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学习外来文化？

中国与日本有一定的文化同根性，尤其是儒家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

日本也是儒家经济圈（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中率先启动了所谓“脱亚入欧”进程的经济体，是近代东亚崛起的启动者，也是东亚现代化的引领者和曾经的东亚起飞的“领头雁”。

日本是儒家经济圈乃至东亚国家和地区之中，第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快速地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日本当时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腾飞之后，“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和中国大陆的发展，先后都有一些日本二战后崛起模式的“烙印”。

具体看，日本发展模式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日本即使在快速崛起的时代，其贫富差距较小，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中产，在践行包容性增长方面在东亚经济体中首屈一指，在全球也是表现较好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这种全民中产模式与中国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有相通之处。

比如在企业制度群体结构上也展现了其先进性和多元性。笔者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在1997年将企业大致分为三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国有型（C类）。

在三类企业制度分析框架下，根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制度体系的观察，笔者提出“企业制度群体结构”的理念。

通过这个角度观察，日本产生了一批股权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B类企业），迄今为止，这在东亚经济体中是唯一的，东亚的其他经济体都是以A类家族型及C类国企为主流，少有B类企业。

日本拥有的这种更为合理的、多元的、先进的企业制度群体结构，也是日本能够实现全民中产以及共同富裕的一个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美国企业以重视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闻名并风靡天下。日本企业则相对更为重视员工利益，也重视供应商、客户、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平衡，这种比较中庸、平和、包容的企业价值取向可能是日本实现全民中产及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微观基础。

日本企业在企业管理中也比较好地彰显了敬天爱人的精神。在收入财富不均和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日本企业的这种价值取向在全球可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发源地及大本营美国，企业在价值取向上最近也出现了重大调整。

如全面质量管理（TQC）、及时管理（JIT）、看板管理（Kanban）、5S现场管理等，这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复制、被学习、被借鉴，这是日本为世界管理理论和理念的发展与创新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初期，以通产省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依仗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特色对整个东亚的后续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截至2020年，日本拥有18位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以获奖时任职机构的归属国家计算），其中15位是2000年以后获奖的。

在路透社公布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上，美国以46所独占鳌头，德国和日本各占9所，并列第二。

同时，日本在技术应用方面成就斐然，在全球最大规模的出版商中立引文索引和研究情报平台Clarivate Analyse发布的全球百大创新机构榜单中，以29家的数量名列前茅。

从这一点讲，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宗教观是一致的，亲善自然是一种美德。

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背景下，日本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比较好地践行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日本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范例。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他们能追随各自的梦想，进而可以做到“一生专注做一事”。人人恪尽职守、精益求精，享受着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完成着对社会的贡献，也收获了他人的尊重。

在日本，“人各有梦”以及追求不同的梦想或许为践行“工匠精神”提供了基础。更为深远地看，千千万万不同的梦想相济相成、多元互补，或许也是日本社会和谐的原因之一。

从这一点来讲，日本可能是践行“和而不同”而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好案例。

2019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86％受访者对日本抱有好感，在《福布斯》2019年10月发表的“全球最佳声誉国家排行榜”（Reputation Institute）上，日本居第11位，亚洲第一。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猛崛起而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世界霸主美国也对当时排行“老二”的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排挤和打压（包括1968年到1994年之间美国对日本发动的七轮贸易战），日本则通过“软实力”的修炼来应对美国的歧视及打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必须强调的是，日本在发展过程也有过重大错误，曾经犯下包括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在内的历史罪行，这些错误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反省的历史悲剧。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在人类发展的历次重大变革中，日本在“取势”上，基本都踩准了“风口”，可以说没有错失过大的历史性机会。

无可置疑，形成上述日本的特色可能有很多原因，这或许与日本学习外来文化的心态、态度、思维方式、学习及实施方法等有比较大的关系。

图：日本文化的多重性和同一性

资料来源：（日）大野健一著《从江户到平成：揭秘日本经济发展之路》 制图：钱斌

日本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至公元前3世纪，日本在接触到中国秦汉时期的“渡来人”的先进生产力之后，把本土的技术与文化（绳魂）与外来的技术与文化（弥才）并存融合，形成“绳魂弥才”，或是日本文明之肇端。

从公元4世纪起，东亚大陆时有战乱，不少人为躲避战火，从中国及朝鲜半岛迁入日本，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建筑方法和陶器、铁器冶炼文化，使得日本列岛进入农业社会，完成从部落社会向国家转变的过程。

