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供性”： 译名之辩与范式/概念之变

随着潘忠党（2017）等学者的引入，affordance（可供性）概念在中文传播学界逐渐得到认可（方惠，刘海龙，2018），已有大量研究借助这一概念以讨论技术、媒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考察中文语境下使用affordance概念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affordance被当作技术/物“功能”的同义词，或是被反向定义，即指代人－物交互关系中所有非人行动者的贡献，尤其是其架构（architecture）所指代的环境倾向性特征（董晨宇，丁依然，2018；冯强，马志浩，2019）。

在詹姆斯·杰尔姆·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的原初概念与中文传播学界所使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所指的是那些“环境所提供的东西”，后者所指的却是“可以提供某些功能的属性”。从“供给物”到“可供性”，概念的偏差有其客观原因：吉布森的affordance定义略显模糊且难以操作化，因此在引入不同学科时，需基于本学科需要而加以改造，然而概念的改造往往会扭曲其意义或遮蔽其丰富性。

因此，研究者在引入概念时，一方面需根据本学科状况加以砍削或改造，一方面也需厘清概念之脉络及改造过程中所放弃的部分。如此，一则为概念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二则有助于沟通不同学科对同一概念的运用，拓展学科视野与边界，促进跨学科交流的可能。

站在中文语境下affordance概念方兴未艾的节点上，本文将以如下四个步骤，递进式地完成上述目标：首先，回到吉布森与吉布森主义者（Gibsonian）的脉络中，厘清affordance概念的来源及其背景；其次，探索affordance引入传播学的关键节点、其中发生的转义及意义转变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变迁；再次，梳理affordance概念翻译为中文的过程及其二次转义，辨析各种译名并说明“示能”之长处；最后，说明吉布森语境下的“示能”概念如何为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框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1966年，在《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一书中，吉布森在对味觉系统进行分析时第一次提及affordance：“这种知觉系统不应再被称为化学感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被感知的属性（properties）不是由化学直接作用的。相反，它们是营养价值或affordances。对人类来说，它们是美食的价值。”（Gibson，1966：139）吉布森将价值与affordance并列，似乎说明affordance存在社会建构性，换言之，affordance是可学习的（Gibson，1966：285）。

在affordance的早期运用中，整个吉布森学说的张力便已暴露无遗：一方面，吉布森坚持人/物二元论，因此affordance并不是一种物体的属性，而更接近一种后天习得的价值；另一方面，吉布森拒不承认人与物的“疏离”而是强调其“互补”，因此affordance始终与动物之生存有关，且对部分动物来说“很可能不需要学习”。

从《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到《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吉布森的affordance彻底摆脱了“价值”，将affordance构造成了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属性，并由此强调了两个关键特质：其一是强调知觉来源的直接性，也即知觉与行动之间的强耦合（coupling）关系（Gibson，1979：73-76），其二是强调动物/人与环境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也即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强耦合关系（Gibson，1979：127）。可这恰恰扩大了吉布森理论内部的张力：一方面，有机体与环境的区分仍旧存在，人与物仍旧是二元的；另一方面，affordance不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是一种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本真性关系，这意味着二元最终导向了一元。

以affordance为中心，吉布森的知觉生态学进路开辟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其一迈向了对人与技术/物、环境关系的关切；其二则是以信息处理与计算分析为基础的模式识别理论指导下的现代认知科学（Raja，2017；Goolkasian，2012）以及计算神经科学（Marr，1982）。两条道路都选择性地吸纳了吉布森理论的某一面向，其中尤需注意的是后一条道路：认知科学在接纳了吉布森所提供的可计算性后，却将吉布森理论中人与环境的强耦合假设完全清除，构造了一种纯粹的人/物二元论，其中人体不过是一具以刺激－反应为核心的不断处理信息的控制论机器。颇为讽刺的是，对这一控制论模型的反抗，正是整个吉布森理论的出发点（Reed，1996：3-8）。就此而言，吉布森理论的真正特性在于，它既要维护主体之能动性（agency）使之摆脱控制，却又严格拒绝知觉中的任何建构性，这将赋予了主客体间所有关系以可计算性与可控制性，由此构造出了远超现象学传统的张力。Affordance所承担的便是吉布森对一种全新的知觉框架的期待，这种框架试图从根本上取消现代心理学、控制论、传播学等学科所陷入的结构/能动困境的基础，从而还原出一种更加纯粹的人与世界之关系。

