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专家吴晓球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由吴晓球教授9月18日在驻外机构中的演讲整理而成。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晓球：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下面我做一个关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交流发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1978年中国GDP只有3645亿元，到了2018年，中国的GDP达到了90万亿元，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分之二，是日本GDP的三倍。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发展到已经实现小康，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是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实现的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成就。40年前，在中国，吃不饱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近两年来，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中。现在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首先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间，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济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是，从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进入到相当微妙的状态。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在全球范围不断增强，然而美国不会轻松地让中国在世界上实现领导力，从奥巴马时期的相对隐蔽遏制，到特朗普时期转变为相当明显和恶劣的遏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基石，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大国关系。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对构造中国外部环境有很大作用。构建新时期中美关系很重要。对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我是不担心的。经贸利益都是共享的，有些人可能多一些有些人可能少一些，达成相对均衡的协定就可以。目前之所以这么艰难，我认为已经不是贸易关系，而是美国打着贸易的幌子，打着减少贸易逆差的借口遏制中国。美国政府的很多做法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对中国几乎全部贸易征收如此高的关税是罕见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实际上，历史上看，美国在1930年高关税的政策，并没有使美国避开国家所谓的经济危机，反而加深了经济危机。在现代社会，如果通过高关税能成就一个国家，那很多国家都能做到，但这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中美之间不是贸易问题，而是战略遏制与崛起的矛盾。科技战就更严重了，华为是中美对抗的前奏。2019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这个举措是贸易摩擦严重化的体现，也是金融战的开始。现在两国都在相互摸索试探，金融战一旦展开，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当前的中美关系不断地升级，对我国外部环境带来巨变。2018年我国GDP超过了9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进出口规模大约30万亿人民币，约4.5万美元，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约30%。虽然对美国的经贸规模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2018年底之前中美贸易规模始终排在第一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全球经济处在越来越不确定性中，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带来了新的微妙因素。中国发展四十年，我们抓住了和平崛起的机会，特别“911”事件之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给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现在我们面临美国巨大遏制，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这种不确定性下遇到了外部的冲击，下行压力很大。在全球变局中我们要积极稳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和有战略思想的去应付。实际上解决这些事情很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总钥匙，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难的。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成就的经验，为解决当前困难提供很好的借鉴。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第一，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比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复杂，无论外部还是内部，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找到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有很好的区域规划，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经济发展政策。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建立了14个经济特区，应该说都非常成功，对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步伐会越来越大，大门也会越开越宽。在新的时期有更多比过去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开放措施，包括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港），以及最近上海扩大自由贸易区，还有其他地区也正在探索新的贸易区，这比当年的经济特区更加复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新时期的开放。之前我们也没有经验，特区的成功来源于思想开放。过去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建立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特区，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使我们从原来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认真总结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以及规律，总结成功的做法。1978年后，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社会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理论。要走出禁区就要有一种探索的精神。我们要创造一种让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环境，继续沿着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深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深圳有一大批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人，这批人当年都是提着脑袋去闯天下的，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作为一个学者，我对于中国的未来始终没有怀疑、动摇，对社会进步的热情从未减少，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忧虑。从学者观察角度来说，勇于探索的人减少了，面对复杂的事情，人们似乎有些害怕。面对勇于探索的人，国家要消除他们的顾虑，没有他们，怎么建设现代化的国家？问责制是很好的，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贪污腐败的行为和胡乱决策的人，肯定要问责。但是对于这些勇于探索的人，如果是在面对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时的探索，出现了失误，就要慎重。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不能让后来的人都不敢去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四十年来最宝贵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我们要保护那些勇于探索改革的人。第二，我们过去四十年，非常重要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经济好不好，市场的作用是很大的。