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下楼台——张维仰之东江环保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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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企业，太容易发生一些生死攸关的颠簸。不管你的名号多么响亮，实力多么顽强。只不过，在2018年以前，风险来自于偶发的点。而如今，哪怕疏于一刻对政策的把握，受伤的都将是惨烈一片。

来源：绿谷工作室        作者：绿茵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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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张维仰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的时候，他首先想起的可能不是给李清【2003年，李清调任广东省环保局局长(2009年环保局改称环保厅)，连任十余年，直至落马】一千万原始股的承诺，而是20岁时的某一天，自己所作出的离开家乡的选择。

身处历史洪流之中，人们往往很难感知时代潮水的方向对个人命运的冲刷和洗礼，但回望起点，却不难看到个体命运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变迁。

1985年，高中毕业后，感到前途渺茫的广东省和平县东水镇农村青年张维仰，来到了深圳，与家乡相比，这里显然有更多机会。1980年，深圳成为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肩负起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短短几十年，这个小渔村迅速变成了大城市，人口剧增，经济社会高速运转。

在这样白驹过隙的大时代背景下，从深圳市城管局环卫处一份班长性质的基层管理工作起步，到民营环保企业家代表，A+H股上市公司董事长，福布斯榜上富豪，再到“失联”“取保候审”，远走异国，1965年出生的张维仰，几十年的创业历程显然不能用幸运或倒霉简单概括。

环保企业，太容易发生一些生死攸关的颠簸。不管你的名号多么响亮，实力多么顽强。只不过，在2018年以前，风险来自于偶发的点。而如今，哪怕疏于一刻对政策的把握，受伤的都将是惨烈一片。

1985年，张维仰从河源招工来到深圳当起了环卫工人，在环卫部门工作，每天和垃圾打交道。蒸蒸日上的特区，引入了很多港资与台资的工业企业，细心的张维仰观察到，众多的工厂产生了大量垃圾、废品、废液，难以处理，影响了自然环境和环卫部门的工作。

1987年，位于蛇口的一家外资企业找到深圳市环卫部门，提出每吨垃圾出500港币的高价，请求帮忙处置其公司产生的工业垃圾。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不管怎么处理，只要拉走就行。”环卫部门将这些废液直接运到垃圾厂倒掉，却发现废液把管道和容器都腐蚀了，于是被迫找化工技术人员对废液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发现，废液中铜的含量很高，只要将废液的酸碱度中和一下，就可以解决腐蚀的问题。

当时大家注意的都是解决废液腐蚀的问题，问题解决后皆大欢喜。张维仰默默记住了化验报告中的另一个细节：“废液中的铜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出来，制成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农业的化工原料硫酸铜。”

年轻的张维仰对这个细节进行了深入思考：企业为工业废品、废液的问题头疼，要花钱来处理这些“废物”;环卫部门将这些“废物”倒掉后，仍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二次污染;而其实这些“废物”中又含有价值很高的“宝物”，那能不能从“废物”中提取出有用的资源，再对废物做真正的无害化处理呢?

张维仰还进行了深入调查：既然废品、废液中含有“宝物”，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进行提取、处理呢?

他调查的结果是：对企业来说，废物处理获利空间有限，而投入却比生产投入的成本还要大，企业一般不愿自己投资建设处理装置，企业也没有精力和资金专门研究环保问题;对政府来说，可以投入巨资建立处置废物的设施，却对提取里面的有用物质获取小利不感兴趣;对生意人来说，工业废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有毒有害，处理技术难度大，资金投入多，回报周期长，没有人愿意经营……

张维仰当时想，越是大家不愿做、不在意的生意，市场机会才越大。不得不说，有些人的商业感觉是天生的，创业者的敏感，是对外界变化的敏感，尤其是对商业机会的快速反应。

早期创业时期的张维仰

经过考察，张维仰把目标放在深圳宝安区。主要考虑到废物源比较分散，大多企业一天可能只产生一吨废水，而宝安的生产企业众多，容易集中工业废物进行规模化处理。而且这里土地资源丰富，便于建立处置基地。

张维仰找到当时的深圳宝安区环保局，表达了自己从事工业废物处理的想法。这是件既为企业减压，又能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减轻政府压力且不需要政府投资一分钱的好事，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

1990年，张维仰从深圳市城管局环卫处辞职，又借来几千元钱，成立了一家小化工企业——东江化工，按他后来的说法，就是当起了个体户。这个小小的私营经济体，奠定了张维仰后来的事业基础。

对张维仰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拣来的”商机，同时他也有一种朴实的情怀：“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很多企业投资设厂，产生的废物却无人管理。许多人并没有环保这个概念，废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我做环保的想法便由此应运而生。”

