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新书《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我想写一本书，结束对过去岁月的回忆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为著名“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文艺评论和诗集，收录孙甘露历年创作的书评、艺评和诗歌。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孙甘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以及在书评、艺评中流露出的诗意气氛。他的语言是先锋的，也是诗化的，仿若梦境。在书中，他感怀逝去的阅读黄金时代，一次次为列夫·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卡夫卡、塞林格、卡佛、奈保尔、埃科、昆德拉、张爱玲、木心等作家的语言所迷醉。这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灵魂对话，在靠近、碰撞与理解中寻觅阅读的初衷。同时，在艺术电影中追寻影像、音乐和文学的复调：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波兰斯基、陈英雄、李安、姜文……真实的生活是人们难以承受的，这多少也是秘密与谎言的存在意义，也是电影的存在意义。

他写道：我怀念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那有力的双手，召唤着我的热情，那些工具，令丑陋的世界获得形态，使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令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最终，使我走上求知之路。

《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

我一直想写一部书，来结束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但是，这一事情本身就是一次最严格、最丰富的回忆。我不愿做的正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这有点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布满了循环描写和反复思想，它费力但是准确地指向我的意识深处。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鲁斯特的模仿者——不是模仿他的哮喘和艺术，而是像他那样半躺着写作。我出没于内心的丛林和纯粹个人的经验世界，以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我的食粮，滋养我的怀疑和偏见。我试着接近我心目中的艺术真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为竭力想直接说出它的名字的幻觉所控制。我以为我在思考生活，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的思考而被深刻地体会到。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这有多么悖时），我显然缺乏雄心大志。我所暗自迷恋的只是一些较小的、较次要的（这种划分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作家和作品。我不愿意以体育馆歌会或者班级轮唱的公众方式颂扬那些令人目眩的大师，我从未看清过他们那光彩夺目的形象。我把这归咎于个人的能力而非流行的溢美之词的过于宏大和嘈杂。在今天，文学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地沦为公益活动而远离真正的文学运动。在高扬个性和创见的聒噪声中，个人的感受已经濒临死灭，个人阅读似乎已遁土而去，二至三人的场合就弥漫着七种或十二种口号，人们激昂地各执一端或者温情地相互认同。户外街头四处荡漾着恶习式的侈读和点心式振奋人心的甜蜜意见，小说创作成了自我质询而批评则不失时机地成了拷问，文学内外的清算成了发展和衰败的共同标志，个人心机取代了想象空间。我疑惑地认为小说或者诗歌似乎不应再印刷成册由个人逐行阅读，让人站着躺着或者正襟危坐地领受，而应集会宣讲。

刚刚从病态的文学极权阴影中出走的作家不到十五年时间，又羞羞答答地写起了警世通言，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从观念水平上加入搜寻隐私的行列。加缪说得不错：人们读报和通奸，只干这两件事。生物行为再加上物理指南。罩上“良知”的面具，总之与心灵与每个人的心灵越来越远。

《重温卡夫卡》

我们在如此遥远的地方谈论卡夫卡，时间、空间和语言这三者的间隔都使我们强烈地体会到这位世界性作家曾经深入阐述的问题。

我们坐在这里的理由之一是，他的挚友多少违背了他的遗愿，如同他最终都归于解除的婚约，卡夫卡就自己的著作托付勃洛德的遗嘱，注定成为一纸被废弃的铭文。一个私人的、密友间的话题，变成了一个公众的、世界的话题。这是一出卡夫卡和叙事艺术的悲喜剧，恰好印证了卡夫卡以他的小说勾勒出的这个世界的基本关系，那就是它的怪诞和孤异。那个在布拉格街头晃动的身影，总是令我想起尚·克莱尔的名言：“乡土和孤异是我们通向普遍世界的唯一道路。”这大约是我们与卡夫卡彼此接近的仅有原因。

卡夫卡是那种定然要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留下印迹的作家。他对不祥事物的预感，他的脆弱，他的内省式、启示录式的作品，都使这个混乱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惊人的表述。

卡夫卡几乎是永恒式地“想象着人类的本质”，他的著作是给这个世界预先拟就的一篇悼词——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归宿的话。

毫无疑问，卡夫卡一度是我迷恋的中心，他的《城堡》《变形记》《审判》等作品，曾经陪伴我度过了许多时光。那些恍惚的、几乎是不被意识到的下午，在阅读中悄然流逝。那种微微产生的困倦之感，倒像是导向真实存在的一道绳索，一种审慎的、克制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存在。

一般而言，我不太关心卡夫卡作品的象征性，我始终把他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将具体背景弱化了的藏匿性的写作，正因为如此，世界的要素及其残酷的真相反而被凸现出来。我们由于天性而省略了的东西，遵循的也许正是某种内在的旨意，真理因此而被披露。

你“在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