无论具体倾向如何，吉布森主义者大都坚持了吉布森的根本立场，即对刺激－反应模式的拒绝。所有在此意义上对affordance的定义与运用都始终坚持着吉布森对人与世界间关系的强调，并在不同尺度上维护着一种强调物之物质性的现实主义立场。但千禧年后，“旅行”至传播学的affordance却丧失了其中的部分特质，变成了一个更适合传播学分析的概念。

在吉布森主义的脉络中，affordance始终代表着对刺激－反应模式的抵抗，同时也构成了对结构/能动框架的超越。因此，后吉布森时代的STS研究很快引入了affordance，试图借此处理技术/物与社会/人的关系，也即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Latour，2005）。然而英文传播学却始终未发展出一种关于affordance的主导定义与用途：尽管学者们经常强调社会和物质因素同等地重要，但是就技术/物使用而言，他们总是倾向于其中一方，尤其是社会因素（Leonardi & Barley，2008；Nagy & Neff，2015）。

2003年，Barry Wellman等人率先将social affordance概念引入传播学，并将之视作技术/物影响日常生活的“可能性”。Wellman并未超越传播学主流的功能主义范式，仍将技术/物视为一种“工具性角色”（Wellman，2003）。

Wellman对affordance的改造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本倾向，即以功能主义为前提，在结构/能动之间划下一种根本性的断裂。尽管绝大多数研究均试图强调身处技术/物系统中的个体的能动性，然而这种研究中的affordance并未呈现为一种关系属性，相反则更多指称技术/物所携的性能、特征或对社会给出的暗示，多用作描述技术/物能为个体的使用“承担”什么（Aakhus，2007；Hogan，2009；Marwick，2010；Vitak，2015）。由此，一种“能动性”悖论出现了：一方面，对技术/物特定“承担”能力的分析有助于学者进入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内部，具体分析主体对不同功能的接受或拒绝，从而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将能动性化简为“接受”或“拒绝”的权力已是一种根本性的退缩，因为所有的选项都由技术/物提供，主体并没有创设选项的能力，而只是在技术决定论框架下进行局部反抗。

为解决不断扩大的结构/能动之张力，传播学者尝试发明拓展affordance概念以进一步强调技术/物的社会性。例如communicative affordance将吉布森式自动感知的“需要”转到影响认知的诸多因素，从而将affordance进一步简化为主体对客体效用的感知，最终将技术/物提供的功能社会化以强调主体对技术/物的创造性运用（Schrock，2015）。可这一思路也无法排除一种超越人类控制能力的技术/物（如近年来热议的AI）的存在，它将彻底颠覆人与技术/物之关系，使人成为技术/物的奴仆。

如果对“效用”的改造仍存在不足，或许只能通过一种更为激进的建构论，将技术/物彻底社会化：“人们如何使用技术物……将形塑物体在未来演化中的affordance。技术不仅允许，也在暗示社会塑造它。”在建构论的终点处，Lucas Graves试图说明技术/物的affordance是其进入文化语境获得的意义，而非技术/物本身提供给社会的。因此，人们不仅能创造性地使用技术/物，同时也可以框定技术物的发展路径：“技术与社会文化实践共同演化，互相反馈……新兴技术暗示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赋予它的技术意涵和人类事务的目的。”（Graves，2007）

由于纳入了技术/物创造、使用、迭代的全过程，Graves的框架似乎彻底克服了Wellman 以降的困境。可究其本质，Graves的框架仍是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混合，其理论可以化简为以下公式：“文化驾驭技术，技术体现文化。”这种将一切技术/物发展归结于人类内在天性的方式不仅不可证伪，也缺乏效力。

为了摆脱决定论的循环，Leah A. Lievrouw梳理了STS领域的技术/物研究传统，并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强调关系性的框架，“它能更明确地解释技术工具、人类行动和社会/文化型构的交互与相互塑造。”（Lievrouw，2014）

在此基础上，Lievrouw提出了“中介”（mediation）模型，动态勾连技术物/再配置（artifact/reconfiguration）、实践/再中介（practices/remediation）和社会归置/再型构（social arrangements/reformation）三者，三者分别与affordance的三特质相对应，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动都在其他两者间生成相应的变动。中介模型超越了决定论，并抓住了技术/物的多面向复杂性，为传播学技术/物研究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可对技术物质性与关系性的强调超越了当下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其问题意识更多与当代社会理论相接洽，因此在传播学内部难以得到重视与大规模讨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强调物质性与关系性的方案将始终缺席。随着学术范式从功能主义一步步迈向结构/能动框架并逐步暴露出后者的缺陷，近年来英文传播学界对affordance的理解重心已从功能性、能动性转向关系性，试图以不同框架探索人与技术/物之关系（Fayard & Weeks，2014；Schrock，2015；Rice，Evans，Pearce，Sivunen，Vitak & Treem，2017），这些讨论虽放弃了物质性问题，却也在传播学内部推进了对affordance的理解，同时不断逼近吉布森脉络中对人、物关系的根本性思考。不幸的是，中文传播学界似乎尚未注意到近年来的关系转向，而更多停留在结构/能动框架或是更早的功能主义论述之中。