他找到一个“三头赚钱”的办法：卖化工原料给工业企业，然后又以收费的形式从这些企业拉走具有腐蚀性、毒性和污染性特征的工业废物(主要包括含有铜、锡、镍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液、工业污泥、废渣和废有机溶剂)，再从这些工业废物中提取有广阔市场空间的金属。废物“淘金”，在张维仰这里不是比喻，而是名符其实。

没有技术背景的张维仰聘请专家，研究用各种创新的工业技术来分离、萃取废液中的金属和其他有用物质。小钱是赚到了，也积累了一些市场经验，但张维仰始终觉得没有目标，方向不明确。

九十年代中后期，深圳工业高速发展，国家对环保的不断重视，形成了政府、企业都对工业环保有较大需求的市场氛围。张维仰很快发现， “三头赚钱”不如“两头赚钱”，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到工业废物的处理与资源化、无害化上。

经过多年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积累后，1999年9月16日，张维仰拿着前期个体户生意积蓄的500万，成立“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提供工业环保综合解决方案为主营业务，他希望集中精力将东江环保做大、做强，从而在环保产业能有所作为。

“东江环保沙井处理基地” 是东江环保早期最为重要的项目，即现在的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12日，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及回收利用的基地之一，年处理能力20万吨，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

深圳东宝河两岸沙井地区数百家电子企业聚集，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之一，高浓度的工业废水曾经几乎不加任何处理就排进河里，这些废液所含污染物浓度比一般的生活污水高达数千倍。

东江环保沙井处理基地建成后，大量令人生畏的废液集中在其车间的池子里，经过十几道密闭工序处理之后，透明的水柱从车间另一端流出。而废液中有用的金属物质已经提取为各种颜色的粉末，可用于饲料添加剂、杀菌剂、防腐剂等与人体有密切接触的环节。

张维仰的第一桶金，说不上坎坷或平顺，但确实是自己挣来的——他不是有了钱才有本事，他是因为有了本事才有了钱。

照片中为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前身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沙井处理基地”。

危废(包括固态、液态)的处理，与环保领域的市政污水处理、市政垃圾焚烧等截然不同，自一开始，这就是一个纯市场化的商业战场，在收益来源上不存在政府付费。前者都是TOG业务，而危废其实是TOB业务。但是，又不同于常规的工业大气和工业污水治理，危废又是一个要依靠政府批“路条”的，并以此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部垄断性的行业(尤其在行业发展的早期)，从这点说，它也带有某些TOG的特征。

直到正式成立东江环保，张维仰一直都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商业模式。因为形势很快又发生了新变化，部分客户已经了解到废液的资源化价值，认为自己的废液是原料，不愿意再花钱。

张维仰根据提取价值与处理成本的对比调整了策略，如果提取价值远大于处理成本的，东江环保甚至会向工厂付一定费用;若提取价值很低，收集后大部分只能做无害处理，则仍需向企业收费;如果二者差距不大，则不再向企业收费。这一模式持续至今，基本上也是危废领域通行模式。

但东江环保把前提讲得很清楚：你这是工业危废，是你委托给我们帮你处理。所以东江回避“买”原料的说法，而把付费形式称之为“回馈利润”。

就在张维仰投身这个行业后，深圳出现了许多迅速致富的机会。九十年代，在深圳，是“炒股”、“炒地”的黄金时段，几乎是投入了就可以暴富。

面对这样的机会，张维仰没有动摇，他把经营中赚到的大部分利润都投入到了技术创新中。但创新的结果不好评估，有很大风险。一个老朋友对张维仰说：“你做牛做马辛苦赚来的钱，又全都花出去了，你图什么?把钱存起来，买地买房子，那才是真正的老板!”

张维仰回答是：“低级点说，做了环保这行就要创新，创新才能让企业生存。工业废物中不断有新的成分出现，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发明新工艺、不断添置新设备才能适应新的情况。高级点说，我做的是‘有利于地球的事业’，即使创新投入有风险，我也担了。”

彼时，刚刚起步的环保产业各个领域都在探索自己的路，市政污水在2000年后开启的特许经营时代逐步找到BOT这个“投建运”的法宝。而大多数环保公司，其实都是环保工程公司，规模也都比较小。

根据深圳市环保局资料，深圳当时做环保概念的企业有200多家，到2006年7月，正常运转的不足70家，70家中年产值能达到1000万以上的有23家，超过1亿的只有4家。200多家环保企业，大都以做环保工程为主营业务。这样的环保企业有技术和人才，但规模小，人员少，发展靠工程组织能力，这种模式本身没问题，但同业竞争者太多，恶性竞争之下，利润很低。环保工程利润很快从最初的30%降到了5%，大部分企业拿不到单，拿到单也不赚钱。

