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老娘
12岁，听老娘说，很开心
头拱地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车到山前必有路，
老爹老娘
在广袤的世界，有一个被称之为“智慧之井”的地方。无意间人们将“智慧之井”储存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新意识、灵感、创造力和生命力。
在我们兄弟姊妹的心目中，老爹老娘就是我们的“智慧之井”，沉静而深邃，是我们生命力之源。老爹老娘的价值（地头力：头拱地 出绝活），超出了“时间性”，始终放射出内在的光华和散发出鼓舞人向上的美好气息，而且已经成为人类精神山脉的一粒沙子。
老爹老娘像一个拼命压弯自己的良弓，以便使儿女的箭矢能够更迅捷地飞远。顷刻间，蓦然回首，老爹老娘不见了踪影！良弓弯了，断了，老爹老娘把自我彻底奉献出来。人类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重复着良弓与箭矢的故事。
嫂子毕桃李，出身于北京高干名门闺秀，父亲毕朔望，是外交官和著名诗人，母亲陶朔玉，是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大哥王育琦，出身山东烟台掖县的寒门子弟，老爹王希仁，老娘吕春华，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大哥大嫂是南开大学同学。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结成了良缘。差异巨大的两个家族、两个青年，会经历什么情感上思维上的碰撞？他们又各自丰富了什么样的精神？嫂子毕桃李的这篇文章简单直白，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大嫂的父母我都熟悉。伯父朔望外交官，著名诗人。曾经担任中国诗词协会秘书长。1995年在南京居住，我常常约上老同学南航的教授江可申一起去陪老爷子搓麻将。我不会玩，5分钱的押注，精于算计的老爷子，一晚上都可以赢20多块钱，他非常开心我们去玩。
伯母陶朔玉，还曾经带着大嫂的2个妹妹去我们莱州老家，真是蓬荜生辉。那些日子，我每每从他们身旁走过，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那年研究生毕业去北京找工作，大哥建议第一次去北京的我找伯父伯母帮忙。
我一进门，伯母就迎了过来，热情地让座递茶。伯父主谈不相关的事。伯母“用爱”、“用敬”看着我的眼睛，侧身坐着，仔细打听了我的状况，然后亲切而果断地说：“育琨，如果你找工作都不能自己找的话，谁能相信你会干好工作？”
我被伯母朔玉充满“爱、敬、信任”的目光感染了，周身涌起一股热流，那一瞬间我的眼睛都亮了。我说，“感谢伯母，我知道了。”伯母那双眼睛很神奇，写到这里，我都有点泪目了。大哥大嫂都说，孙女王圣迪（出演过《隐秘的角落》）像太奶奶春华，我看那双眼睛像太姥姥朔玉。
伯母朔玉的话，跟我老娘的话“是人不要管，用管不是人”很吻合。我很欣然地接受了。当时还想，一个外交学院的教授，跟一个农村大字不认识一个的老娘，怎么思维意识都一样呀！回望我独自闯荡北京的历程，自那以后我自己的事就没求过人。感恩智慧的老人，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我最深切的爱和信任。
清明节到了，愿天上的亲人和未来的孩子，可以收到我们的思念和承传。
2022.04.02
我人生照的第一张照片。大哥大姐上大学去了。老爹老娘、二姐王育香，二哥王育鹏，都走了。我想他们。
老爹老娘合影1969年
我的胶东情缘
毕桃李
我的公公婆婆已逝世15年了，每当想起他们来，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思念。在我和婆婆相处的38年中，我们以真诚和信任，培育了人间极其珍贵的真情厚谊，营造了超出婆媳关系的和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谨以此文表达对公公婆婆的深切怀念。
我的婆婆，一个普通的莱州妇女
01.
