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通人被鼠疫囚禁在孤城

20世纪40年代，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有一座名叫“奥兰”的城市。

奥兰位于北非滨海地域，坐落在一块高地中央，高地环绕着阳光灿烂的山峦，整个对着风景如画的海湾。这里没有出现过任何乱子，小城的居民为人直率、友善活跃，他们热衷发财致富的经营，也喜欢电影、泡海水澡、去俱乐部打牌之类的寻常乐趣。

总体来说，除了地处北非，导致这里傍晚太短、酷热干燥，四季更迭不太明显之外，奥兰就是一座平静而纯粹的现代城市，和法国其他省会也没有多大不同。

这也意味着，奥兰的居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场自春天起突然爆发，整整绵延了十月之久的奇特灾难，居然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这一切，都要从4月16日上午，走出诊所的贝尔纳·里厄大夫看到楼梯平台中间有一只死老鼠说起……

起初，里厄大夫只是随便把这只死老鼠一脚踢飞，但他隐约觉得，老鼠好像不应该死在这里。他告知了门房，但门房米歇尔老先生强烈声称楼里不可能有老鼠，一定是有人恶作剧。

门房的保证并没有发挥太久的效力。这天晚上，里厄大夫站在楼道里摸钥匙准备上楼，“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儿，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

从第二天起，死老鼠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是里厄先生的楼房，它们在奥兰城的每一条街道里大量出到了第四天，老鼠们开始成批出洞地死在外面，整个夜晚到处都能听见它们垂死的轻微叫声。即便市议会派出的灭鼠办公室，在清晨一卡车一卡车地清理焚烧，可到了晚上，死老鼠又会遍布在人行道上。

死老鼠出现的第十三天，里厄医生在楼前遇到了门房米歇尔老先生，他像似一个牵线木偶般，被帕纳卢神父搀扶着慢慢往家里挪。他说自己感觉不舒服，原想出去走走，但脖颈、腋下和腹股沟突然疼痛难忍，那里好像长了几个肿块。

里厄医生让他先回去休息，说自己下午再过去给他检查。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米歇尔先生突然情况恶化，他高烧到了39度5，颈部淋巴结和四肢都肿了起来，肋骨两侧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黑斑，内脏疼痛地仿佛有火从里面烧，里厄医生为米歇尔老先生做了紧急处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怪病到底是什么……

死老鼠出现的第十四天，天空晴朗，空气湿润，微风习习，从最边远的郊区带来了鲜花的芳香，奥兰的街道明显也变得喧闹了起来。因为此前据灭鼠办公室报告，城里的鼠患基本清理完毕，小城在经历了一周多的惶恐隐忧后，似乎解脱了出来，而高烧一夜的米歇尔老先生也终于体温下降，虽然他还是很虚弱，但也能躺在床上对来访者报以微笑了。

但这天中午，米歇尔老先生突然再度高烧至40度，陷入了谵妄状态，里厄医生紧急叫来了救护车，但被淋巴结肿痛折磨得快要散架的老门房，只来得及说出：“老鼠”俩字，便断了气。

米歇尔老先生并不是怪病的唯一牺牲者，类似的病例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里厄医生凭借着自己行医的经验判断这种奇怪热病很可能是鼠疫，但没有人相信，甚至里厄医生自己也觉得，这只是几个零星病例，鼠疫不可能在奥兰发生。

由于化验结果还没有确证，为了不引发民众的恐慌，省里只是采取了谨慎的预防措施，用喷射毒气的方法科学灭鼠，并要求居民保持极其严格的清洁卫生，如果家里有经医生确诊的病人，必须要在申报后送进医院特设病房隔离。

怪病而导致的死亡病例越来越多，很多居民因为流言开始变得不安，但因为没有公开信息宣布奥兰爆发了鼠疫或者瘟疫，这座海滨省会还是保持着相对平静的状态。

“春天从四周郊区抵达城里市场。成千上万朵玫瑰花，凋谢在沿人行道摆摊的卖花人篮子里，甜丝丝的花香在全城漂浮”，“有轨电车一如往常，高峰时刻挤得满满的”，“夜晚街上熙熙攘攘，还是同样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照常排起长队。”