东江环保避开了这片“血海”，由于危废本身也是类似BOT的“投建运”模式，因此，其环保工程营业额一直占比很低。

当时，在深圳市，以危废回收做化工产品为主营业务的环保企业，包括东江在内共有6家，其中4家仅能处理单一品种工业废物，例如仅能提取有机溶剂或只能做海上压仓水废油回收。但一家工厂往往会产生多种类型的垃圾，自然不希望把每一种分类给一家厂商，而是希望有人能一揽子把它拿下来。

直到东江环保成立十年后，珠三角地区能够做大规模危废综合处理的也仅有两家公司，即东江环保与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后者属于政府所有，民企的“效率为王”在竞争中发挥了作用，2003年10月东江环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之后，产值与利润都超过了对手。

十年内，东江环保始终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稳健成长，2005年处理各种含重金属工业危废的能力已达10万吨，相当于节约原矿60万吨，同年营业额2.92亿，总体毛利率40.5%，处理规模和盈利水平位于中国本土危废处理行业前列，并入选为中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2000年后，中国环境产业进入投资驱动时代，主要表现就是管理能力没有融资能力重要，这样的趋势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同为“投建运”的模式，即便是东江环保所在的危废细分领域，想要跑马圈地，扩张市场份额，一样需要资本助力，需要大量融资、大量投入。

东江环保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完全靠企业自身积累，要上规模就面临着很大压力。寻找在管理、资金、资源方面能给企业支持的战略合作伙伴，引入风险投资，成了张维仰的选择。

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觉得，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业务量不断增加，原来那套靠经验、凭感觉、家长式的经营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如公司在人才的引进方面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他认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人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公司通过多种渠道招聘人才，但一直无法招到好的人才，有的人才进来后，发现公司治理结构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便相继离开，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张维仰。

当时有人劝他谨慎，说一旦出让股权，很多事情就不好控制，特别是风险投资进来以后，难免要参与公司管理，凡事都要讲规范，限制很多，你个体户老板自由惯了，你受得了吗?但张维仰想要的不光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他想要的是一个有自己一份的大蛋糕，而且能够与共同的奋斗者们一起分享。

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张维仰可以维持现状，每年几百万不成问题。“但一个人可能多赚三年、五年的钱，三年、五年过去，企业不能站在行业的前端，就很难长久维系。”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他对东江的期望不只是赚钱，而是希望当成事业来做大、做强。

当东江以低成本快速切入，并达到能同时规模化处理不同种类的废物之后，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开始频频与东江环保接触，张维仰的商业模式和东江环保持续多年的技术创新受到追捧。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正值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的萧索冬天，在惊魂未定的风投眼中，东江环保显得一枝独秀。

2001年11月，张维仰最终选择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深圳高新投资”)、上海联创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风投”)。

三家公司联合投资1200万元，换取了24%的股份，如此组合颇值得玩味。如果东江环保接住海外基金抛来的绣球，吸引到的投资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是张维仰扩张布局中重要的点，在这个领域附带的TOG部分特征下，这三家投资公司所带来的社会资源价值远远高于直接投资。

签约后第二个月，东江环保就在国资背景的上海联创的帮助下进入上海浦东市场，参股上海新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上海最大的民营危险废物处理企业，之后又在成都建立了唯一的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利用公司。

另外，三家中的“中国风投”是由“民建中央”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和会员企业参股成立的，以风险投资及基金管理等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资机构，成立于 2000 年4 月，是落实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提案(该提案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时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领衔提交)的重要载体。

东江环保是“中国风投”早期投资的为数不多的公司之一，也是成功之作，使其积累了在环境领域的投资经验。后来中国风投又投资了维尔利、铁汉生态、海湾环境、中电加美、青岛国林、华世洁环保等环境类公司。

而“深圳高新投资”完全政府背景，承担着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融资等服务的任务，并且在香港有相当丰富的网络，为东江环保在香港上市做好了保障。

张维仰说，“你是要做一番事业，追求一种成就感，还是仅仅想赚钱呢?如果是想花花钱，就会在价格上纠缠不休，你出200万，他出1000万，可能谁出的价钱高股份就给谁。但这样引入的风险投资常常只是玩一下资本游戏，并不关心企业发展。如果真的希望风险投资商帮助你来发展，关心的就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大家的需求一致，理念一致，其它方面就很容易达成共识。”

创业者要引进风险投资，必须先在心里多问几个为什么?你是要钱，还是别的更重要的东西?不同的目的，决定不同的行为，张维仰当时的目的就是要请风投来一起把企业做强做大，这个愿望很强烈，几乎成了一种渴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他需要三个好汉来帮他。