我的父母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负责国际版的编辑工作，后受党的派遣到国外开展地下工作。 1950年父亲奉周总理调遣回国，我当时8岁，随父母由瑞士日内瓦经香港来到北京。那时他们作为第一批外交官，立即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我只好在育才小学住校就读。当时我只懂英语，老师讲课听不懂，急得直哭，在老师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才慢慢学会说中国话。1955年考入师大女附中，196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育琦和我都是当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同学。
正当我们做毕业论文时，1966年5月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原毕业分配方案取消，全校开始停课闹革命。这时我和育琦不期而遇，有了充分交流思想观点的机会。我们对形势、今后的分配及各自的家庭等，都进行了坦率、真诚的交流。彼此发现，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认知，只是两个人的家庭、成长经历有较大差别。
育琦出生在胶东半岛莱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庭生活困难，在校享受助学金，家里一年才给他十元钱。他的床单是用几个旧面袋缝制的，总穿一双旧布底鞋和中式对襟衣服，一看就是典型的农村青年。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诚恳、朴实无华，办事认真，我们曾在一起搞过宣传工作，那时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的公公，一个朴实的农村供销社人员
每当提起他的家庭，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成长中许多感人的故事，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最使我感动的就是他的母亲。在解放初期，这个坚强的母亲为了支持父亲去供销社工作，毅然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养活七口之家，拼命地干活。一个小脚女人推着独轮车爬坡、过河在全村是独一份，十里八乡远近闻名。闹春荒和困难时期没有粮食，她就挖野菜，爬树摘叶，给老人和孩子充饥。
1950年桃李在瑞士
老娘自己不识字，却决心让儿女们都上学，她省吃俭用，白天下地，晚上弹棉花，为的是多挣几个工分。
1967年育琦与兄弟姊妹合影
育琦说，正是母亲挑起了家庭重担，他才有机会不断地上学，直到上到大学。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考试奶奶一定煮一个鸡蛋，他考初中时，在全县考了第一名，但他说，那是奶奶和母亲的功劳。
1965年桃李全家合影
他的母亲虽然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通情达理，非常要强。不仅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缝补浆洗样样周全，让每个孩子都穿戴整洁。
不论多困难，过年也要给孩子们穿上新衣裳、新鞋子。她常常大年三十不睡觉，连夜缝衣做鞋。一个老一辈农村女强人的形象，就这样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从这个母亲身上，我真正领会到人穷志不短，穷则思变的深刻含意。从对他的家庭、成长过程的了解，我感到育琦之所以人品好、学习刻苦、有才华，正是因为他经受过艰苦磨练，才真正懂得珍惜美好生活。我愿意抛弃“门当户对”的世俗，与他结伴而行。
我把我的选择告诉了母亲，妈妈当时是外交学院的英语教授，她心底善良，从小也是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在她心目中，人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是共产党员，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她豪不犹豫的明确表态：“只要人好，你们志同道合就行。”她还强调说：“你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你从国外回来就在北京住校，后来又去天津上大学，与社会脱离时间太长，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一无所知。”我这时才晃然大悟，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弱点是什么，同时也意识到母亲是从根本上支持我的婚姻。我深深地感到，我把自己一生托付给育琦是值得的。
1968年学校开始分配，我们俩经过努力都分配到了石家庄市。但是报到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市分配小组提倡哪里艰苦，到哪里去。按分配方案规定，育琦已在半导体厂上班一个月了，但分配小组又要将他分到山里去，后经多方疏通才终于留下了。
当时我们属于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我在报到时，分配小组不能专业对口，必须接收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于是我被分配到国棉一厂准备车间，当操筒挡车工，三班倒，需要走着接线头，每天相当于走四十里路。育琦在无线电二厂电镀车间当工人，各自住在厂集体宿舍，每周见一次面。
石家庄长安公园常常是我们见面聊天的地点。记得有一次，我接到妈妈的来信，告诉我：外交学院造反派说妈妈意志衰退劝其退党。当时父亲“走资派”的事尚未解决，又提出母亲的事，我心里十分忐忑不安，我把情况告诉了育琦，他非常认真的说：“不用担心，现在社会这么乱，说不定出现什么事，不管你的家庭怎么样，我们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在我困难时期，他最坚定的支持，给了我力量，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1969年10月我们的结婚照
1969年我们27岁了，爹和娘着急了，多次催我们回家结婚，因为按农村的习惯早该抱孙子了。谁知当育琦到厂里开证明信时，却遇到了麻烦，厂有关领导和军代表，已经了解到我的父母正在接受审查，让育琦慎重考虑，不要因为这们亲事影响了自己及子女的前途。育琦说：“谢谢，个人和家庭是两回事，自己已经考虑成熟，不会有新的选择，并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辈子非毕桃李不娶” 。经过多次交涉，他的决心打动了厂领导，终于开出了介绍信。
02.