从《隋书》记载的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第一次遣隋使抵达中国到菅原道真提出废止遣唐使的公元894年，近300年时间，共19批次3000余人到中国，他们把大量佛教和儒家典籍，各种精美佛教造像、工艺品、乐器、绸缎等带回日本。隋风唐雨之下，日本通过大化改新，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成为律令制国家，经济长足发展、文化百花齐放。

日本对中国的学习从制度、思想、哲学到宗教、建筑，从文学到艺术等，范围非常之广。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对隋唐文化的学习是有选择的，譬如同样在唐代兴盛的道教文化就没有得到日本的青睐，日本的宫廷也只有女官而没有宦官。

宋元之际，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多通过民间商贸进行，两国官方通过文书略有往来。有赖于宋代发达的出版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很快能流入日本。宋太宗就曾经把5000余卷《大藏经》赐于日本僧人奝然。宋代风雅的生活方式如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四艺，也为日本的贵族阶层欣然接受，并在之后的几百年内发展为日本独特的茶道、香道、花道等文化。

镰仓时代（约1185年－1333年），大批僧侣留学中国，主要学习禅宗文化，为此日本兴建了许多临济宗寺院，包括九州福冈崇福寺、镰仓建长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平安代末期，日本平氏与源氏混战，社会动荡，使得宋朝的铜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日本官方流通钱币，公元1266年，镰仓幕府被迫公开承认宋代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

德川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可以说是全面地学习了宋明文化。从隋唐佛教到宋明理学，从遣唐使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朱舜水东渡扶桑，持续千余年，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可以说是立体的、深入的、长久的、全方位的。对宋明理学即“新儒学”的吸收与再创造，也使得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的后起之秀。

中国明朝实施海禁，对外仅保留朝贡贸易。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诸夷”之一，厚往薄来，日本却通过“勘合贸易”挣得钵满盆满，还搭上了与明朝贸易的葡萄牙人，为日本的近代强国之路开启了窗口。

通过明朝的商船和出使梵蒂冈的“天正使团”，“南蛮学”“兰学”和基督教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发现更远的欧洲。1774年，日本现代医学先驱杉田玄白推翻了从《黄帝内经》中学到的体系，只靠认图，艰难地翻译了德国医学家J．Kulmus所著的《解体新书》荷兰文译本，该书的翻译出版，是日本人在学术上转向西方，并认真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旁观了中国鸦片战争的遭遇，又被佩里的黑船大炮轰开国门后，日本毫不扭捏，迅速转向，拥抱先进。日本放弃德川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诸多有识之士主张日本应开始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

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后，日本一方面大量引入西方启蒙书籍、科学技术书籍，大量翻译西方当时流行的新概念、新造词而形成系列的“和制汉语”。这些“新汉语”包括“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自然”“民主”“形而上”以及会计学的“借方”“贷方”等。

“旧邦新命”，日本进行了从上到下的“维新”，全面地拥抱了西方启蒙带来的民主、法治、科学、理性、契约精神和现代教育体制。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经历了颠覆式的改革，废止遣唐使菅原道真所提出的“和魂汉才”迅速转化为“和魂洋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也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批判。比较极端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以西反儒一度成为朝野风尚。

1872年，日本发布的“太政官文告”中指出：儒学“虽动辄倡言为国家，却不知立身之计，或趋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谈虚理之途，其论虽似高尚，而鲜能行于身，施于事者”。

但是，在1890年，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又使儒学重新回到日本“国教”的地位。明治天皇的老师元田永孚主张“扩充之以孔子道德，补益之以欧学格物，用之为国教”。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成了新的老师，日本自我定位于“听话的失败者”形象，以谋求美国的宽大处理以及国家的重建。从麦克阿瑟提出的宪法改革到约瑟夫·道奇粗暴的经济干预，乃至美国提出的美军驻留日本方案，日本都没有明显的反抗。

日本人像当年欢迎佩里一样欢迎麦克阿瑟，近乎柔顺地接受了“和平宪法”“人间宣言”。经济上也施行了三大改革，1955年时，除“外贸”一项外，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

乍一看，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向文化灌输实现了日本社会的美国化，但这只是一个假象。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说：“经历了美国改造的日本成为亚洲最美国化的社会和国家，其美国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但这些都是表象的美国化，日本文化的连续性与持续性并没有改变。”