在风险投资公司推动下，成立刚刚三年的东江环保开始谋划上市，为缩短时间，他们选择了门槛相对较低的香港联交所创业板，2003年1月就正式挂牌。

首轮募资中东江环保以每股0.338港币的价格发售了1.779亿H股，并在首日交易中收报0.42元，高出招股价18%，融资6000余万港币。在当时欧亚农业等一批在港上市的大陆民企陆续爆出丑闻，港人投资热情大打折扣的背景下，东江环保的表现中规中矩。即便如此，东江环保创造了香港股市三个记录：上市速度最快(半年)，辅导期时间最短(半年)，第一家民营环保H股。

事实上，东江环保这一次在香港上市获得的其它收益远比资金支持更关键。

首先是国家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控制日渐严格。2004年7月1日，《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从2005年1月开始，广东省只有省一级才能发放危险废物经营营运牌照，而之前各个地市都能够发放。东江环保是业内少有的在成熟资本市场监管之下的公司，地方政府可以对其大胆放行。越来越高的资质门槛将东江环保与竞争对手区隔开，客观上还增强了其上游原料的控制能力。

在股市上筹得的资金，张维仰主要用于建设处理基地和促进技术创新，先后在上海、苏州、惠州、成都等地建设了基地。

上市后的2004年，东江环保的营业收入达到了2.13亿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2005年，东江环保从包括著名环境集团法国威立雅在内的竞争对手手中，夺下了“广东省危废综合处理示范中心项目”，获得了30年特许经营权，这个可以看做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东江环保的商业模式并非没有可复制性，但张维仰精明地通过与资本的合作获得了掌控政策资源和提高技术水平的能力，从而拉开了与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差距。

在香港上市后，由于香港创业板交投不活跃，基于技术实力和高成长性，2010年9月，东江环保转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在港股转主板不久之后，东江环保即谋求回归国内A股上市，并于2011年12月22日成功过会。2012年4月26日，东江环保A股首发，发行定价为每股43元，对应市盈率为33.1倍。发行股份总数为2500万股，实际集资10.75亿元，较原计划集资金额4.4亿元，高出6.35亿元。

回归A股是东江环保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环。此前，尽管公司从香港创业板转到主板，但知道的人依旧不是很多。回归A股，相对融资额会更大一点，有利于公司项目建设。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公司品牌、公司规范化得到广泛认可。

当时，东江环保已从区域性、单一产品企业，逐步成长为中国废物处理行业的领先企业。净资产从2001年的2000多万增长到2011年的20亿，净利润从2001年1000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2个亿。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与公司建立业务联系的企业已达16000家，分布在全国22省的75座城市。A股招股意向书显示，公司营业收入由2009年的8.35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15.0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4.07%。

在路演时，张维仰表示，公司将以废物处理为核心业务，通过将废物的处理处置、资源化利用和环境工程及服务相结合，打造完整的环保服务业务链，形成工业和市政废物综合管理与资源循环的全能固废处理服务平台，力争将东江环保打造成为符合低碳经济特色的高科技综合固废处理环保服务商。未来公司将深化广东市场地位，积极拓展长三角、华中、华北等地，业务布局辐射全国。

2012年4月26日，东江环保深圳中小板上市

从左至右：时任总裁陈曙生、张维仰、时任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曹庭武、时任董秘王恬

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体废物(包括液态废物)，列入本名录：(一)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二)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

危废来源广泛，主要来自于化学、炼油、金属、采矿、机械、医药行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包含46大类危险废物，根据危险废物的来源，可将危险废物分为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危险废物及其他危险废物。

除了废矿物油、铅酸蓄电池等有价危险废物，危废的处理都需要产废企业付费，或者互不付费。与市政污水、垃圾处理不同的是，危废企业的收费是环保企业自主行为，自己定价，号称与产废企业“协商”，也有部分省市是政府给出指导价。

危废处置需要许可证，都是政府授权，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一般是政府有规划，先走预审批，环评，项目建好了才能申请许可证。通常都由企业自行投资，政府和企业联合投资的情况很少。医废也属于危废，但商业模式特征存在不同，尤其区域垄断属性差异很大。伴随着环保部对“路条“(许可证)审批权限的逐步下放和扩大危废处置能力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工业危废领域已经从普遍在危废处置能力上的供不应求转向部分区域出现供过于求的充分竞争态势。

危废资质分为处置、再利用、收集、贮存，有处置或者再利用资质的，必有收集和贮存资质， 但单有收集和贮存资质的，未必有处置和再利用资质，实际运营中“收处分离”情况十分普遍。建处置厂、再利用的门槛高，而收集资质的获得其实主要就是靠关系。