Affordance概念在英文传播学界已发展十数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进路。在此背景下，为了向当前传播学中炙手可热的新媒体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潘忠党等学者有意识地以“可供性”为译名向大陆传播学界引入affordance概念，并建议将其用作“衡量和比较不同‘新媒体’的整合概念”。在其论述中，媒体的“可供性”具有信息生产、社会交往与移动三个维度，可用来衡量媒体相对而言的新（novelty），“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潘忠党，刘于思，2017）为尽可能展现affordance的潜能，潘文将多种脉络的研究融为一炉，以构建出一种实用的研究框架。但这却导致概念的暧昧模糊，并在译介过程中扩大了概念原有的张力：

与英文学界对affordance的使用如出一辙，“可供性”概念表面上的二重性并非对决定论的调和：无论是“可能”还是“力”，所有的功能都是由技术/物提供的，因此无论主体进行何种创造性使用，其能动性都是残缺不全的。

因此，与其说“可供性”调和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冲突，毋宁说是直接模糊、遮蔽了这一问题，这使得后续研究表面聚焦于同一关键词，实则各自为战，忙于将概念带入自己的立场之中，而无心进一步发掘其潜能。译介的概念已从推进后续研究的工具变成了深化研究的障碍。

Affordance概念在大陆传播学界的应用乱象与“可供性”之译名紧密相关，但这一译名却并不源自传播学。与示能或示能性相比，可供性与能供性更易被知觉生态学脉络之外的学者理解。

在大陆学界之外，台湾亦有较为独立的affordance译介传统。2005年，钟蔚文在《玩物中见创意》一文中将affordance译为“机缘”，随后则与陈百龄、陈顺孝两人合著文章将“机缘”概念视作推动传播学之工具转向（从研究人的能力转向和工具的互动）、具身转向（从聚焦于认知和表征转向体验之行）与互动转向（从注重人和工具的互动转向活动中的互动）的契机（钟蔚文，2005；钟蔚文，陈百龄，陈顺孝，2006）。相较其他译名，“机缘”虽源自佛教，但却最为明确地反映affordance的关系特质。

不妨简单对比“机缘”与“可供性”两种译法。如果说“机缘”希望在交融之中凸显主客体的动能，那么“可供性”恰恰在无意识中限制了能量的迸发。由此观之，“可供性”研究在能动与结构之间的摇摆，不仅源于当下大陆传播学界对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也始于概念引入与译介时对不同理路不加区分地融合。如此自然无法保障概念有效且有序的运用。

经过跨学科旅行和跨语际实践的二次转义，“可供性”已与原初的affordance相去甚远。英文传播学界近年来已有不断复原此概念活力的学术尝试，可在学术范式与译名的双重限制下，中文传播学却滞后许多。

因此，当务之急已不再是如何为特定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而是如何发掘affordance真正的潜力，避免相关研究无意义地增生。在此过程中，翻译这一层面必须得到重视，只有对译名进行更细致地考辨，才能释放概念的潜能。综合考量下，我们建议将affordance统一译为“示能”，该译名具有两个优点：其一，相较仅在台湾脉络中存在的“机缘”，“示能”已得到较为广泛应用，有助于整合概念理解，激活跨学科沟通的可能；其二，相较二元论的“可供性”，“示能”既强调了主客体对等的关系（客体的能动性），即客体“展示其所能”，同时亦具有物质特性。

在“示能”之下，技术/物不再是“客体”，而是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actants），它可以向人类行动者“展示”自己的潜能。由此，技术/物将不会被简化为一个整体，其中内蕴的社会结构，亦即技术/物本身的物质性将得到关照。用“示能”取代“可供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有的研究的契机。

至此，本文业已梳理了中外传播学界对affordance概念的不同运用及其范式变迁。概言之，中文传播学界正从功能主义范式迈向结构/能动框架，英文传播学则已有突破结构/能动的二元框架、关照人与技术的关系框架的学术尝试。

功能化的媒介视角带来了传播学深刻的学科危机，甚至会使传播学丧失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事实上，传播学媒介研究在功能主义范式之外，还存在诸多并未陷入功能化媒介困境的脉络。