日本接纳的只有物质丰富的消费主义，而不是美国所期待的一整套民主价值观，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断言的那样：“美国不能——其他国家也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丸山真男认为，日本人是精神上的杂居者，多种多样的思想从未真正相交，只是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

日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多次成功地吸纳学习外来文化，其基础和前提是实事求是地、敢于建设性地否定自己。每次面对当时外来的先进文化，日本都是以“空杯”心态和“不端着”的态度，进行观察、学习与借鉴。

以下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种学习心态和态度。

超越东西，拥抱先进。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努力超越东西之分，既有提倡“脱亚入欧”的思想领袖福泽谕吉，也有拿着“论语与算盘”提倡“士魂商才”的商业领袖涩泽荣一。

超越复仇，拥抱强者。1854年3月31日，林复斋代表江户幕府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准将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在此次“黑船来航”之后，日本一改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没有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包袱所约束，而是拥抱强者，迅速转向，开始系统地、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

日本人并没有一味地仇视叩开国门的佩里，而是不仅超越了“复仇”心态，还为佩里树碑立传。黑船停靠的港口现在已经被命名为佩里公园，公园内的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汉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

二战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再一次被迫拥抱“强者”，以前的敌人美国又成为了自己的学习目标而不是复仇对象。通过昔日“敌酋”麦克阿瑟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在保留了天皇的前提下，对产业结构和财阀体制做出了重要调整，美国的政治理念、法律制度、企业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大众文化都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直到现在。

在此基础上，日本实现了战后的迅速崛起，从1968年GDP超过前西德开始，日本持续42年稳居全球GDP第二，直到GDP在2010年被中国超过。

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方法上也具有一些特点，往往是权高位重的社会精英阶层带头学习，是长时间的、高投入的、广泛深入的学习，是认真的、带有考核体系的学习，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术道合一”的学习。

1. 权高位重的精英阶层亲身带头学习

在公元7世纪的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拜高句丽的慧慈为老师，借鉴中国隋朝的经验，在日本弘扬佛教特别是法华信仰。

公元8世纪的圣武天皇笃信佛教，努力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知识，在位期间出现了天平文化盛景（710年－794年）。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太后捐赠的遗爱之物形成了正仓院的主要收藏，泽被后世，今天，正仓院被誉为“丝绸之路的终点”。

圣德太子和圣武天皇这种领导带头学习的精神，在明治维新时期被发扬光大。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称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底，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团，游历欧美。使团成员位高权重，学习归国后继续握有重权，比如使团成员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先后都做过日本首相。

在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手握重权的精英带头学习，风尚所及，朝野上下，“人人竟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从“南蛮学”“兰学”开端，日本引入大量科学技术和启蒙书籍。从普鲁士宪法到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有日本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与儒家传统礼乐社会可谓水乳交融，作为国家神圣象征的天皇，与运转有效的现代政府机构和谐共存。

2. 长时间的、广泛的、系统的、深入的、高投入的学习

日本对唐代中国的学习，范围广、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持续了将近300年，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少则百人以上，多则500余人。

通过遣唐使团，日本对儒家的礼乐服饰和典章制度、佛教中国化之后的哲学思想和终极关怀精神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习，流风余韵，直到现代，其显著的例子是京都的建筑、日本的和服与风靡世界的禅宗。

明治维新时期的岩仓使团正式成员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在欧美的学习时间长达23个月。使团游学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12国。岩仓使团的“学费”达百万日元，占到当时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在“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引进来”，日本大量引进外教，据统计，从1868年到1872年间，日本光是付给外教的工资就占了当时其国家预算的3.98％。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新5000日元肖像人物津田梅子，她是岩仓使团的“学习模范”，随团出国时不满8岁，是使团内五名女团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在美国学习了11年后才回国，1889年再度赴美留学三年，回国后创办了津田塾大学。

从遣唐使到岩仓使团，从吉备真备到津田梅子，时间虽然相隔1000多年，这种长时间、深入、系统、高投入地向外来文化学习方法是一以贯之。

3. 带有考核制度的学习

再以岩仓使团为例，为了避免在学习过程中“走马观花”，使团成员做了详细的学习笔记。当时使团成员的学习笔记后来结集为《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现在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供后人瞻仰。

4. 全方位的、立体的、“术道合一”的学习

岩仓使团成员的学习，不局限于“坚船利炮”的“术”的层面，而且全面地考察欧美国家当时形成这些“术”的“道”，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教育思想文化，无论是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军事制度，以及欧洲小国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使团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察与学习。

