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接力之17：我从未喊过武汉加油
我从未喊过武汉加油，因为杨儿告诉我，受灾的人们，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与加油丝毫无关。当面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无声陪伴……都比光喊加油更有意义。
我们应当学会独立思考
犹如伸出的测温枪头一般，杨儿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摆了摆胳膊，测试了今天的气温，说道：“要穿棉衣的”。
花果园住宅楼，高而密，这般探出身子，当真有些令人担心，我赶快拉她回来。
贵阳的天气实在难测，早上阳光闪亮，下午阴雨缠绵。就连当地的天气预报大家也都不待见，因为它也预测不准。经常是预报明天大降温，结果热乎乎一天；预报明天升温，结果冷得要命。大家也习惯了，就像杨儿，她生在贵阳，更习惯于自己当天“以身试温”。
虽然听信天气预报经常被“坑”，但天气预报也是被这个南方的高原气候给“坑”了。所以贵阳人从不吐槽天气预报的准确与否，天气预报也就在贵阳的阴晴不定中，稳定地预报着。这份稳定，像极了疫情期间某位老专家的预报。而乍暖还寒时节的棉衣，也像疫情反复时戴紧的口罩一般，不敢轻易脱下。
最近都在努力复工，似乎即将恢复往常的生活节奏，大家对于疫情的防控之心松懈了许多。昨天去接孩子，连同外公外婆一同去打疫苗，一路居然看到许多人不戴口罩。途中遇到外婆的一位老邻居，便接上了车。这位老邻居一路打电话，和身旁的外公外婆聊天，可口罩却戴得非常松弛，露开鼻子，落在半张嘴上。他们三人连同小孩相抵坐在后排，我心里真是担心。忙过之后，我再次给家里的老老少少强调：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像春节封城期间一样小心才好。”就算家人心里觉得我小题大做，我也依旧苦口婆心，坚定不移。
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谨慎与判断，通过努力之后活在他们“自我认定”的幸福之中；我担心他们听闻电视里的美好报道，随着那种节奏“以为自己”活在幸福之中。尤其是在现今的疫情之下。
我基本不看电视多年了，新闻联播一类更加是不怎么看，倒是手机端的自媒体文章常常吸引我。熬夜跟读了方方日记，后来又看到方方日记的接力篇陆续推出，我很欣慰。因为我觉得方方日记虽然封笔了，但是这期间所产生的阅读互动和深层影响，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整个疫情期间，我每天习惯浏览的门户网页，都有规律地在最上方区域列出一些涉及方方的文章，每一篇都于我的心意，非常地不合。
对于方方的“封城日记”，有无数读者转发，也有少数富有正义的名人站台支持；但每天打开手机，充溢眼球的，仍然是大量的文章攻讦构陷，直至今日。
我看到这些文章心里非常难受，因为里面的文字，不断增加我胸中的块垒，那种龌龊感实在难以疏通。我更加不愿看到、也担心这样的文字，成篇累牍地对我们的思想进行侵蚀。倘若果真如此，那我们更应该把“方方日记”接力下去！
疫情这种“战争”以及它带来的次生灾害，不但伤及我们的身体，吞灭我们的生命，围困我们的日常，稍一不留神，更加可能会毒害我们的精神。
杨儿，我亲爱的妻子。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她是贵州发起的“灾区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成员，去了四川彭州地区的大山里做支援。
她们小组支援的乡村里，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活下来了。可是，活着有时比死亡更让人难以为继。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救援人员从山上的废墟里救出时，已经被埋了3天。他被扶上担架时，口中一直喃喃地说着“谢谢……我要活……我要见老婆孩子……谢谢……我要坚持……”救援队以最快速度抬着他往下山赶，前往营地的救援设备处。然而，还没有等他们赶到，他的声音就一点点消失了，呼吸也最后停止了。
杨儿和队员们目睹着这一切，失声痛哭。后来哪怕离开了灾区，好几年里，每次说起这位父亲时，大家依旧泪沾衣襟。多年之后再提起，杨儿仍是满心伤怀。
时日长了，这期间的悲痛，尚可减退。对于死亡，一切的伤痛毕竟可以逐渐消弭；可是活着，一切的伤痛才开始逐渐加剧。
杨儿和她的一个小组成员，负责12名孩子的心理疏通援助。他们教孩子们学习面对伤痛不逃避，表达内心被压抑的感受。他们给孩子们讲故事，教写字画画，带着孩子们一起做饭洗衣。他们努力去看见和发掘孩子们内在的聪颖和创造力，充当孩子的家长兼老师，极力重塑他们的正常生活……