大部分危废处置企业的技术、资金、研发能力较弱，处置资质单一，市场竞争格局目前仍呈现“散、小、弱”的特征，规模较大、具备深度资源化能力的企业较少。也有一部分水泥行业企业，依托自身的水泥厂，处理某些特定种类的危废，但一般不成气候，不具备全面竞争能力，在外地生存比较艰难。

《荀子·劝学》中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张维仰将精诚专一的志向，都用到了危废上。他虽然被认为是一名和气、善于沟通的创业家，但在核心事项的坚持上，有罕见的强硬。

如前所述，东江环保最早专注于电子厂的含铜废液处理，废液是有毒的，但也有铜在里面，东江环保回收这些废液，提炼废液中的铜，将剩下的废物合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放或填埋。东江环保当年是深圳两家合规回收商之一，利润增长不错，慢慢发展起来。

但这个市场比较小，所以东江环保从资源化类型开始进入无害化领域，处理没有回收价值的危险废物，比如废化工原料类，按国家要求，必须用焚烧或固化后填埋的方式处理。无害化和资源化业务的最大区别是，企业必须付钱处理废物，不像含铜废液是有价值的，东江环保要付费收购。没有价值的废物，企业还要花几千一吨的价格去处理，对企业的道德要求就很高了，乱倾倒危险废物的新闻屡有所闻，唯有严格监管才能遏制。

应该说，东江环保在危废领域确实属于先知先觉。危废细分市场真正热闹起来正是在2013年后。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推出及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的修订，推动了“隐性”危废的释放，直接导致我国危废产生量迅速增长。

对于危废领域的处理技术，张维仰认为，好的技术未必是理论上最先进的技术，能满足社会需求，有很大市场空间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好技术。这也是当初他用来说服投资人的理由——在联创的项目评审委员会上曾有过激烈讨论，有人质疑东江环保的技术问题。

“很难在同行业上市公司里，找出一个跟我们具有可比性的企业。”张维仰说，“我们的技术在行业内肯定比人家领先，这个领先不是单就某一个环节，而是我们综合废物的资源化和无害化相结合的技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解决方案、有自己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指标。”

张维仰一手把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处理基地和研发中心，另一手又以原料控制能力和与环保部门的沟通能力为砝码，从国际公司那里换取技术。

2003年6月，东江环保与美国著名工业集团Heritage建立合资项目，东江环保持股62%，并负责原料供应。Heritage与东江环保同样采用废线路板蚀刻液为原料，但产品却是品质优于硫酸铜的三碱基氯化铜，美方同意把这一技术无偿带入合资公司中。

2005年，取得广东省危险废物处理示范中心项目后，张维仰转身拉上在这一项目竞标中败北的法国奥绿思公司(ANYX，即威立雅从事危废处理的子公司，后来统一于威立雅品牌之下)，共同组建了惠州东江奥绿思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现名东江威立雅)实施此项目。奥绿思在危废的焚烧、填埋、仓储等方面有数十年经验，而这是东江环保所不擅长的业务范围，也是其未来计划开拓的重要利润点。

在讨论是否应上马广东省危险废物处理示范中心项目时，股东和公司的多数高层并不看好这个项目，因为天津、浙江、沈阳都建设了危废处理基地，但运营并不理想。广东省危险废物处理示范中心项目的设计规模是年处理能力5万吨，最初是政府为国内最大的合资项目中海壳牌所做的配套服务，但是中海壳牌所提供的危废一年不过2800吨，大家很担心像天津的危废处理中心一样陷入饥饿状态的事重演。

张维仰尝试说服每一个人，他坚持认为这是东江环保完善业务链条的难得契机。这些说服并不十分有效，但最终东江还是拿下了这个项目。

他外表谦和，为人低调，但这也难掩他的雄心勃勃。从工业废液起家，再到工业污泥，废渣，废有机溶剂，再衍生到固体废物、电子废物、医疗垃圾，一步一步构建起来东江环保的危废处理完整产业链。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列入的46种危险废物，东江环保具备44类的经营资质。

2015年时，东江环保已是国内危废处理领域龙头企业，年危废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每年处理电子废物约15万吨，年输出资源化产品7万吨。含重金属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最终处理是东江环保产业重点业务。工业废物处置的服务收入及工业废物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占据了公司总营收的半壁江山。

除了工业危废处理业务外，东江环保在深圳、南昌、合肥等地运营管理5个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约1亿度。此外，公司也在积极推进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的资源化利用项目和相关技术。