右大臣兼使团团长岩仓具视本人也认识到，这种全方位的、立体的、“术道合一”的学习的重要性，他强调：“必须确立一种制度，使国家即使无明天子、贤丞相出现，也能够维持下去。否则若没有明天子、贤丞相，则国家将面临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之危险，岂不可惧乎？”

以下几个例子从经济、法治和教育三个方向，或可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对外学习不仅仅是“师夷之长技”，而且应该说做到了“术道合一”。

由于是权高位重的实权派带头的深度学习，这些人士学习回国后继续被委以重任，手握重权，继而可以系统地设计制度，由上而下地实施变革，落地执行。

明治维新时期，西方文化在日本的践行与落地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这与明治天皇本人的决心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中枢大臣的实施和推广是分不开的。比如制定宪法草案的会议，明治天皇本人全程参与。

由上而下的变革，也有利于顶层制度设计与系统的有序实施及协调。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把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科学与制度得以从上而下地，系统地有序地在日本落地、落实，比如“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教育改革”“明治宪法”等。

这种由上而下的变革，也相对减少甚至避免了因为拥抱变革可能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与革命。当然，日本在近代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也出现过流血和牺牲。

二战以后，日本再一次进行了从上而下的变革。在美国的主导与推动下，日本通过了新的宪法，也是全球目前唯一的一部和平宪法。这次“顶层设计”为日本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原谅以及日本自身实现战后的崛起，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的学习心态、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从上到下的实施推广，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好的学习效果，甚至在一些方面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得外来文化在日本能够践行、落地，做到了“接地气”并具有“穿透力”。

佛教传入日本后，原本喜欢建造高大古坟的统治者们，逐渐开始转向火葬并以寺庙建筑来代替劳民伤财的古坟。殡葬文化在社会稳定时期通常是很重要且难以迅速改变的，而日本只花了不到两个世纪，就完成了全面的殡葬改革。

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等中国禅宗的三大传统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无论皇室诸藩，还是武士平民，都有“禅意”。禅宗虽源于中国，但英文世界却只知“Zen”而不知“Chan”。

日本对中国传入的宋明理学情有独钟，至今仍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各类“共同研究班”中实践的“会读”传统，源于江户时期（1603年－1868年）的“读书会”，当年很多家族持续几代人精读《朱子语类》。

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仁义礼智信”之“五伦”在人伦日用中已深入潜意识层面，“满街是圣人”没有沦为虚说，生动地体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举止中。

日本“接地气”、有“穿透力”的学习效果体现在很多方面，落实到企业管理方面，从欧美学来的一些管理制度在日本被发扬光大，比如柔性制造系统（FMS）的概念虽然是英国人首倡，但是使其真正实现工业化应用的，是日本的FANUC公司。

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并彰显出文化自信。

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日本不属于任何轴心文明，却消化吸收了几乎各大轴心文明，甚至没有留下营养不良的毛病。

这或许是日本文明被西方主流学者单列的原因之一。

日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几个主要时期都体现了文化自信。

综上，从隋唐时期的“和魂汉才”，经过幕府时期的“古学”“国学”，再一转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和魂洋才”，一直到上个世纪二战后的“和魂美才”，无论是学习外来的中华文化还是学习外来的欧美文化，日本都一直坚持建设性的态度，在拥抱先进与共性的同时也时刻秉持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态度，在学习的过程中，“和魂”之“体”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日本坚持了文化认同，树立了文化自信，实现了与先进文明的价值对接，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预测，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

申言之，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通过“术道合一”的学习，在拥抱当时领先的欧美文明同时，保持了其自身的文化自信，成为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为此，儒家思想占重大影响的日本和西方文化融合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批判文明冲突论的重要案例。

综上所述，日本近代在变革、发展、现代化及现代性的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成功可能与日本向外来文化的学习相关。

日本在贯穿整个历史的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展现了“实事求是”“空杯”“不端着”“接地气”“穿透力”“术道合一”“不纠结”等特点，并且积极地、自觉地、不断地、成功地学习与借鉴当时先进的文明、文化、科技、制度、思想、理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使得日本千余年来都比较成功地把握了历史上历次的战略性变革与发展机会。

在全球视野下，日本过去学习外来文化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面向未来的文明对话和融合，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带来启示：

日本文化有其多面性及局限性，其矛盾性及复杂性也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畴。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刀与菊，两者都是同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

亨廷顿也认为“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这与艾森斯塔特的观察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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