1969年10月1日，我们在爹娘的催促下，回山东莱州结婚。记得9月30日，我们在蒙蒙细雨中经青岛乘汽车奔向莱州。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胶东半岛，沿途正在收获的一片片玉米，“人”字形屋顶冒出的缕缕炊烟，田间运送庄稼的小推车等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使我感到格外新鲜。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 我因父母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嫌”等莫虚有的罪名，使我背上了政治包袱，心情有时感到压抑和沉重，还不知回到农村老家究竟会怎么样？育琦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让我乐一乐，并说：“一切都会很好的。”他那耐心和兴奋劲，驱散了罩在我心头的乌云。
按农村的习惯，长子结婚是家里的大事，爹和娘为我们的婚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全家都热盼着我们回去，希望看看城里长大的高干子弟、大学生媳妇是什么样的。我和育琦刚迈进家门，爹娘和弟弟妹妹们就热情地迎了出来，我根据育琦的介绍，大声地称呼着：“爹，娘，二弟，三弟，三妹”，他们瞅着我直笑。娘更是喜笑颜开地把我们带进早已布置好的新房。醒目的大红喜字贴在正当中，大红的门帘和窗帘，把房间照得红彤彤的。整洁的火炕上摆放着被阁，迎面的书桌上古朴的大闹钟，发出嘀嘀嗒嗒的节奏声。山东流行的古式立柜，使房间充满古色古香的气息。据说这些都是当初娘的嫁妆。炕上的大花双人被和新床单，把整个屋子衬托得那样舒适和温馨。看完屋里又带我看前后院。啊，后院可真大，有许多高大的香椿树、石榴树和花椒树，还养着鸡和兔子。前院有枣树，扁豆和丝瓜都爬上了墙；牡丹花、月季花五艳六色，大朵大朵的绽开。看到这生机盎然的农家小院，真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愉悦感。而使我好奇的还是我们住的这个高大，敞亮而结实的砖瓦房，屋檐上还有花纹。爹告诉我：“这是大地主家的房产，房梁檩条都是好木头的，十分结实，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土改时分给咱们家的。”
1969年10月结婚后全家照
娘用莱州话一口一个“桃李”亲切地叫着我，不停地介绍家里家外的事，恨不得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我听，尽快让我了解和熟悉一切，看得出她是发自内心的兴奋。尽管爹娘都知道我父母正在接受审查，但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些，他们看中的是我这个儿媳妇，见到亲友就说：“儿媳妇的爹娘都是教授，正经人家。”
第一天我就吃上了家乡的饭菜，点着红点的大白馒头、鱼虾和山东的小炒菜，摆满了八仙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娘那种盛情让我很不好意思，她边给我夹菜边说：“快叨，快叨呀。”
我来到莱州的第一天，浓浓的亲情就把我带入到没有忧愁的欢乐世界。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和亲切。晚上睡在铺着厚厚褥子的大土炕上，心里是那样的踏实。就这样，我和婆婆的缘分从见面第一天就开始了。
第二天家里操办婚礼，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十二桌酒席摆满了自家和邻居的院子，还专门请来了厨师和迎客张罗事的帮手，热闹非凡。虽然我听不太懂莱州方言，但山东人的大气，豪爽和热情深深地打动着我，让我更加爱上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人生地不熟，只能跟在娘的身旁，听她的安排，学着她的称呼：“四姑奶奶好”，“大姑好” ，“二姐好”……迎接着每位来客。
来的亲朋好友，对我的身世早有所闻，都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主动打招呼，想解读一下这个北京来的特殊新媳妇。在相互敬酒的欢笑声中，有人提议让我表演节目，他们是想在我推辞的时候开始闹媳妇。可万没想到，我二话没说，高兴的走到一块空地上跳起了新疆舞，跳得轻松快乐，赢得大家的喝彩声和掌声。他们称赞我性格开朗大方，没有大家闺秀的扭囁劲，农村传统的闹媳妇节目也就自然没有搞起来。后来，育琦的二弟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你一跳舞就把大家震住了，媳妇都没闹成，你真行！”通过一天的婚礼，全家人加深了对我的了解。“育琦娶了个好媳妇”，很快在亲友中传开了。从那以后我与胶东半岛这个海边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娘非常热爱生活，富有多种爱好和情趣，她勤快了一辈子，能干了一生。爹说过“您娘自从进了王家门，可以说做尽了营生。”的确，娘干净，利索，非常要好，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她住在哪里，那里就窗明地净，一尘不染，直到老年，驼着背、弯了腰还是坚持天天打扫院子。
