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NO.79 | 《经济的未来》：哲学家是如何阐释经济学理论的？

一个邪恶的天才去拜见某国总统，并向他提出一个交易：“我知道贵国经济萎靡不振，很想帮您重振经济。我可以让您拥有一项神奇的科技发明，它能使贵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岗位增加一倍。但有个条件，我每年要索取两万贵国公民的性命，而且大部分得是年轻人。”总统吓得后退一步，二话不说将其轰了出去，他刚刚拒绝的发明是……汽车。

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律课上经常讨论这个寓言故事。它说明了什么？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如此容易地接受车祸死亡这样的祸患，这个祸患也没有产生特别的道德问题，那是因为祸患没有以寓言中的方式来呈现。该寓言展现的是一个经典的道德困境，即是否应为了集体利益而祭献无辜者。古典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这类困境寝食难安，却从未就这一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不过要想这个难题彻底消失，只要改变道德问题的措辞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来往车流纳入流体动力学定律，然后那些具有规律性的数据就具有了某种宿命的表象。

在这样的条件下，广义上的健康经济学才有了存在的可能（包括我们所说的“安全经济学”），这方面预算的合理化才是可以接受的。也正是以此为代价，“人类生命的价值”的概念才不会让人引以为耻。

著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

假设我们持有一千万欧元的预算，将用于两种以救人为目的的行动，即针对癌症的医学研究和整治法国公路的安全隐患；再假设这两个领域中的回报率在逐渐减少：我们投入到一种行动中的资源越多，那么拯救一条人命的代价就越高；最后我们假定资源配置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最大化地拯救生命。如果真是这样，最大化达到了之后，因预算限制而放弃挽救的生命的价值在这两种行动中是一样的，基础数学知识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如果有所不同，那应该是，健康领域的生命价值高于安全领域的生命价值，那么资源从第一领域向第二领域转移会增加救人总数。我们应该将这同一的价值称为“人类生命的价值”。这种价值至少表明了两件事：第一，生命是有价的，且是被限定的价格，毕竟每一个领域都有我们没能挽回的生命，仅仅是因为资源有限；第二，在许多我们打算展开行动的领域，都存在资源的分配；我们给生命限定的价格表明这些领域的资源分配具有相互关联性。

在上述所有方面，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即我们挽救的人命，就像西红柿或者大葱一样，不是绝对如此，但总体上来说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如同我最开始讲述的寓言中的情况一样。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首先，在每个行动中我们本应该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但实际上没有，而这不是个意外。比如，我们对于老年病人的治疗，限制尽可能的救治而仅限于保守治疗；我们放弃使用现有的但价格高昂的反恐安全装备；地震发生时，会发生放弃搜寻被压在城市废墟之下可能的幸存者这样的情况；支援第三世界时，却不帮助他们找寻对抗疟疾的方法，这部分的成本还相对便宜些。

其次，我们注意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条件是人的生命价值这一概念的基础，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不同领域涉及的人类生命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率从一至一万不等。这是因为现实完全非理性的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了解现实所借助的概念太荒谬愚蠢了吗？

我曾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学习，人人都知道拿破仑将其变成了一所军事学校，至今仍没变过，但已经过时了。那时，我在写一篇论文，研究对象就是法国军用吉普停车场的最优管理。那时正处于所谓的实用研究的伟大时代，这是二战时期美国的发明，它运用更为基础的数学来解决管理和组织问题。我相信自己没有在结论上出错。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我会指出，旧的吉普车超过了使用年限就应当报废，代之以新的吉普。但我当时的建议要更为简练，因为我加入了一条曲线，用来描述吉普车的维护工作如何随着使用时间变化而变化。越接近使用期限，越没必要维修严重的故障，而越是应该考虑报废了。如果将这种经济学逻辑应用在人类生命场域中，会引起怎样的惊悚反应，这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了。我们放弃治疗超过一定年龄的病人，我们让濒死者听天由命。

