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No.83 | 快乐朝向过度，快乐成了痛苦

ECNUP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弗洛伊德归纳的女性的三种命运之外，有一种女性“缺席于自身”的境况。这种境况与拉康“大他者的享乐”重叠而又并不等同，突显着斯皮尔林的“毁灭作为成长之因”。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客体不能带来满足，人真正的满足乃是不满足”。《精神分析：快乐与过度》串联起整个精神分析的框架，落脚于“快乐”和不受控制的快乐：快乐总会朝向过度，快乐成了痛苦。

中文版序言

在法语中，“我荣幸之至”（直译为“全部的快乐都是我的”）乃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当某人因得到帮助或者共度美好时光而表示感谢时，我们就可以回答对方说：是我的快乐（荣幸）。然而，这与我们使用的句子并非完全一致。在第二个句子中，缺少了“全部的快乐”这个奇怪的表达，或者缺少两个关系主角所体验的快乐之间的一种比较。为什么日常语言会说“全部的快乐”？难道第一个人体验到的快乐就是微不足道的？难道快乐的绝对性无法被分享？

我认识到分享快乐的客套中包含了这种过度的维度和暗地里的较量，由此选择为本书的题目，它表达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及其临床思想。西方的各种哲学总是希望在快乐中筛选出与名为“理性”引申出的东西相符的那些。而精神分析则被另一视角所引导：快乐本来就有矛盾。透过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试图体验欲望满足的最大化，但是相对于在幼儿性欲中形成并受制于儿童对成人性行为的感知的原始目标而言，这个最终目的是以不同于原始目标的方式部分地达成的。

精神分析是一种实践和一种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理解下列概念必须以临床为依据：性欲、转移、重复、冲动、无意识、能指。在个人分析之后，结合对病人的倾听和对过去和当代精神分析家的阅读，人才能在精神分析中被培养出来。

但精神分析并不是脱离历史的：既不脱离于大写的“历史”之外，即战争的、创伤的、集体创造的历史；也不在理论家的知识史之外。我们现在的这部作品，由一个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写于2000年，实际上是因为从1950年以来拉康就建议去阅读弗洛伊德与他的朋友柏林医师弗里斯之间的书信集。这本书信集在那之前是不为人知的。这些文本赋予了快乐原则的矛盾性以重大价值，把它看作人类灵魂的运作原则。然而，与弗洛伊德最早期制作的后来又从来没有被推翻过的那些模型相比，精神分析的外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早期的精神功能的模型正是集中于快乐的矛盾性上。拉康通过使用术语“享乐”强调了这个特征，该术语也指示了快乐本身的过度维度。然而，精神分析家们并不像智者或哲学家们一样指责快乐，因为拉康和弗洛伊德共同认为，人类的独特性在快乐、不快以及焦虑的体验中得以铸就，它们结构化了我们与大他者形象之间的关系。快乐是危险的，充满着在被弗洛伊德1897年称之为“涅槃原则”、继而在1920年作为其超越的摧毁性的“死冲动”的危险。这个超越微妙地抽取自快乐目的，但并不是要指责快乐的目的，它迷失在产生了我们称之为症状的存在僵局的东西中；而是要创造一个地点、一个空间，那里这种快乐目标的内在过剩得到约束，而无需放弃其本身，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考验，孩子们长大了，女人和男人获得了各自的独特性。

莫妮克·达维德-梅纳尔

2019年7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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