与此同时，自2012年到2015年，四年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上均出现了张维仰的身影，2015年他以53亿元身家位列第705位。

2015年，张维仰(中)与高管团队合影【照片截自东江环保时年宣传片】

2015年10月26日，原本是东江环保审批当年三季报的日子，但上市公司却在当天与张维仰失去了联系。当日晚间，买卖各方被告知原定于27日的电话会议取消，原因是公司相关文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东江环保在10月28日晚间的公告称：原定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批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因会议召开前未能与本公司董事长张维仰先生取得联系，以致需递交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无法签署及公告，故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开始停牌。

在公告中，东江环保解释了董事长失联的原因：经本公司多方联系，后接到张维仰先生家属的通知，张维仰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10月29日上午，东江环保紧急召开投资者沟通会。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时任东江环保董事、总裁陈曙生在张维仰不能履行董事长职务期间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关于张维仰接受调查的原因，当时市场传言有两个可能：一是东江环保过往与当时风波不断的中信证券关系密切;二是环保行业存在贪腐现象，国家或以某些公司为例“杀鸡儆猴”。

对此，东江环保高管回应称：“虽然是中信投行项目，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信息证明有关联。”董秘王恬则表示，目前公司和公司高管均未收到任何调查或配合调查的通知。

有匿名人士告诉媒体，张维仰被调查或许是因为其在某个项目上与广东省政府官员存在不正当的政商关系。

张维仰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已经是半年后。2016年4月25日晚间，东江环保发布一重大事项进展公告，自去年10月底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的张维仰已取保候审，开始在公司正常履行其工作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维仰“失联”的大半年中，东江环保展开了多项资产并购以及项目整合，同时其业绩同样未受到任何影响：东江环保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02亿元，较2014年同期增长17.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2.16%。

2017年6月29日，原广东省环保厅厅长李清涉嫌受贿，在深圳中院出庭受审。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他的两名亲属，他们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检方指控称：张维仰涉嫌向李清贿送内部员工股300万股，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

2008年，张维仰通过李清的亲属告诉李清：东江环保欲转至主板上市，张维仰为其准备了300万股，先由张代持，承诺待李清退休后再过户。

李清在庭上供述，2012年，张维仰又一次当面告诉他，有300万股股票，给他“退休后玩玩”。关于股权事项，李清没有当场表态。

李清在法庭上辩护称，自己“并不想要股票，只是不想得罪张维仰，所以不好当场回绝”。他说：股权至今没有过户，他也没有从东江环保拿过任何股东分红。

除这笔尚未兑现的股权之外，检方还指控张维仰贿送李清一副牡丹画，价值15万元。

2018年9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清受贿一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对李清的定罪量刑，以受贿罪判处李清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李清受贿数额中有人民币1000万元属犯罪未遂，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

2016年5月20日，在东江环保财务系统培训会上

2016年4月，张维仰办理取保候审。此后一个月，他将自己持有的东江环保股权出让给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广晟资产)。广晟资产是广东省属国企，东江环保亦由此变为国资控股。

而且正当东江环保的拥簇者期待着张维仰能够“王者归来”时，这位苦心经营十七载的公司创始人在回归两个月后却一举辞去了包括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等在内的全部职务。东江环保有关人士对外界表示，“张维仰董事长辞任是引入国资股东整体计划的一个环节，今后他会以创始人股东及顾问的身份继续支持公司的发展，发挥作用。”

此后，张维仰又分批将东江环保6.98%(2016年7月)股份和6.88%(2017年1月)股份转让给广东省国企广晟集团、将5.65%股份转让给汇鸿集团(2018年8月)。两年多的时间内，张维仰持股比例由27.92%减至8%。2018年10月，张维仰向广晟转让其持有的4435.5万股A股股份，至此，作为股东的张维仰股权只剩3.03%，将不再是公司5%以上股东。不过截止目前他依然是东江环保的第一大自然人股东。

东江环保最近五年重大股权变动汇集

东江环保由张维仰一手创建，经过十多年精心经营才有了如今的规模。失联事件后，市场担心，一旦东江环保没有了张维仰掌舵，就像缺失了灵魂，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将会面临很大挑战。当时，东江环保高管表示，公司经营正常，因为张维仰只是负责制定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及政策，而日常经营管理主要是由公司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管负责。

那是五年前，民营环保上市公司引入国企尚未流行，东江环保之前知名事件只有2015年4月危机中的桑德引入启迪。国企、央企大规模举牌民企，要在2018年PPP风潮之后。阴差阳错，与PPP没什么太大关联的东江环保却更早戴上“红领巾”。

