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城市数字经济论坛·2020”数据显示，数字经济规模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已近40%，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结构来看，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在农业产业的渗透率仅为8.9%，显著低于工业、服务业的21.0%和40.7%，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在2019年就已高达13.3%[1-2]。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发展依然不均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种不均衡变得愈发明显，阻碍着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建设数字乡村。解决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实施,明确提出到2025年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到2035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3]。学术界关于解决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问题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根据既有文献的模糊查询，可归为3类：第一类侧重于研究乡村数字经济评价体系，研究内容集中于乡村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内涵、表现形式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等[4]；第二类侧重于研究数字乡村建设，研究内容集中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等方面，分析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和实践困难等[5]；第三类也是当前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类，侧重于研究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研究内容集中于乡村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的表现形式、成因和解决方案等[6]。总体来看，学术界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研究均重视通过多手段、多渠道提高供给侧能力，聚焦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及其深远影响，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前瞻性。本文在借鉴乡村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供需两端入手，聚焦分析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服务三方面供给侧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来自乡村自身需求侧的限制性要素，围绕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等国家战略目标，从改善供需关系角度，提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策略与建议。电信普遍服务打通广大农村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大动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基础被进一步夯实。2015—2021年，我国先后实施了7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其中，2021年电信普遍服务支持范畴进一步扩大，纵向上将行政村内的较大规模人口聚居区、多种类型公共服务机构、生产作业区、景区、交通要道沿线区域等纳入支持范畴，横向上增加支持通信基站北斗授时改造。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7]，截至2021年11月，我国行政村、贫困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通宽带比例均达到100%，已通光纤行政村平均下载速率超过100 Mbit/s，实现与城市同网同速。根据《“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8]，我国将实施新一轮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到2025年行政村5G将实现80%的通达率。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覆盖带动乡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9]，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同比提升1.7%，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12月缩小0.2个百分点。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当前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主要以三大模式推进：一是依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验证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应用中的可行性；二是将数字农业作为县域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的标配推进；三是科技企业看好乡村增量市场，推动数字技术、产品与服务下沉。在上述三大模式的推动下，物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物理信息感知等新型ICT技术，开始向农业产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渗透，并在农资配置，农业育种、栽培、施肥、灌溉、收割，农产品质量溯源，以及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农业科技企业上云等领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开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突破60%。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倒逼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充分释放，在疫情肆虐期间，我国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生物物理信息感知等ICT最前沿技术在农产品质量溯源等领域的应用。总体来看，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产业已开始从单点突破朝着系统集成方向发展。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带动下，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农村电商等数字服务逐步向乡村更广区域拓展。截至2021年12月，远程医疗已覆盖我国所有脱贫县，包括教学点在内的全国中小学校也实现100%宽带通达，农村网络零售额在2020年达到1.79 万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超38%[7]。同时，互联网金融、智慧农险、直播带货、乡村短视频等新型数字服务在乡村也得到了同步发展，下沉乡村的范围逐年扩大，切实提升了乡村生产生活质量。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网课”成为抗疫防疫与教育教学之间的“应急式”桥梁纽带。但由于我国乡村地区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性，部分自然村学生缺乏上“网课”的便利条件，导致“爬山顶”“搭帐篷”“蹲菜地”等追着信号上网课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们在赞扬学生“爱学习”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其背后隐含着部分自然村网络仍未通达的实际情况。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水平与成效，新型基础设施在支撑乡村微单元抗疫防疫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也表现出供给能力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如部分乡村治理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未能第一时间激活，平台资源应有的管理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又如冷链物流等融合基础设施的匮乏，导致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的困难程度在疫情期间变得极为突出；再如灌溉设施等传统基建数字化升级改造率低，导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能远程操作，部分大田未能得到及时灌溉、产量下降等。我国乡村地区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对数字技术和软硬件设备设施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安全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总体处于科研机构理论研究或少量试点项目验证阶段。布局数字农业的科技企业，出于节约成本和规避技术研发失败风险等因素考虑，大多以改造现有技术或产品为主，进而直接切入农业农村产业链、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发展的集成度不够、契合度不足，远未达到“系统解决方案下乡”的程度。而且，数字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是业界共识，项目多以财政资金为引导，集中布局于环境好的地区（如大田作业区），以及短、平、快的细分领域（如设施农业等）。