尼采曾在《偶像的黄昏》中提出一种“医生的道德”，鼓吹的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当时他正处于疯狂的边缘：“他毫不犹豫地写道，患者是社会的寄生虫。到了一定程度，苟延残喘地活下去是可耻的。当患者丧失了生活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权利，他们再坚持卑怯地苟活下去，成为医生和医学实验的奴隶，就会招致社会的谴责。医生应当是这一谴责的调解者——他们不必再开药方，只是每天给患者一剂‘厌烦’……”但是，我们得作出如下思考：以理性的名义，对所有救人行动中被挽救的生命价值一视同仁，这跟把人和吉普车一概而论没有区别。我们拯救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跟发动机一样是非人的，它没有身份、姓名、年龄和性别，因此可以被任何另外一个统计学上的生命所取代。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它们都不存在于人的世界，它们只是被用来统计的，我们看不到一个“普通人”，而且他们的存在方式就是虚拟的。这里我不得不使用反事实论述方式：假使过去我们没有预防疾病和防止致命事故发生，那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仍然有人死去，并且身份确定。但是，一旦人们进行干预，那些因为我们放弃干预而死去的人，谁还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事实上统计学上的生命质量可高可低，全部取决于样品，尤其是样品的规模，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不同行动中牵涉的生命价值存在着巨大差异。同样，被拯救的生命由于其反事实特性而具有虚拟的特征。因为以上这些情况，在最大化计算中身份的消弭或多或少被加强了。

Chilean miners celebrating after being brought to the surface（智利矿工被带到地面后庆祝）

2010年夏天，33个智利矿工被困在阿塔卡马沙漠的矿井下，长达两个多月。当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智利矿工之一时，其生命价值微不足道。被困井下时，他们也许期望人们能够看重其生命的价值，并聊以自慰。但是，所有同情矿工悲惨遭遇的人，以及享有良好信誉的智利政府，都将他们的个体身份与他们构成的集体身份混为一谈。由此可以推测，假如90%的矿工得救了，民众和政府就会认为他们已经根据形势尽了本分。然而，那三个遇难矿工的家人不会这么看。在采取预防措施的行动中，今天我们把这些行动也称为“防患于未然”，统计学意义上的个体身份的消除又有了另一种面目。

它不仅反映了被挽救的生命的反事实特征，也说明未来的不确定性。然而也可能是这样，正是这种身份消除解释甚至证明了不同领域人类生命隐含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想想预防交通事故的政策吧。假如每年公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大大超过飞机失事的受害者，那么，对比两种情形下，我们放弃拯救统计学上的生命而不得不背负的“道德包袱”——请原谅我的措辞，第二种情形（空难）远比第一种情形（车祸）要大得多。一辆车里最多不过死几个人，而一架A380空客若发生空难，近八百名乘客会丧生。这样，第二种事故中人的生命价值远大于前者也就不足为奇。因此我们看到，在统计学上和虚拟情况下，个体身份完全消除并造成生命价值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化解释，证明了为什么不同行动领域中我们放弃救人的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理性的旗号下，健康经济学家们对老年病人高昂的医疗费用抱怨不已，重申一遍，正是如此，人和法国军用吉普车并无二致。

我们有时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发现这个主题，例如，第三人称的死亡——“他的死亡”与第二人称的死亡——“你的死亡”之间的区别。医生面对着每一个患者，属于第二种情况，这也证明了人类的生命在医学上是“无价的”，也就是说其价值没有最高边界的限定。这一切都说明了“他的死亡”与“你的死亡”截然不同，任何向中间状态的的转变都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我现在感兴趣的是——第一人称的死亡——“我的死亡”。我们即将看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极致也逃脱不了统计学的思考视角。

《经济的未来》

[法] 让-皮埃尔·迪皮伊著

解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58.00元

前言 政治的经济谎言 

第一部分 经济和恶的问题
第一章 恶的问题

第二章 经济的暴力

第三章 经济保护我们免于自身的暴力

第四章 经济与神圣 

第五章 经济的自我超越和恐慌

第六章 经济的伦理学污染

第二部分 自我超越
第一章 价格的自我超越性

第二章 自我超越的未来 

第三章 金融恐慌状况下的公共言论

第四章 灾难时期的沟通 

第五章 无话语的自我超越

第六章 痛苦的两种化身

第七章 政治的自我超越 

第三部分 末日的经济与经济的末日
第一章 我们所剩下的时间

第二章 经济与死亡

第三章 统计学死亡经济与反事实死亡的经济

第四章 等待：自身的死亡与金融泡沫的破灭

第五章 末日经济

第四部分 经济理性的批判
第一章 加尔文教选择的非理性与资本主义的活力

第二章 选择宿命 

第三章 自欺与加尔文教的选择 

第四章 个人主义，这个谎言   

结论 摆脱宿命论 
附录 时间，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