和市政污水处理的特许经营不同，危废领域实行许可证制度，许可证第一年是试运营，正式发许可证适用年限是1-3年的，再续发的年限是5年，再加上前述的由工业企业付费和垄断属性下降等因素，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太适用PPP模式。

不过，作为细分龙头，东江环保也做过一个PPP项目。2016年5月12日，东江环保公告称，公司联合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泉州市工业废物综合处置中心PPP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和试运行期)。根据公告，该项目定位于集研究开发、综合回收利用、无害化处理处置于一体的环保高科技型处置中心。项目包括工业废物无害化和资源化综合利用两部分，规划总规模为9.47万吨年，包括焚烧2万吨年、物化1万吨年、填埋2万吨 年(填埋场库容为74.88万立方米)及其他资源化利用项目。

但这样一个罕见的危废PPP项目顶多算是PPP大潮中的一朵小水花，和股权出售可以说是毫无关联。

2016年6月，在东江环保股东大会上，张维仰本人谈及过出售股权的原因。他说，国企身份也很重要，最近深圳市委书记到东江环保营运的深圳下坪填埋场视察，对东江环保的民营企业身份也很惊讶。而在各地的项目谈判中，国企实际上也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东江环保要见市长很难，国企就很容易。所以这次决定引入国企也是下定决心，对东江环保是一件好事。

他当时称，一切都在谈，他的要求是东江环保的方向不能变，东江环保的经营管理团队不能变，至于具体的价钱，具体的比例，他都不在乎。公司的方向还会集中在工业危废行业。

2017年东江环保的新春晚会上，张维仰做了一个不到五分钟的简短发言。他说：东江环保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十几年，只是为环保事业打好了一个基础，环保事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广晟的加入能带领东江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并请全体员工支持新的领导班子。

关于东江环保引入国企有各种说法，但说到底，手足并用攀爬山峰的是企业家，掌心磨出血来的是企业家，观察家和评论家手上没血，只是站在一边看而已。真正作战的人，对于如何打，能打多久，有最直接的反应。也许是桑德出售给启迪启发了他，也许只是一个创业者的直觉，让他交出了企业的控制权。

但在事后看，跟他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环保企业家们，那一个个汹涌而出的人物，终究也在黯然退场，所以，自2015年10月以及以后发生的事情，于他、于东江环保，竟也似塞翁失马。

2017年3月30日，时任广晟公司董事长许光(右一)到东江环保下坪项目部调研，张维仰(左一)陪同

环境产业里，大公司、年头长的公司，被称作“黄埔军校”的，颇有几个【相关链接：

风流云散青山在——细数环境产业的黄埔军校们】。在南方，东江环保算一个。作为一个较早上市的环保公司，东江环保的确培养了大批人才。即便张维仰在股权激励方面持开放心态，比如在A股IPO前推出类似互联网公司的全员持股计划，人才流失也总是难免的，尤其是在一个发展还算迅速的行业。

有的事情，也许是外人看不清楚的，比如东江环保员工持股这件事曾受非议。2008年金融危机中深圳高新投欲抛售所持1539.16万股，为避免股价剧烈波动，由张维仰妻子周文英女士创建的文英贸易以4.61港元/股的价格接盘，而文英贸易在此交易中是作为东江环保100名内部员工的持股平台来操作的。

员工持股的款项来自未发的员工奖金，不足之数由张维仰掏钱补齐，而且在2009年东江环保股价几近腰斩之时，张维仰自掏腰包承担持股员工的损失。这些做法一方面尽显张维仰“大哥风范”，一方面却被媒体质疑员工持股也许并非自愿。

抛开这些是是非非，懂得与他人分享，公平分配利益，做人诚恳的企业家，确实会产生很强的凝聚力。最神奇的是那些离开东江环保的人还以“东江人”自居，对张维仰和东江环保依然有很深的感情。一个二十年前就已离开东江环保的人，提到张维仰，评价他是“出色的企业家”，还认为他“可惜发展太快，被人眼红”。

这些人甚至注册了一个公众号“东江环境”，“东江环境公众号是东江环保二十年，培养的数以千计东江工程师，展示个人才华，展示公司发展的平台。”里面的内容包括现在东江环保取得的成绩，离开的人取得的成绩，东江环保内部活动，以及各种私人性质的交流活动。

“东江人，星河人，海文人，中机人，瀚蓝人，臻鼎人，新财富人，雅居乐人，TCL人……都是朝气蓬勃，脚踏实地的东江人。”乍一看这句话，摸不着头脑，这么多公司的人，怎么就成了东江人?原来是说这些公司都有东江环保出来的人，这些人和现在还在东江环保的人一样，都是“东江人”。