直到某天，里厄医生看到了省长递给他的官方电报：“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

上文这场令人战栗惊惶的瘟疫，其实并没有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它其实是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贝·加缪写于1947年的长篇小说《鼠疫》（法：La Peste）中的情节。

加缪阅读了大量关于瘟疫的医学记录和文学作品，以极富真实感的纪实性文字，虚构了一场瘟疫灾难的爆发、蔓延、抗争和消弭。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鼠疫》都被视作《局外人》之后，加缪又一部现代主义的象征小说巨著。

最开始，《鼠疫》被读者和评论家们视为对彼时肆虐在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势力的隐喻。就像加缪自己所宣称的：“我希望大家对《鼠疫》有多层次解读，但它显而易见地影射了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

封城之下的奥兰如同一座孤岛，居民人人自危。谣言、混乱和各种人性闹剧夹杂着焚尸炉的滚滚黑烟，让整座城市都陷入了绝望。这几乎就是被纳粹法西斯阴影笼罩的欧洲的真实写照。

里厄医生等人组成的抗疫团队的不屈斗争，还有城里不断觉醒团结的居民们的顽强抵抗，也是当时所有人与纳粹坚定战斗的文学缩影。

二战后，人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视角来解读《鼠疫》。

生活在孤城的人们，在鼠疫的肆虐下产生的恐惧、争吵、流离、还有未来生活一切都不可预知的迷茫和虚无，正是象征着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荒诞”。

所谓“荒诞”，是加缪提出的一种哲学概念。它指我们因为机械重复、看不到意义的生活；无法预期也无法理性认识的未来；还有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一种精神迷茫感。

加缪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没有人能逃离荒诞，当你感受到荒诞时，你就会觉得生活痛苦而无意义。而里厄医生他们与鼠疫的斗争，正是人类面对无可逃避的荒诞处境时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就像他在自己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所论述的，我们每个人都像是神话中的西西弗，他被众神诅咒要将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巨石却永远会在登顶前滑至山底。

这种永恒的死循环，就像我们注定无法从荒诞中逃离的命运。

但西西弗并不会因为这件事而痛苦，而是欣然地接受了残酷和荒谬的命运，义无反顾地推石上山，因为一旦当一个人认识到命运后，还能勇敢地反抗，他就战胜了荒诞，生活中一切幸福、价值与美好的体验，都会在这种反抗的过程里，灿烂升起。（关于《西西弗神话》的具体解读，以及加缪“荒诞哲学”的说明，欢迎点击《永远不要相信人生本该如此 | 解读<西西弗神话>》进一步阅读）

但其实，这部小说还有第三种解读空间，那就是把它当成一部现实主义文学来阅读，这或许也是如今最能让我们感同身受的理解方式。

这不仅是因为《鼠疫》的故事足够真实、细节足够真实，甚至连故事中芸芸众生的反映也足够真实，更是因为你我都知道，《鼠疫》中的许多情节居然真的在几十年之后照进了现实。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有这样一种品质，因为它是真实世界的典型概括，所以它虽然是想象的，但有时却比现实更加真实，它不光是对历史的记述，也是对未来的寓言，许多正在上演的现实，可能早就在情节中得到了预演。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春天重读《鼠疫》，它或许能给我们正在困惑与纠结的内心带来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古往今来，人类遭遇过许多次惨烈的瘟疫，虽然疫病的形式各自不同，但有一件事几乎从来没有变过：

“门户一旦关闭，大家才发觉所有人，包括叙述者在内，都落入同样境地……譬如说，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从头几周开始，就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

《鼠疫》中用了非常多的篇幅，细致地刻画了奥兰封城之后，居民们的精神与生活变化。

封城之前，“我们的同胞，尽管这些怪异的事件让他们深感意外和不安，每个人还坚守日常的职位，各尽其能，继续自己的工作。”但城市的突然封闭，让一些还没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的人陷入了与自己的爱人和亲友突然分离的困境，“几天之前，还以为是一次暂时分离…讵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

被迫的乱离，让城里许多的居民感受到了一种“流放感”，分离注定旷日持久，没有人断定疫情到底何时结束，所以也不敢预期何时才能和亲友团聚，他们只能被动地适应着孤独的生活，消极而孤寂。