由此可见，尚不存在能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突破的现成范式，单凭传播学学科内部的资源无法轻松应对危机。我们必须回到源头，重新从技术/物本身出发。就此而言，传播学尤其是中文传播学之引入affordance概念绝非机遇巧合，实因该概念回应了传播学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为传播学进入新的范式提供了绝佳的进路。从affordance到其各种拓展形式、从“可供性”到“示能”，概念及其译名的多次转换并非纯粹的文字游戏而始终关涉研究范式的转变。

在此意义上，“示能”具有双重优势：一方面，“示能”摆脱了英文传播学语境下对affordance概念的误用，翻译不再阻碍理解，反而提供了轻装上阵的机会，有助于促进中文学界的范式转型，推动大陆传播学问题意识的更新；另一方面，由于“示能”奠基于最一般的人与技术/物之互动，在含义上亦有强调物之能动性的倾向，因此其内在假定了媒介互动的具身性、物质性与主客对称性三项属性。这为钟蔚文（2005）所说的具身、工具与互动三种转向提供了基础，同时有助于将以下三种研究面向引入大陆传播学乃至所有涉及客体、媒介、技术的社会科学：

（一）具身面向与身体研究。由于传播学者倾向于将传播看作一种纯“精神性”的过程，即人与人之间的点状沟通，身体这一因素对传播乃至整个社会构造的作用都未得到深入理解（刘海龙，2018）。然而进入数字时代后，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去身体化的技术的发展，身体的在场不再理所应当，“缺席在场”则更显常见，传播之空虚也就越发凸显，研究者方才重新意识到传播之中身体的重要性（孙玮，2018）。可“身体”与一般学术话语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拒绝被话语捕捉——这意味着谈论“身体”或“具身性”可能是在抽空而非回归身体（希林，2003/2010：5-8）。因此，若希望构造一种肉感的、历史的身体而不陷入话语的窠臼之中，便必须回到真正的身体实践上。在此，“示能”不仅能在最大程度上逼近真正的身体，还易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把握。

（二）物质面向与行动者网络。与身体面向的缺失类似，由于传播学对传播的定义根植于人与人之间，技术/物似乎总被看作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阻碍（彼得斯，1999/2017）。相当程度上，传播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应用便试图倒转这一状况，重新将技术/物框定为一种阻碍与承担共存的中立物。然而如前所述，技术/物的二重功能或技术/物与社会的互动并不意味着对决定论的根本超越。要从此处迈向新的“关系”框架，便必须将物质性带回技术/物之中，使物质性成为技术/物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此才可能将飘渺的话语身体定位到技术/物与肉身之互动中，赋予其具身体现。作为一种关系，“示能”恰恰体现了这种互动，它同时将带来一种新的主客体互动框架，其中主体不再“使用”而是“迎接”客体。

（三）互动面向与物的研究。人身的具身体现与技术/物的物质性共同导向了主客体平等的互动框架，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所谓“互动面向”才成为可能。然而现有的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未深入理解过技术/物，往往是空谈交互而并无实质性的交互分析。在此状况下，研究者必须回到微观的具体的物质的互动之中方能探索互动的发生过程，也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提供有别于一般功能分析的实质信息（钟蔚文，2005）。由于社会科学中并没有研究物的传统，要深入理解物必然意味着需要跨学科协作甚至整合，在此意义上，“示能”提供了一个研究微观互动的抓手，供媒介研究乃至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互动分析。这也为社会科学吸纳哈曼以降的客体导向本体论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发展上述面向不仅能够推动传播学之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传播学厘清自身的时代使命。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冲突，或更广义的结构/能动二元框架不仅提供了传播学范式转变的动力，也是当下社会科学界的核心问题之一。物质、身体与交互也提供了整合相关理论的入口，有助于整个社会科学在更高层次上理解乃至超越已有的二元论述。而离这一入口最近的，正是传播学与媒介研究。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支，传播学往往在研究领域、方法乃至理论等层面受惠同时也受制于其他学科。在此境遇下，物质、身体与交互的多重转向为传播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以夯实其研究基础、拓展其研究边界、丰富其研究意义：以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游戏研究（ludology）、接口/界面（interface）研究为代表的新研究动向表明，传播学有能力通过对技术/物（也即媒介）的研究回应整个社会科学最核心的问题，反哺其他学科，而非仅仅借用外部理论推进自身学科实践。由此，吉布森脉络下的“示能”概念便具有双重价值：一则为技术/物（媒介）研究等领域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思考框架，二则为传播学之转向与重构提供了有利的起点。然而传播学的“次航”能否真正实现，仍有赖于所有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仅是在现有学科建制内部工作，同时也要积极参与跨学科探索，抱持开放心态迎接新的研究对象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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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