政府的作用我不怀疑也不否认，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你去看看，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无形的手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一天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就会出一些问题。中国目前猪肉出现了一定的短缺，这是始料不及的。当然有自然的因素像猪瘟等，但不要把我们的失误过多归因于自然因素，我们不要过多夸大自然因素的影响，而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政策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政策，找到出现问题的关键。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是对我们金融改革开放提出的总要求。防范系统性风险是总要求，是一个长期目标，不是简单的短期目标。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这些都是新金融业态。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种必然现象，也是一种金融的创新，它们解决了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民营企业是通过新的金融业态、新的渠道去解决融资问题。如果有风险就要切断非主流金融体系的融资渠道，同时认为新的金融业态是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这就值得怀疑了。在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然要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中国肯定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包括如何认识和把握政府的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的作用，第一个是规划。根据产业发展规律提出很好的战略规划。有日本专家说中国经济取得惊人的成就，发改委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对中国发改委的作用给了正面评价，这说明发改委起到了很好的规划作用。第二是经济调节作用。经济周期世界各国都会存在，政府需要进行适当干预，减少周期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性。为什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要减税就是要调节经济，让经济不要太过热了，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减少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三个，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中，维护国家利益。我认为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作用，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不能干预到微观经济，这样会破坏经济预期和正常的市场机制。尊重市场规律很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任何成功的企业本身都要尊重市场规律，国家出资或控股建立的企业本身也要尊重市场规律，市场要发挥主导作用。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要平等，最近出的“竞争中性”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背离这个原则经济就会出问题，如何看待民营经济，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理念、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在中国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是坚持走社会义市场经济道路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有强大韧性，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经济承载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民营经济面对重大民生需求。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两者同等重要。这是第三点。第四，我们还是要重视对于产权的保护，中国越来越富裕，人民拥有资产越来越多，对他们产权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变的非常重要。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富起来的人要移民。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政策。要把他们留下来，让这些人通过自己知识劳动技术创造财富。我们要给他们一种信心和预期，这在当前中国非常重要。这些人能在中国安定下来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市场化改革，他们的信心很重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外资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老百姓和企业家对国家有巨大信心，他们是不会移民，人民币就会相对稳定，这有利于我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不是因为有航空母舰才强大，虽然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元对全球的影响力。美元是美国经济的基石，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让所有人对国家要有信心。我永远不会把人民币都试图换成美元，永远也不会移民，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我只是教授，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企业家和老百姓对我们的国家有信心。中国开放的核心基石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要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法制的完善很重要。中国的开放进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们一定要让人民感到安全安心。第五点，走全球化道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全部融入国际体系，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面向全球市场，在2001年之后的18年中，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质量和有内涵的，竞争力提高了。走全球化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这也是一种尊重市场的规律，一个伟大的企业是一定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比如华为。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没有出路。这五点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面对当前的复杂情况，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去不断完善这些做法。如果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民营经济和法治建设，那是危险的。我有时候有些忧虑，是因为有些成功经验没有深入的理解。我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吸取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去面对更加复杂问题。关于金融方面。中国金融总体上是安全的。中国未来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作为金融学教授，这是需要研究的。总结四十年来全球发生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以及发生的逻辑、路线及原因，不同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有什么不同，这些都要做很好的研究，我们才能很好地应对未来所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效地推进中国金融改革。我始终处在一种忧虑之中。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实体经济发展很快，但在金融方面，中国货币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宣布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继美元、欧元之后，列第三位，达到10.92%。一个时期以来，人民币改革步伐缓慢。我们到底是要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遏制资本的自由，还是推进资本的自由流动，长期处在不确定中，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可能三角，即独立货币政策、资本的自由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选择两个。中国选择哪两个还在不确定性之中。