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第三次浪潮》与当代中国

前些天在一个年青朋友的微博上看到美国未来学大师托夫勒在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的消息，没有提80年代初引起中国社会巨大震动的那本《第三次浪潮》；媒体对托氏去世的消息国内几无报道，查了几大门户网站，也无相关报道，我都有些怀疑此消息是否准确。一两天后，国内媒体才有报道。今天，人们很难想像《第三次浪潮》对中国思想界、政界甚至大众曾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震憾，以至成为中国当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出生于纽约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家庭，纽约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去工厂当了5年工人,先后在几家工厂当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铸造安装工。后来从军，退伍后投身报界，成为记者，为多家报社和杂志撰稿,逐步成为著名记者，并开始了“未来学”研究。他学识丰厚，感觉敏锐，见解深刻，1970年出版成名作《未来的冲击》。这本探讨分析后工业社会和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将对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冲击的著作引起强烈反响，被译成50多种文字，畅销700万册。

十年后，他在1980年出版了第二本专著《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因此进入农业社会；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因此进入工业社会；第三阶段也就是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因此进入信息化社会。他认为当下：“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他准确预见到电子邮件、SOHO一族等新鲜事：“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 当时，人们将此视为“天方夜谭”。

1970年的《未来冲击》出版时，中国尚在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此书无人所知，对中国自然毫无影响。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进程，《第三次浪潮》出版不久就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当代史，终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不能忘记的一部分。

1979年春创办的《读书》杂志一直得风气之先，担负介绍新知识、新观念的启蒙重任，在知识界、思想界声誉正隆。1981年，一位海外友人向《读书》杂志的主事者沈昌文介绍了欧美反响强烈的《第三次浪潮》，并赠送一本英文书。沈昌文立刻敏感到此书观念新颕，内容重要，可能适合中国社会需要，马上找人翻译。来不及出全书，他决定先在当年年末的两期《读书》杂志大篇幅连载部分精彩内容。

果不其然，虽只翻译了部分章节，但立即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理论界乃至政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一时间未来学、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成为社会渴求的新知。1982年7月中旬，一家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发表了题为《钱学森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钱学森认为：国外有人认为“第三次浪潮”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命运，解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等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决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许多新的发展。”“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事实上肯定了此书。

在原书的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Practopia）构思，这是全书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部分讨论了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问题，提出信息革命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将是一个与“乌托邦”不同的“实托邦”。明显含有他的理论才是“实托邦”，马克思的构想是“乌托邦”。在当时的环境中，此章不删，此书难出，确实无奈。这也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插曲。

虽然做了如此删节，此书仍只能作为“内部发行”。不过，毕竟是开放年代，虽是“内部”，仍然发行了十万册！从1983年6月到年底，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连发310篇报道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有关文章、报道。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等等，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当时形成强大的“新方法论热”。以此来分析科学、技术、历史、社会、政治问题，分析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方向，甚至有文艺批评家以此“方法”别开生面评论文学作品。

然而，这本引起轰动效应的书，又引来的激烈的批判。批判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用人类社会“三次浪潮”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五阶段”；将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第二波”工业化的产物，都要向第三次浪潮过渡，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信息与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观念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这种批判，成为1983年低“反精神污染”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新技术革命”仍然非常关心，并表支持。国务院总理作了“迎接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的讲话，胡耀邦总书记对这个讲话又作了指示：“我们的同志，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是，我们必须严重地注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领导者，首先是某些作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现代化的新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种人有没有呢？如果有，经济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该向愚昧做斗争，还是主要要向什么所谓‘自由化’作斗争呢？这是我们大家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由于有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公开发行，并且作为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发行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在2008年末题为《〈第三次浪潮〉进入中国》的文章中写道，198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