1970年晖晖与奶奶合影
我虽然有西式生活的烙印和长期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但丝毫没有影响我接受胶东的文化习俗。在开始接受胶东生活方式时，总是在好奇的体验着，可后来就逐渐入乡随俗了，成为我们家庭生活方式的主基调。记得有一年回家过春节，天气很冷，但准备过年的气氛很浓。娘这一辈子很要好，日子再难，过年也要给每个孩子换上新装，年轻时候她常常年三十整夜的忙。
1972年与育琦的大妹育清和小妹育龄合影
辞灶那天要扫房、刷房、大扫除，还要提前杀鸡、煎鱼、炖肉、煎豆腐及做各种美味小菜，采用木制的模型做出金鱼、福寿、元宝等各种花样的白面饽饽，再点上红色显得格外神奇。年三十家家贴对联、窗花、剪纸；中午全家吃一顿丰盛的大餐；下午包饺子，娘负责拌饺子馅，调出的馅香气扑鼻，最有意思的是饺子里还要包上钱币、花生、年糕、红枣和糖块等，看谁的运气好。
1974年与我爸妈和弟弟妹妹合影
吃到钱币意味着新的一年会发财；吃到年糕意味着高高兴兴；吃到糖块意味着甜甜蜜蜜；吃到花生意味着长生不老等。
三十晚上长辈带领儿女们为祖宗烧香上贡，屋里的灯彻夜长明。正月初一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大家都穿上新衣裳，大人下饺子，小孩子们开始放鞭炮，各做各的事，不能大声喧哗。点着灯吃饺子，这时小孩子们最为活跃，当吃到饺子里的宝物都纷纷报出来，使气氛达到高潮。吃完饺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晚辈给长辈拜年，有的磕头、有的鞠躬；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这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刻，不到六点就开始串门拜年了。年轻人开始走家串户，互致问候，长辈们在家等候客人，给拜年的人塞糖果、递香烟。按习惯扔在地上的花生、瓜子皮等杂物一般初一初二不要打扫，待初三早晨放鞭炮后再清扫。
1972年儿子雷雷出生与老爹老娘合影
爹娘忙了一个腊月，这时是最高兴的日子。见到亲戚朋友总要展示儿女们为他们买的新衣服和新首饰。四十年来，不论在石家庄还是在北京过年，我们都按老家的风俗办，这样显得格外热闹。
在胶东给老人过生日也是很隆重的事情。娘的生日是正月初八，正好在春节期间，是个很吉利的日子。这一天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前来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足有五十余口。大家带着寿桃、各式花样饽饽、点心、鸡蛋、牛奶、酒等礼物前来祝寿，娘忙着道谢，临走时还要将各家的礼物搭配、交换回送。后来娘老了，这些事都交给兄弟媳妇具体办理。过去生活困难时，大家就聚在家里吃碗长寿面，兄弟姐妹们忙里忙外，提前准备，烧火炒菜下面条，屋子里炕上炕下都坐满了人，气氛也蛮热闹的。后来日子过好了，就到饭店里包上几桌酒席，大家省了不少事。不管生日宴在家里办，还是在饭店办，主要是由兄弟育鹏安排操持，家里其它人协助配合。宴会前，娘和爹陪着客
1976年晖晖与爷爷在石家庄长安公园
人聊天，大家一面交流，一面开怀大笑。在宴会开始的时候，出门在外的儿女子孙纷纷打来祝寿的电话，这时娘一会儿接受家里亲友的祝福，一会儿接受外地的祝福，乐得合不上嘴。亲友们都赞不绝口，说娘好命，是个有福之人。爹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十七日，正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但来的人也足有四五十口。
老人过生日时，我们和孩子们，在外地都要分别为他们祝寿。现在我们也成了老人了，在我们过生日时，孩子们也是要千方百计组织全家团聚一下，搞一个生日宴并送上大蛋糕。
我从小在特殊环境长大，适应能力很强，但是我不会做家务活。自从进入了这个家庭，我决心入乡随俗，从头开始学习和适应当地的语言、称呼、礼节、生活方式和待人接物等。
娘来到石家庄和我们一起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条件。我逐渐学会做各种面食，娘还教会我絮棉花做棉被。我还向爹学会做鱼和其它海鲜的菜。娘做什么事都要求做得最好，干家务也是这样，衣着打扮也不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娘出门前，总要用扫炕笤帚把身上从上到下扫一遍，连布鞋也要打扑干净，头发要梳理整齐，虽然蓝色的大襟上衣已经很旧了，但总是很干净平整。
