放经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从大卫·休谟和斯密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两个人都是苏格兰人。

苏格兰是落后地区，英格兰是发达地区。合并以后，里面有个紧张关系。英国当时远不如西班牙发达后来是不如荷兰发达后来跟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在这个视野当中研究经济问题的，他们都不是狭隘的苏格兰佬儿，仅仅说研究我这块怎么富裕。他们是在比较当中、竞争当中看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落后的国家跟先进的国家一旦来往，这里头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你是很低的劳动成本，那里是较高的劳动收入，一旦贸易打通，某种程度对劳动力出口，那溢价定律就会发生作用，溢价定律如果发生作用，到底是收入高的阶层掉下来还是低收入阶层快速地涨上去呢？这里头会引发极其复杂的冲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冲突。你把这个偶然因素去掉，背后的经济问题，就是穷国富国之间的问题。

其实休谟当年已经觉得制造业是会跑来跑去，他会从工资贵地价贵的地方向工资低地价低的地方走。那这个走会带来什么影响？资本流动率总是高于劳动流动率。走了以后，原来地方的就业呢？原来地方的工作机会呢？

所以你看萨米尔森到临去世之前的这篇论文，某种程度就开始修订李嘉图的开放自由贸易方式。他观察到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都在技术进步，动态技术进步引发动态比较变化，如果一方的变动率，快于另一方、持续地快于另一方，萨缪尔森的结论是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所以这个逻辑背后推不出一个非常乐观的可以无条件自由贸易的政策。

这些问题对起飞以后的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虽然总量可观，但是在最关键的技术，最关键的领域，还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如果国际关系持续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那这个飞起来的经济要持续地飞，是困难的，何况中间还要经历很多猛烈的颠簸。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个飞机是跟所有以往经济学家研究的不同，他的体量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飞机。它不但超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你看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城乡的收入差，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这个已经引发了注意，有很多研究。

收入差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技术的差别，是产业的差别，是观念的差别，是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深刻的。

以中国今天在不同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你深入某些领域你会发现，彼此的看法比中外之间的看法还要巨大。这个挑战也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它在空中做所有动作的基调。因为内部有很大的紧张，内部有很大的压力。

你看我们不要光看美国有锈代，有早年的大英格兰地区的工业现在已经生锈了，我们也有东北老工业区啊，我们也有很多当年很发达现在往下走或者停滞的（地区）。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你又已经实现起飞，那挑战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问题，要维持平衡同时还要有很大的动力。你在地面运动把速度降下来就可以平稳，起飞的经济你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要有持续强有力的动力，否则我们那些还落后的尖端部门，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源往上爬的，同时要维持平衡，维持总量之间、金融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些方面的压力和冲力并不能保证像托罗斯保证的那样完成起飞之后，一定会走向平衡，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还会有波折。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争取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这架巨大飞机也包括中国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机群能够起飞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各位!

来源：CFO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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