但这不过只是封城对奥兰居民们造成的痛苦之一，往常沿海地区首屈一指的繁忙港口猛然间变得萧索冷清，贸易因为鼠疫彻底瘫痪，大部分居民对这种情况极其恼火，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向报纸写信批评管理者，“难道不能考虑放宽一点所采取的措施吗？”

随着疫情的蔓延，奥兰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但对于全城二十万居民来说，这个死亡率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太多人了解，因为这些人不一定都死于鼠疫。所以虽然疫情肆虐，内心乱离，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常溜大街、泡咖啡馆。但很快，交通和食品供应开始受到了限制，所有人慢慢发现，与鼠疫的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全部的生活”。

陷于孤城里的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理解和对抗疫情，“有些人视为抽象概念，另一些人则看作真实情况”，有的人开始想办法适应这种生活，但也有的人觉得自己因为一种莫名的罪过，而被判处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监禁，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设法逃出这座“监狱”。

封城一个多月后，奥兰城的居民迎来了酷热的初夏，陷于六月的炎热和封城的寂静，让每个人的情绪都变得易发敏感，内心惊恐万状到看什么事情都极其严重。

沮丧的情绪开始笼罩全城，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人们开始互相斗殴，“吵架频频发生，也变成了一种慢性病”，这种沮丧和恐惧甚至还催生了另一种极端。有些青年男女索性彻底不管不顾什么鼠疫，而是大街上招摇过市，纵情享乐，因为他们明白这场灾难极其严重，便干脆及时行乐，管它会不会死。

可以说，过去三年所有你在生活中真实看见过的沮丧、迷惑、忧虑、痛苦、愤怒……在奥兰的居民身上都能找得到镜像。

但显然，加缪书写奥兰封城的故事，不是为了告诉读者，当一个普通人深陷孤城，他会遭遇怎样的生活困境与精神折磨，而是想告诉已经深陷其中的人，到底应该如何自救？

加缪的答案并不是抽象地告诉我们要“像西西弗一般认清荒诞命运，然后勇敢抗争”，而是用极其打动人心的故事告诉读者：我们需要做的，是遵循自己的良心，坚定地做好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用同理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帮助人，也被人帮助，个体是脆弱的，不要在独孤和迷茫中独自与一切对抗。

《鼠疫》的主要人物里没有任何一个我们寻常概念中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矛盾的普通人，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意识到了，当面临一种普通个体无法对抗的命运时，只有奋力地做好手中的事，彼此帮助，才能不被打败。

里厄医生从一开始就知道，面对鼠疫，自己渺小又薄弱，但即便见了再多的死亡，他依旧选择不去思考更多，只是坚定地做好自己身为医生的责任，并且号召身边所有人与鼠疫做斗争。新闻记者朗贝尔在鼠疫爆发初期，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从奥兰逃离，但他最终意识到“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时，他也加入了抗击鼠疫的团队中。

五十多岁，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公务员格朗，代表着故事里最普通的一群人，他也是最近三年我们生活中无数涌现的志愿者的缩影。

格朗自告奋勇地为里厄医生做着病例的统计工作，因为他觉得“人得要互相帮助”，他在故事里所作的一切平凡无奇，可他却是加缪在书里最加赞赏的角色。他这样形容格朗，“如果在这个故事里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

因为在加缪看来，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神话传统里的“神性英雄”。但如果普通人能够像格朗，还有书中许多为了对抗鼠疫而牺牲的志愿者们一样，向生活奉献出自己的微小力量，它们就能集聚成救世主的光辉。

第二年的2月上旬，历经十个月的抗争，奥兰的城门再次开启。鼠疫消失了，人们终于取得了胜利。港口燃起了欢庆的烟花。

但加缪并没有在欢庆中结束《鼠疫》的故事。

在小说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里厄倾听着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声，却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里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

人们是否会再次遇到鼠疫？奥兰城里的人们与鼠疫努力斗争的故事，是否能给未来一些参考和警示？

加缪用一个饱含忧思的开放式结尾，把问题留给了读者。

我想，第一个问题已经不言自明。而第二个问题，相信每一位读完《鼠疫》的人，也应该会有坚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