连石家庄的邻居回忆起她老人家来，印象最深的是：高高的个头，腰杆挺得直直的，手里拿个手绢，显得特别神气利索，可有风度了。在她的影响下，我们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育琦出门前一定要把皮鞋擦亮。正因为娘追求美好和时尚，所以我们包括孩子们，每次回家或过春节总要给娘和爹买新衣服，有时也买点首饰之类。老人特别高兴，一定马上试穿试戴，仿佛自己又年轻了。她常说：“衣服多得穿不了，别再买了。”但是我们做晚辈的，总愿意把老人打扮得越来越年轻，使他们对生活充满新的希望，健康长寿。
娘把我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体贴照顾，她常说：“我可不能像老社会的婆婆那样待媳妇。现在是新社会了，老法不行了，从我这就得改。”
1970年我生女儿晖晖前，娘放下家里的农活和家务事提前来到石家庄准备侍候月子。那时我们租住的临街房子条件极差，一间屋半间炕，地面坑洼不平，俩扇木门和纸糊的窗户把光线都挡住了，周围还有两个厕所。尽管环境这样差，娘却一点不嫌弃。她每天给我做五顿饭，每顿都是一大碗厚厚的小米粥，里面放着大枣和五个鸡蛋。娘还教我如何给孩子换尿布和按老家的方法包裹孩子。整整一个月不让我下床干活。产假期满我开始上班，工厂规定喂奶时间仅一小时。娘为了不让我急着回家跑出火奶，就抱着孩子走三里路，到厂门口等我喂奶。
后来“文革”的火，烧到我们外来的大学生身上，我无例外的接受审查和批判。为了让娘避开这不愉快的气氛，我坚持回家喂奶。可是受审时期我无法按点赶回家，娘只好一面给孩子喂糖水，一面焦急地等我回来。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不能把厂里受的委屈带回家。因心情不好，我的奶逐渐减少，孩子刚五个月就彻底没奶了。为了在娘面前装着好心情，进门时我总是愉快地大声叫：“娘，我回来了。”娘见到我特别高兴，马上把孩子递给我说：“快喂奶吧！”
有一次我刚迈进大门时，娘就着急的说：“桃李，你可回来了，可了不得了！”我一问才知道是娘将治肾病的药当成感冒药给晖晖吃了。
一看她那担惊受怕的样子，我马上安慰她：“别着急，没关系，出不了事，就是真出了事，大不了我再生一个。”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她。娘一直记在心里。三十年后一次聊天中提到这件事时，娘仍然很感动。也就是这些点滴的小事，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信任。你敬她一尺，她敬你一丈，她把我当亲闺女，我待她象亲娘一样。更有趣的是我怀老二时，害口很利害，就想吃老玉米。那时爹娘在老家，知道后几经周折才说服邮递员，帮助从山东老家寄出几根玉米棒子。可等寄到石家庄，玉米棒子又干又硬。我泡了两天，小火又煮了大半天才算解了馋。
晖晖雷雷1975年在老家合影
1972年生下雷雷后我没住院，育琦找到两轮大板车，把我和雷雷一起包得严严实实的从医院拉回家。一进门育琦告诉娘，生了个女孩子，娘说：“管他男孩女孩，大人孩子都好就行。”后来育琦才告诉她是个小子。娘高兴极了，她有了长孙，能不高兴吗？
爹娘为了减轻我们的家务负担，让我们安心工作，把仅七个月的孙女带回莱州老家。实际当年山东的家境还相当困难，爹在远乡的供销社工作，难得回家，弟弟妹妹们都在农业社干活。
在奶奶的精心照料下，晖晖在老家成长得健康可爱。雷雷满月后被送到我们厂办托儿所。当时落实政策我调到国棉一厂学校，教初三物理兼班主任，工作量大，又费心，照顾不好孩子。也是因为吃了我的火奶，雷雷总是拉稀，严重时一天拉十余次，我们常常半夜三更排队挂号，找好的大夫给他看病。
1972年10月1日我们带着七个月的雷雷到北京探亲。我妈妈看到雷雷身体状态，马上提出把孩子留在北京，由她来照顾。可当时我80岁奶奶身体不好，弟弟又有残疾，都需要家人照顾。妈妈上着班，负担实在太重，我真的很心疼。我娘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提出让雷雷回老家，娘说：“养一个是养，养一群也是养。”说得十分肯切。于是雷雷在两岁时，由我妈妈和妹妹护送，来到奶奶身边，这是两个老人第一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孩子在奶奶和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茁壮成长。奶奶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品德。
两个孩子在奶奶和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茁壮成长。奶奶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品德。
奶奶的直爽、诚恳待人、从不沾别人的便宜和孝敬老人的优秀品质，直接影响着两个孩子。记得晖晖四岁时，奶奶带她到别人家玩，走时顺手拿走了玩的一块滑石，回家后被奶奶发现，严厉批评了她，硬逼着她立刻送还原主并向人家道歉。奶奶反复教育两个孩子不许动别人的东西，不能占便宜。
1975年晖晖和爷爷与姥爷姥姥和舅舅合影