这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来自盛源环境，这家公司由东江环保原研发中心主任创立，里面提到的臻鼎、星河，指的是臻鼎环境、星河环境。臻鼎环境由原东江环保副总裁周耀明投资控股，星河环境由原东江环保总裁陈曙生创立。

2001年，东江环保引入江西省稀土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陈曙生——陈曾长期从事稀土湿法冶金工艺研究，在陈曙生看来，环保是个综合学科，每一单元可能都是传统工艺中并不复杂的应用。他后来成为张维仰创业路上的亲密伙伴，担任总裁职务，一度被称为东江环保联合创始人。在张维仰失联的半年，他曾代行董事长职责。

2017年，东江环保公告，陈曙生的总裁职务任期已届满，其将不在公司担任总裁及其他高管职务。他随后创立了星河环境，股东还包括曾任东江环保财务总监和副总裁的曹庭武。星河环境现在已走在IPO的路上。

高管合影

2017年6月24日，在E20环境平台、广晟公司主办，东江环保协办的危废论坛上，时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李永鹏(右三)与专家和企业届人士共同商讨危废处理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是一年。取保候审之后会不会走到审判程序，这要看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候审以后，有没有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如果取保候审以后，认为证据不足，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话，那案子就永远也到不了审判阶段。如果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话，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一般情况有一个月的办案期限，特殊情况可以“两退三延”，也有时间限制。

以行贿立案，如果证据不足，或者是没有请托事项的话，一般行贿罪就不成立，嫌疑人就变成证人。

2016年4月，张维仰取保候审;2017年6月，广东省环保厅原厅长李清案审判时司法材料显示，张维仰已“另案处理”。至此，此事是否完结已经没有人关心了，而张维仰已经移民新加坡。

2016年6月的东江环保股东大会上，熟悉张维仰的人见到他都颇伤感。他们觉得他是很专注事业的人，带点理想主义色彩。二十几年专注于环保事业，公司虽然不是发展得一帆风顺，但也是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为危废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他出事前，由于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危废领域迎来春天，东江环保正处在鹏途大展的时候，可突遇变故，失联半年。

当时的他比以前瘦了，但精神很好，很开朗，也没有避讳：“好事也不能一个人都占了，坏事也总会有的”，“有因必有果，我很平静”，“这次也算好事，学会洗冷水澡，很舒服。”“不好的是烟又抽多了”，“身体总体来说好多了”……“我不觉得自己很冤屈”。

因为想得到，而凭自己当前的身份、地位、财富得不到，所以要去创业，要靠创业改变身份，提高地位，积累财富，最终实现阶层跨越，这构成了许多环保创业者早期的人生“三部曲”，这在张维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而走到最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对钱的理解跟普通人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说要买大楼，他要的就是“我要有钱，我要成功”，但最后钱可能捐出去了——张维仰也曾不事张扬地做慈善，记者要去采访，他要求“如果一定要报道，请不要提东江环保的名字。”但从创业时，他就有强烈的建立功绩的欲望，这也是当时投资人对他的评价，选择他，原因在此。

逝水流年，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深圳的各种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却没有相应的环保设施来处理工业废液。张维仰等早年的环保创业者们，他们的创业史，不只是绚丽的富豪成长史、个人沉浮史，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你能看到个人选择对环保行业、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时代趋势对普通个体造就的机遇与挑战，还能看到，环保行业，乃至整个国家，遍地是问题，也遍地是意义。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与自己的时代相遇，不是缘分，是命。萌芽时期的环境产业曾给早期的从业者、创业者们带来快意与勇气，他们也用自己的努力回馈了时代，这是时间与结局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首席研究员潘功博士及多位危废产业资深人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资料：

【1】 东江环保历年公告、年报等公开资料

【2】 东江环保官方网站、公众号

【3】 东江环保：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2012年

【4】 张维仰：从环卫工人到环保业领军人物[J].劳动保障世界，2009年第8期.

【5】 周生贤：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成效，环境保护部网站，2013年

【6】 张维仰——“看见垃圾就看到了宝贝”[N].深圳商报，2015年10月19日

【7】 张维仰：风险投资为创业企业策马扬鞭，搜狐财经，2003年

【8】 十年磨剑 东江环保再起航[J].融资中国，2012年第5期

【9】 张维仰踩了哪根红线?[N].华夏时报，2015年10月30日

【10】 “失联”大半年 东江环保董事长张维仰已取保候审[N].每日经济新闻，2016年4月25日

【11】 涉嫌受贿逾两千万 原广东省环保厅厅长受审，财新网，2017年6月30日

【12】 东江环保股东大会见闻及研究报告，知常容，2016年8月19日

【13】 广东省环保厅原厅长李清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国新闻网，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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