独立货币政策是确定的。中国是个大国，不可能跟着美联储走，要根据就业、经济增长、通胀等一系列目标来确定货币政策。剩下两个目标，我赞同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一直在7以下，我不认为是件好的事情。经济的开放除了实体经济的开放，更重要的是金融开放，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美国的成功与美元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美元是美国强盛的基石。对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可以借鉴的。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一定是开放，其意义远远大于加入WTO,长期目标要完成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核心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实现人民币作为全球重要储备型货币。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人民币理应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这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高度评估开放的风险。我不认为，中国近期会发生金融危机。现在人民币汇率是7.15左右，其实适当地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内在压力。总之，我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相对乐观，当然我们还要在过去四十年成功的经验中再去探索，努力改善环境，让能做事的人有信心地干实事。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步入世界中高水平阶段，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水平阶段大概还需要几年时间？那些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是否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会不会回去？
吴晓球：人均GDP跨越12300美元的国家有好几个，目前相对稳定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巴西、阿根廷和南非人均收入现在都较低，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中国目前人均GDP在9500美元左右，还要几年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起点。
超过人均GDP12300美元也不代表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需要做好几个准备。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引领产业的结构调整。没有科技创新只是依靠自然资源是不行的，自然资源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科技创新。第二是，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巴西、阿根廷最重要是劳动力素质跟不上，跟不上高收入国家等要求，这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中国的现代化起到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人才，没有这些人才怎么建设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素质很重要，所以高等教育特别重要，人才特别重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制度设计。经济发展短期依赖政策，中期靠秉赋，长期靠制度设计。孕育人才是制度设计的基石。中国做好科技创造、人才培养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跨越是没有问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怎么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现在资本市场很多老百姓不敢进入，中国股市下跌这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中国老百姓的资产80%都在房产上，老百姓怎么在大环境下有获得感或自己资产该如何进行配置？
吴晓球：任何国家老百姓要富起来，国家要创造机制让存量资产增值。这就涉及到金融改革。过去相当长时间，我们对发展资本市场重视不够，金融的结构性改革、市场化进程缓慢。我们的政策约束了金融的改革。金融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然而我们的一些政策是在抑制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以保证传统金融的主导地位，这是不正确的。新的金融业态没起来，没给老百姓提供可以配置的资产，所以老百姓有闲钱就去买房产了。中国房地产价格十多年来尤其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增长很快，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尤其对年轻人危害很大，刚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要买一套房是困难的，要奋斗很多年。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没有信心了。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我是严厉谴责的，它在破坏中国年轻人希望。我们以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以前我们对选择什么企业上市、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始终是有偏差的，没有正确把握现代金融的含义，不知道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它是金融现代化的基石。美国金融业非常现代化，资本市场是其基石。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科创板的推出有重要意义，让有增长空间的企业上市，同时走注册制的道路。这是正确的。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重要的是成长型而不是重要型，重要的企业没成长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度。在这个层面我与不少经济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金融业不是发展多度，而是不足。没有现代金融业的发达就很难让科技变成产业，科技变成产业是需要通过现代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分散风险。要提高金融配置风险的能力，中国就要大量发展新的金融业态，把高新技术变为新的主导产业，这样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才会完善。想问一个关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问题，数字货币有没有可能成为金融领域一个弯道超出的机会？我们有什么政策鼓励大型公司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美国喊停Facebook发行Libra，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对数字货币方面是不是有一个预期或相关政策来实现弯道超车？
吴晓球：今天的这三个问题都是高水平的，也是很重要的。目前货币业态以及它的发行权正预演一场革命。从货币理论来说，货币是国家信用能力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欧元也是基于欧盟的信用，货币过去只由国家或国家联盟发行。
近两三年来包括比特币、Libra等的出现，的确对主权货币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我个人在比特币最火的时候，也不相信其可以超过主权货币。Libra是极大创新，这种新的货币权重怎么确定，以及它是以哪种货币计价，这都会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中国对Libra没有确定，但需要高度重视。第三方支付借用了现代技术改变了支付方式，过去是用现金、支票等载体实现支付，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在中国尤其在偏远的农村以及中小微企业，过去获得的金融服务是很差的，它比大企业和一线城市差很多，这是一种歧视。中国金融存在严重歧视，对中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和偏远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我们要改善这种不足，让所有人获得相应的服务，科技对金融的重构很重要。现在偏远农村也能用第三方支付，消费业态是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一种进步。住在偏远地方的人以前要去大城市很远的地方买东西，现在网上一下单就可以派送。缩小城乡差距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中国金融的问题是重要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6月正式成立，于2015年12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首位。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引领社会进步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