奶奶很亲这两个孩子，出门时总穿着北京捎去的新衣服，打扮起来，两只手一边领着一个，感到可自豪了。但是她从不溺爱和娇惯他们，常让他们去拾柴草和树叶回家烧火用。教育他们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米粒、饭菜掉在桌上一定要拾起来吃掉，不要剩饭；吃饭后要主动收拾桌子。奶奶时常对晖晖说：“闺女不顶墙，坠上个娘家娘。”要求她勤快能干、说到做到。很小就让她练习买酱油；从小培养她夜里自己去院里上厕所不害怕；上小学时，就让她自己洗衣服等等，锻炼她的独立生活能力，遇事不怵头。
记得儿子雷雷上学前，娘从老家带雷雷来石家庄。一个小脚女人肩上背着七、八十斤的东西，手领着六岁的孙子，自己又不认字，在济南由长途汽车转乘火车时困难重重，可是娘说：“那没事，鼻子底下有个嘴，走到哪问到那，谁都能告诉俺。”她告诉我们，到济南排队买火车票时，又怕丢了雷雷，可紧张坏了。娘的这种敢说、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娘是个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谁都知道她心直口快，讲直理，待人真诚，做事认真负责，热情好客。
1974年妈妈、大妹妹青青和我一起送雷雷回老家，两亲家见面非常亲热。娘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还带着妈妈和青青串亲戚。家乡的贴饼子、煎小鱼倍受妈妈和青青的喜好，家乡的浓浓亲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爹娘送晖晖雷雷回石家庄上学时，我们按排两位老人进京参观名胜古迹，爸爸妈妈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带他们到颐和园、故宫、天安门等地游玩和照相。两个家庭你来我往，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情感。双方父母心里都装着对方。我妈妈看到适合娘穿的衣服就买下，每年春节和糖果一起寄给老家。妈妈知道娘多年来一直帮我们带孩子，料理家务很不容易，充满感激之情。每次打电话都要我们代向爹娘问好。
1990年妈妈身体很差，总是腿肿背疼，虽然去京时，我们给她带了些药和电疗仪帮她治疗，但效果都不明显。年底，她拖着病体独自来到石家庄看望我们。两个母亲又见面了，她们亲切地称呼对方“姥姥”“奶奶”。娘以主人的身份千方百计给妈妈做可口的饭菜。当时，河北省由于长时间阴雨天，把小麦都捂坏了，面粉不仅有怪味，而且做出的馒头发粘。我妈妈说：“没关系，这种馒头一样好吃”。
可是娘很着急，把我拉到一边说：“别听你妈妈的，快去找老郭要点好面。”当娘最终让我妈妈吃上了不粘的馒头时，她笑得是那样的开心。妈妈临走时，娘发现她穿的衣服太单薄，让我找出我的厚棉袄给妈妈穿上。可是妈妈硬说不冷，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棉袄拿过来硬塞在妈妈手里，我妈非常感激她。妈妈走后仅半年就因患淋巴癌而去世，听到这个噩耗娘大哭了一场。每当提起我妈妈，娘时常眼含热泪赞叹不已：“姥姥那个人太好了，难找啊，可惜走得太早了。”
记得雷雷上小学前，娘带他到石家庄来的当天，我就给她30元钱，并说：“这钱你拿着做零花，别不舍得花啊。”她不肯要，说身上从来没装过这么多钱，在我的坚持下，她只好收下。可是她把这三十元放在一个兜里，另一个兜放自己的一点钱，买家用的菜和物品花我给的钱，自己零花就用带来的钱。娘常说，我们挣钱不容易，不能随便花。每次买菜她都要侃价，她勤俭节约处处为我们节省开销 。
八十年代中，有一次娘从老家来，心脏病犯得挺利害，全身无力躺不下，她担心自己好不了了。我一再安慰她并及时领她到医院诊治，还给她吃了不少保健品，病有了明显好转。为使她全面恢复健康，我们教她练智能气功。她练功非常认真投入，嘴里大声叨念着每节的名称和动作的要求，慢慢地就学会了。从那以后风雨无阻，每天早晚练两次，她的身体逐渐好起来。智能功在娘身上产生奇效后，我们又教会了爹，就这样老两口一直练了二十多年从未间断过，直到去世。
1977年雷雷和奶奶合影
从这次得病后，娘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她帮我们操持家务，我们相互依赖、相互尊敬、相互照顾，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和娘在家庭生活中分工协作，我下班买菜，回家后炒菜做汤，她做干粮和粥。每天中午和晚上我下班后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到房间或阳台去找她，大声地叫：“娘，你在哪儿？”我报到后，马上去厨房做菜。如果她在厨房里，我一定会把她请出来，安排在沙发上休息看电视。只要我回来就不能让她再干活儿。每天吃完晚饭后，我会陪着她看电视，耐心通俗地给她讲解节目的内容，但是雷打不动的却是每天晚上半小时的单独聊天，娘会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和所见所闻都告诉我，有时对老家的牵挂和回忆的事情，也会毫无保留的讲出来。我会及时地开导她，帮她解开心里的疙瘩，直到她的心里轻松为止。