尽管业界已验证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领域的可行性，但总体依然处于早期阶段，距离成熟还需要20~25年时间，数字技术远没有大规模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0]。农村居民易受“赶潮流”“凑热闹”固有思维的影响，新型数字服务在乡村发展面临持续性不足、稳定性不高的尴尬局面。如直播带货等，最初人人“直播卖货”，但当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未能如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益时，其热度很快消退，数字服务在乡村依然处于最初级的“产品下乡”阶段。此外，乡村数字服务更倾向于娱乐类推广[11]，非但没有为农民创收，反而有可能引发数字经济赋能的本质被改变性质的风险，如农村青少年或劳动力沉迷于网络，陷入越穷越沉迷，越沉迷越穷的恶性循环，数字经济助力“脱贫”的本质被演变为“促贫”的畸形现象，诱发产生“新型数字鸿沟”[12]。截至2021年12月，电信普遍服务已打通我国广大农村“信息大动脉”，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矛盾已发生质的变化，由解决“接入鸿沟”转向解决“使用鸿沟”“能力鸿沟”。这两大鸿沟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乡村数字素养偏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13]，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较城市居民低37.5%，且农民数字素养普遍低于企业职工、个体从业者、企业管理者、非盈利机构在职人员等人群，可以看出乡村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离依靠农民自我激发的程度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道路交通、冷链物流等配套资源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近来年整体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但也存在科技含量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典型问题。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与乡村数字经济超前布局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如冷链物流行业存在初期投资成本高、运输过程返空率高、运输单价低的“两高一低”问题，在复杂多样的乡村环境下，这种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即使“直播带货”发展再红火，但受限于乡村冷链物流布局不足以及乡村道路便利性不足的级联效应，生鲜类产品依然无法有效突破上行的“最初一公里”“直播带货”等新型数字服务也无法转化为农民的经济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农民经济来源有限且不稳定，加之消费习惯等因素，导致数字经济下沉乡村面临两大对立面：一是经济因素导致农民对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极为敏感，直接遏制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规模；二是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农民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红利的巨大效益，农民对高层次、高水平、高品质数字技术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很大程度制约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从国家战略发展全局看，其目标是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为依托，通过释放数字红利，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带动农民增收，不断提升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最终助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目标决定了提升社会整体效益应为数字经济下沉乡村的首要考虑因素。笔者认为，在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供需两侧均存在一定程度短板的情况下，现阶段宜采用政府强力引导、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带动的发展模式，为乡村数字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并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本文针对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从改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供需关系角度提出以下建议。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保持电信普遍服务的长期稳定性和升级性。要根据行政村的调整变化，实现基础电信网络未通达的动态清零；要继续扩大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与外延，适度超前研究目前尚未纳入普遍服务支持范畴，但确有实际需求的自然村等区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二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好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类型、建设规模等前期预研工作，同时研判建成后的预期成果和风险点，切实解决乡村新基建区域间、细分领域间结构性失衡问题。三是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战略的总体部署，引导科技企业下沉乡村，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实现数字化转型，切实提高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四是补齐财税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冷链物流等直接影响数字经济赋能广度和深度的行业在乡村布局的积极性。在数字技术方面，一是鼓励跨界合作与跨领域资源整合，推动形成包括ICT企业、农业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涉农主体等在内的产业协同生态圈，依托各主体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推动数字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在注重后端数字乡村、数字农业等试点项目的同时，将政策、财政资金等支持向前端倾斜，缓解科技企业对涉农技术、产品研发的前期资金投入压力；三是为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创造可行性验证环境和条件，推动实现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价值深挖。在数字服务方面，一是做好乡村地区需求分析和市场分析，结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信息消费水平和偏好，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推出相关产品，适应乡村地区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层次化需求；二是做好数字经济业态之间的协同规划，形成数字服务之间的规模效益、合力效用，如在建设数字农业的同时开展智慧农险等，使数字经济新业态切实惠及农民；三是探索开展乡村数字服务创新应用揭榜挂帅活动或行动计划，通过树立标杆，达到引领带动效果。在提升乡村数字素养方面，一是开展乡村数字人才资源底数摸排工作，建立乡村数字人才数据库，加大引导力度，鼓励本土数字人才返乡创业，培育农民数字素养的领头人；二是继续鼓励直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数字服务业态在乡村地区的规模化推广与应用，如在线教育、空中课堂等，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的技术使用壁垒；三是借鉴欧洲国家经验，健全数字乡村、数字农业等试点项目的验收体系，考虑将提升周边农民数字化素养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此督促并激励试点项目承建单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和意识方面，一是加大舆论引导，使农民充分了解数字经济的巨大红利；二是加大乡村数字经济成果宣传力度，消除农民对新型数字经济业态的认知偏差；三是鼓励并推动共享农业、智慧文旅、智慧农险等对乡村具有经济效益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持续下沉，引导其成为农民经济创收的新抓手。当前，数字经济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乡村地区流动，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已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新引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针对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从改善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的供需关系角度提出全方位提升供给侧能力、多措并举降低需求侧限制性因素等建议。但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乡村发展依然面临供需两侧的堵点，还需产业各界共同合力打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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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