他们给孩子们带去了贵阳小朋友们送给灾区小朋友的画作和礼物。倾听和陪伴孩子内心的恐惧，抚慰着他们受惊吓的心，帮助他们走出阴影。慢慢地，孩子们明澈的眼睛里，又可以看到那个未来的自己了。懵懂的表情里，也似乎又能感受到被爱的光亮了……
这让杨儿和她的伙伴们欣喜。
心理问题的疏导，孩子或许比成人稍微容易一些。这可能是唯一的一点点幸运。这些灾后的孩子们，如果没有人为他们疏通心理，有一天，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重度心理疾病的患者。网络关于“非典康复患者”的后续生存报道中，有许多人后来出现生活不能自理，家庭发生破裂，等等。对不少人来说，心理创伤更甚于身体上的病患。
如果灾区的人们，没有心理上的援助疏导，没有精神上的安慰宣泄，没有思想意识上的引导拨通，他们将成为怎样的“患者”？今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困境？家庭将面临怎样的变局？
这12个孩子，在心理支援小组的帮助下，多多少少能够在毫无预备突如其来的灾难过程中，在痛失亲人无家可归的灾害面前，得到了面对面的辅助疏通，让他们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受到的伤害，得到一些抚慰。杨儿她们的心理支援，让年幼的孩子们，在当时的懵懂伤痛中，得到一种关怀，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次疫情过去，不知道又有多少武汉的、湖北的、乃至全国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心理援助呢。
在疫情爆发封城的日子里，我觉得方方日记在心理疏导方面，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说的，“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人的思维在灾难的一开始，对于失去的一切，并未真正的面对；
人的感情在灾难的一开始，对于亲人的离丧，没有正常的宣泄。
在灾区，那种心理的创伤是一点一点，逐渐明白，逐渐加剧，逐渐无法承受的。如同那个从山上抬下来的父亲，他的儿子呆呆地面对这一切时，杨儿只能紧紧抱着他，陪着他，告诉他父亲去了天上，想父亲时可以面向天空高喊爸爸，爸爸会有回音传回来……
这些年，这12个孩子一个个长大了。有一个2017年来贵阳工作，还联系到了杨儿，一起聚餐聊天，说起从前虽然也还是连连垂泪，但仍然能感到幸运和欣慰。
杨儿那天聚餐回来与我聊天，翻出当年的照片，孩子们邮寄给她的画卡，回想当时的场景，几度哽咽，又几度含笑。她是幸福的。人生中这样的幸福，或许是一种遥远的理想，也或许就在身边。
整个疫情期间，我从未喊过武汉加油。因为杨儿告诉我，受灾的人们，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与加油丝毫无关。当面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无声陪伴……都比光喊加油更有意义。而方方，在这一点上，是与无数受灾受难的人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面对面的心理慰籍。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情与功德。
而那些不在灾区居安的人们，在看到方方日记时，如果能够体察出其中的良善、温柔、正义、担当……这是思想层面上的另一种功德。相反，那些紧盯死咬方方日记的袖角裤边、不依不饶出口成脏的人，只会让我们更加清醒，更加意识到“方方日记”的珍贵。
在跟读“方方日记”的后半程中，我还认识了二湘的空间里的有心灵共鸣的诸多读者，遇见了张抗抗以及其他相继站台出面的不少名人良知。他们带给了我更多的阅读和思考，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视野上的功德。
正如方方所说：我很担心活着的人，把死者因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让我们关心灾区的每一个人，关心为灾区送去真实援助的每一个人，关心不畏艰险深入灾区付诸行动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不忘记因为疫情而消失或逝去的每一个人。
我会继续关心方方。她那打过的美好的仗，那60篇日记，都已留存在我的收藏里。我知道，它们会被印制成墨迹，留存世间，永不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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