我只希望老人生活愉快，没有烦恼，身体健康。所以必须创造一个轻松快乐的家庭环境，使老人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要求全家人养成尊敬老人的好习惯。我和育琦说话特别注意分寸，雷雷晖晖不能惹奶奶生气，谁让奶奶生气，谁就必须道歉。在我看来家务事没有什么是非，老人认定的理就是理，顺者为孝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就这样全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每天上午和下午的空闲时间，娘总是约邻居老太太们聊天或在楼下晒太阳。她一口山东话，嗓门又大，说起话来绘声绘色，特别有风趣，时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她把家长里短的故事讲得特别生动，大家都喜欢和她聊天。每当讲到子女时，自然要提到我这个大儿媳妇，一说到我，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讲许多我们相处时的小段子，然后总结一句：“桃李可实在了，跟她妈妈一样，好来头。”娘不仅要讲人讲事，还要把我给她买的新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给人看，戒指等首饰也总会戴出来。她的宣传能力是一般妇女比不了的，怪不得有人说，她要是有文化，肯定能当“宣传部长”。居委会在知道我们家庭的故事后，连续多次评选我们家为区的“模范家庭”，“五好家庭，”“五好媳妇”等等。我为有这样一个婆婆而自豪。
老娘用她们的双手托起了我们这个家，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和科学研究。我曾多次获得了省、市科学进步奖和国家科技成果奖，并于199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育琦则于1989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专家。孩子们在老人的照顾下，茁壮成长，先后都考进了大学。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们都充满了对老爹老娘的深深感恩和无限的敬意……
03.
1996年娘感到自己老了，愿意落叶归根，她常说：“那是我六十多年熬的个家，可不容易啊。”她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我们从1997年雷雷结婚回家探亲以后，每年都要在“五一”或“十一”黄金周回家看望二老。
娘特别愿意与我通电话，由于她耳朵变聋，我们就规定每周六早八点至八点半是我给她打电话的时间。她总是按时坐在电话机旁，电话铃一响，她会马上拿起话筒，第一句话就是：“桃李你可来电话了。”随着就是爽朗的笑声。有时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也会讲给我听，我会耐心的给她排解，那时她又会高兴地笑了起来，并大声说：“听到你这么一说，我的心扑啦的一声开了。”爹娘最大的愿望是儿女们常回家看看。娘常说的话是：“你们赶几儿回家？还有多少天？”“提前打个电话，我好给你们晒晒被子。”“叫晖晖雷雷他们全家都来，咱家宽敞，有的是地方，叫他们都来啊！”“我可想你们啦！”每当我们问起她和爹的情况时，她总是说：“身体挺好，你们不用挂着我，泼吃泼喝的。就是有时候离心（烧心）吃块苹果就好了。”
1998年亲戚们莱州合影
每年春节我们和孩子们都给爹娘寄钱。娘总是说：“捎这么多钱做什么，俺们又花不着，给你们攒着吧。”娘在春节前，总会收到不少钱：村里发的养老费；在外和在家的子女给的过年钱。这也是她最开心的日子。过年时，她和爹总要拿出不少压岁钱，分给小辈们。她自己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可是对别人却很大方，愿意花在子女身上。她处处表现得很大气，所以全家人都喜欢围着她转。
这些年，每次回家前，娘总要和兄弟媳妇提前几天打扫房子、晒被子。我们春天回去时，娘总要提前腌好新鲜的香椿；我们秋天回去时，她总要准备好石榴、苹果等。当得知我们到家的准确时间后，娘和爹总要到门口等候。当我走进那熟悉的小巷时，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的心会砰砰地跳。
1999年祖母逝世40周年祭
爹娘虽然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看上去身体还不错，但每次回去都感觉到他们一年比一年衰老了：娘的腰越来越弯了，走路也需要拐杖了，他们的耳朵也越来越聋了，精神头也都不如以前了。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感到阵阵心酸。
我每次一进家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包裹，把买好的新衣服拿出来让两个老人试穿。娘总说；“又花钱，上次买的还没怎么穿呢。”我知道娘是个干净、利索、爱好的老人，嘴里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还是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她穿上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那种兴奋劲真让我开心。接着我会把娘爱吃的高级点心、糖果、巧克力、山楂卷等塞到她的嘴里，把爹爱吃的绿豆糕、沙琪玛等递给他，屋子里顿时充满了笑声，两代人的欢乐真是难以言表。娘从来不忘记，把我们送给她的东西，分给她的邻居朋友们。
