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我们对生活并不只有对立的选择，从加缪和萨特的决裂说起

空间作者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萨特和加缪题图来自网络

绝交的萨特和加缪：

“我要是把你气死了，我是要哭的”

文/云也退

编者按：1951年爆发在法国的两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加缪的撕裂，是当年一段颇为震撼人心的法国文化界的争斗，至今仍然是个说不清楚的公案。加缪在发表了《反抗者》之后，引起法国文化界很大轰动，但文章的政见是和萨特相左的，碍于和加缪的友谊，萨特找了《现代》的一个年轻编辑让松，让松写了20页的评论，把《反抗者》批得体无完肤。之后加缪写了17页的反驳信，嘲讽了萨特，而萨特则写了20页的反驳信，并宣布和加缪绝交，但是提到他主持的《现代》杂志始终对加缪敞开大门。事实上，在加缪去世的第二天，萨特发悼文对加缪高度评价。

本文作者云也退对萨特和加缪的撕裂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和赞誉，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叛逆，法国文人能够设法去超脱二元对立。他认为萨特和加缪是诸葛亮和周瑜的关系，怎么说都是文化人体面的交锋。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公案，只能暗自叹息，这样的争论，这样的交锋在今天的这里恐怕再难复制。政见可以不同，但是如果对方采取的是构陷，诬告，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如何能够真诚地对话？许多人说，不必再说，清者自清，但事实是水越搅越浑，不得不逼着清白的人一次又一次交代，一次又一次澄清。历史是虚无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扭曲的。

我们把时间的尺度伸长，10年，20年，50年，百年后，历史、时间会怎样评判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一定会如我们今天认为的这样吗？那么多人那么决然地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到了将来还一定是真理吗？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吗？要知道，未来的人们是用未来的标准来评判过去的事情。作为今天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就像云也退老师说的，萨特教给我们的是一种质疑的态度，以及由之而来的看待生活的态度。我们对生活并不是只有这种对立的选择，不是厌恶，就是热爱，不是拥抱，就是背离。不，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更多元更微妙的选择。我们要对生活采用多一些的打破，多一些的嘲讽，多一些的挑衅，少一些的站队，少一些的对立。

现在的我们无法回答2020，我们也不需要答案，存在主义不设答案。我们需要的是真城地面对自己，全身心地去感受生活，感受世界，同时，去思考，去反思，去质疑。

阿尔贝·加缪

很多人会跟我说他们喜欢加缪，不喜欢萨特。我就一直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对立、这种分裂、这种叛逆的层次太高了。如果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决裂，我会很自豪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我来说，在《现代》杂志上面的那封决裂信，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完，一封2万字的决裂信。萨特给加缪写了这么一封长信告诉他说，“我要跟你决裂了”，这对于加缪来说真的是一件无上的荣光。你让萨特这样的人来给你写这么长的信，而且对萨特来说，我觉得这种决裂一方面也是在炫耀他的文采，炫耀他思考的流畅和深刻，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向加缪致敬。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的分裂证明你一定要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个。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局限。

加缪的局限在于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底层的人，然后他又是位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的。他接受的是法国的人文教育，但是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情感又很深，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需要黑暗跟光明的这种辩证的一个人，所以战后他会成为一个抵抗者。他在战后就站了个队，等于说他有一个阵营的立场了，这是它的局限所在，他不得不为阵营的利益去写些东西了。

那么萨特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他的出身，他的才能，他的思维的敏捷度，他的落笔之快，就使得他可以无所谓，他可以不用考虑是非正义问题。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不能一直在思考，能不能一直表达自己和分析周围的一切，这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根本的差别。

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因为对苏联的一些看法而分裂，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都是表面的，因为我们习惯上还是喜欢分个是非，还是习惯于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被他所排斥的人都是反面，我们的思维往往是这样的。

但是法国的文人有这么一个传统，他们能够超越，他们能够设法去超脱这种二元对立，像萨特这样的人就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为自己的才华而活的人，为自己的思想一往无前而活的人。每个时候，他都在回应当下，他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哪怕为此他站到一个阵营里边，那就站，没关系，他不觉得他是自己阵营的一个吹鼓手、辩护者，他没有这种想法，立场是别人的事情。

1945年之后，加缪慢慢发现苏联阵营的各种问题，他们隐瞒了很多的阵营内部的非人道行为，对其他小国的审判挤压，把一些不服苏联统治的人拎出来，就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处以监禁或者死刑。加缪对这个是越来越反感的，并没有因为苏联是左派，就代表左派阵营的旗手，而为它文过饰非。

萨特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在乎左右之分的人，在我看来，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这种批判的态度、精神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他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他对资产阶级有一种恨意，有一种很强的敌对，他会因为这种敌对而去站到苏联一边，看上去是在为苏联说话一样，不过这种敌对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个人性情的这种流露。

我记得他和波伏娃在法国光复之后访问美国，他们说话非常谨慎，不会去流露对美国解放法国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肯定。他们总是会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消费主义的浅薄，如果以美国来引导欧洲的话，可能会造成欧洲的这种堕落，文化的这种被摧残等等，他们一直是用这种态度去写美国的。

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在中国

对，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两个人分裂了。但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萨特给了这场分裂一个非常出色的解释，以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交代，在我看来，与他这位昔日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是很像诸葛亮和周瑜的关系，我要把你气死了，我是要哭的，他们真的是惺惺相惜的。

然后萨特的强大在于他对这种跟朋友的破裂，就像是他对孤独一样，是很乐于接受的。他乐于拥抱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说他乐于嘲笑，乐于挑衅，习惯于去违抗，所以他在这个里面找到了很大的快感，找到了很大的存在感。

你与你的朋友决裂，这个朋友是你当初非常欣赏的，你们写过那么精彩的文章去分析对方的作品，那么你跟他决裂，表示你在违抗一个过去的你自己，在这个里面你就又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一种简直是无敌的这种沉迷精神，它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意外，它能够容许你对你的那么喜欢的朋友送出绝交信，它也能鼓励你。但是这种意外、这种决裂、违抗，并不是像我们日常做的那样，我跟这个人散了，我无所谓，我把它忘了，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它是需要你一直去思考的，他是需要你一直去体会这个决裂对你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