每次回家我们首先是上坟祭祖，然后请表兄弟表姊妹等有关亲友吃饭、交流。育琦说，娘是爱热闹的人，亲友们来了她会很高兴，何况他们平时常常到家里看望两位老人，借此机会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
1999年与四表妹全家合影
我们回家后，最忙的要算是二兄弟育鹏了，他们要陪同我们祭祖、串亲、请客等等，同时还招待我们吃螃蟹、海鱼、大虾、蛏子、蛤饹等海鲜。还有三妹育玲，尽管她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邀请我们去吃饭，做上二十几个菜，其实平时他们很少买这些海物。
莱州属于海边县城，离海边只有十余里，在三山岛还建有海港，海产品交易很活跃，我最喜欢逛海产品集贸市场，太有特色了。每次回家育鹏都要给我们买一大堆海米、蛤饹肉、扇贝肉等带回来。
2000年是老爹老娘钻石婚的庆典，亲友们聚集一起来庆祝。老娘很高兴，她穿上儿女们给她买的绣边的新衣服，带上孩子们买的金戒指和金手镯，打扮得十分秀气，她同大家开怀畅谈，十分兴奋。家人和亲戚们也都赞不绝口，终于迎来了苦尽甘来的一天。
每当我们探亲往回走的时候，娘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们带上。把后院树上结的甜石榴、花椒和烟台苹果，腌好的香椿和晒干的云豆角都给我们包好，每次还少不了带上胶东独具特色的刻着金鱼、仙桃、福寿等花样饽饽。
2000年老爹老娘钻石婚庆典合影
2006年育琨携妻子和岳母到莱州探亲，这也是我们兄弟难得的一次见面，大家尽情畅谈。
2006年育琨携爱人和岳母莱州探亲合影
2006年10月桃李与老娘最后合影
2006年10月育琦与老娘最后合影
2006年育琦与老爹最后合影
2006年育琦、育鹏和育琨三兄弟在莱州合影
四十年来，是爹娘的真情和付出、兄弟妹妹们的真诚和信任、亲友的热情和认可，使我真正融入了这个家庭、融入了这个城镇。我为能成为胶东的媳妇而自豪；为能够与胶东的农民家庭结缘而知足。正是这种胶东情缘，使我品味到淳朴、爽直、热诚的胶东乡土人情。我想起了妈妈在世时告诫我的一句话：“你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是多么正确。
母亲对子女的爱胜过世界上所有的爱，尽管我们都60多岁了，可在她心里仍然是个孩子，始终牵挂着我们。我们离开家的那一刻，是娘最伤心、难受的时候，以往她总是笑眯眯的送走我们，并嘱咐明年早点来。
2006年，她却含着眼泪，拄着拐仗不仅送到门口，且坚持要送到大街口，我们掺扶着她，边走边说。她一边擦泪，一边颤抖地说：“别忘了来电话啊！”我们拉着她那充满着裂纹的手，慢慢的走着，瞬间一股热流从眼中流了出来 ，忙说：“娘放心，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2019年我们金婚时节全家照
2019年在我们金婚时节，照了个全家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献给老爹老娘的礼物。在他们的抚育下，孩子们都长大了，且成了家。五十年来，我们这个家庭已有10口人，大外孙女和大孙子都在国外读大学，小外孙和小孙女都长得活泼可爱。
每当回忆起我和公公婆婆相处的日子，总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他们给我们的太多太多，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总感觉到他们没有走，还经常用那清脆的声音叫着“桃李！桃李！”我常常在梦中依稀与他们相见，久久不能平静，长时间的回味着… …
我深感与胶东结缘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人生画卷最灿烂的一笔。我今生能够有幸结识我的婆婆，这也许是上苍的安排，也许是我上辈子的造化。
在和婆婆相处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人间最平凡、最美好的东西；我体验并享受到了这份人间真情。我们共同度过了快乐的日子，也共同品味了生活的甘甜。
在我们缅怀老爹老娘之际，又让我回到了充满真情和快乐的年代，感恩老人家为这个大家庭，为子孙后代，一辈子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没有她们的奋斗和智慧，就没有我们和谐幸福的家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那种坚强、奋斗和关爱的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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