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兰，她给予母亲尊重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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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学外文系45年毕业照。二排左一为马阿姨，左二为母亲。右二为丰子恺女公子丰陈寳。前排右二为蒋和。后排左二为家父，中为丰子恺公子丰华瞻。

母亲的闺蜜之马仰兰

文/沈宁

此文为沈宁《母亲的闺蜜》系列第四篇（终篇），前三篇分别是陈琏、许湘苹、杨苡，讲述的是这些民国才女们的悲欢人生，她们的命运在时代的暗流里起伏波动，令人唏嘘动容。

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自己总结，她的一生苦难多于快乐。而她生命中真正可算幸福快乐的时段，只有四个：一是北伐战争后回到上海，她读小学头几年。二是外祖父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她小学毕业进中学的几年。三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和重庆中央大学读书四年。四是跟父亲结婚后在南京度过四年。

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不约而同，一九四二年分别从暨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就读外文系二年级，他们那个班是一九四一年开始，称作四一班。加上父亲和母亲，全班不到二十名学生，女生多于男生。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从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外文系抽调学生，担任美军顾问团翻译，中大外文系四一班男生报名从军三人，所以男生更少，只剩四人。女生十人中，除了母亲，还有好几个名门之后，如无锡荣老板的千金荣墨珍小姐，丰子恺先生的公子丰华瞻先生和女公子丰陈寳小姐，以及两三个南洋华侨小姐。

母亲班里的一个同学，是蒋百里将军的小女儿，名叫蒋和，我们叫她蒋和阿姨。母亲说，蒋和阿姨胖胖的，很可爱，特别喜欢跳舞。经常周末时候跑到重庆去，参加各种舞会，据说她最喜欢的舞伴是蒋介石的小公子蒋纬国，当时是蒋纬国上校。后来母亲带着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跟父亲团聚，好几次带我们到蒋和阿姨家去拜访，听蒋和阿姨讲出国访问的故事。那个时候，蒋和阿姨是中国煤炭部的德文翻译，经常陪代表团出国。那时候我年纪小，只知道听故事，不了解蒋和阿姨的姐姐是蒋英女士，中央音院的声乐教授，大名鼎鼎钱学森先生的太太。否则，或许可以请求蒋和阿姨带我们去拜会一下，听听蒋英阿姨唱歌，看看钱学森先生算题。

而从小到大，我听母亲讲得最多的同班同学，则是马仰兰阿姨，我们叫她马阿姨。马阿姨是马寅初先生的女公子，曾经跟父亲母亲同班，毕业后又分别与父亲和母亲同事，按现在的说法，确是母亲的闺蜜。母亲讲过，她如何跟随马阿姨回家，如何见到马寅初先生，但是从来没有讲过，她曾经听过马寅初先生讲课。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母亲听过很多名教授讲课，也都曾一一讲给我听。如果她听过马寅初先生讲课，又跟马寅初洗先生的女儿是闺蜜，一定会讲给我听。所以我想，母亲从来没有听过马寅初先生讲课。事实上，我查阅史料，也从来没有发现马寅初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过课，至少母亲在这两所学校读书的时候，马寅初先生不在那里教书。

根据目前中国大陆可以读到的官方数据，马寅初先生因一九四0年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演讲，惹恼蒋介石，被关进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一九四二年获释后，继续被蒋介石软禁。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的六年，官方没有公布任何马寅初先生工作及生活的具体史料。

马寅初图源网络

台湾资料里很难找到有关马寅初先生的记载，大概因为他亲共反蒋。而大陆关于马寅初先生的资料，又经常一笔跳过，很不详细，甚至互有矛盾。比如有的说他一九四二年获释，有的则说他一九四四年获释。有说他从一九四0年起，被监禁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四年的，而后继续被软禁重庆歌乐山上。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人，都被告知重庆歌乐山是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所以此说似在暗示马寅初先生被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可是一九四四年马寅初先生出版了一本专著《通货新论》，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又在哪里写的呢？

我听母亲讲马寅初先生故事的年代，无处获知马寅初先生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世的大陆官方说法，恨不得说马寅初先生原本就是蒋介石心腹，哪里还会重提他曾被国民党下狱的历史。母亲没有对我讲过马寅初先生曾遭国民党逮捕，她也许不知道，母亲从来对社会政治不大关心。从年代上看，她与马阿姨同学的时候，马寅初先生已经出狱。是否继续被软禁歌乐山，母亲看来也不知道，因为马阿姨上学回家似乎很正常，母亲并没有感觉到她家有什么不自由，甚至还曾跟随马阿姨回家，见过马寅初先生。后来马阿姨给我写的信里，提到当年许多同学单身到重庆读书，没有父母在身边，生活比较苦，言下之意，她有家在重庆，生活好得多，并没有父亲被软禁的苦恼。

但母亲告诉我，一九四九年以前，马寅初先生确以公开批评蒋介石政权而著称于世，国民党对他是又恨又怕。我就不明白了，记得曾经问过母亲，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一直骂蒋介石独裁专制，无恶不做，马寅初先生那么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怎么他的女儿还能读中央大学呢？母亲听我问这样的问题，沉默片刻，然后说，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是基本按照宪法执政，相对开明和民主，并不像后来几十年所渲染的那样。二伯伯沈钧儒先生最反对国民党政府，整天在议会里骂蒋介石，外祖父还跟他做朋友甚至结亲，蒋介石也没碰过二伯伯一指头。还有章乃器先生，章伯钧先生，储安平先生，当年都是骂蒋介石独裁的好手，国民党没把他们怎么样，照样自由自在，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有一次谈及这些，她叹口气说﹕如果那时像现在这样子，仰兰是无论如何不能读大学的。我知道她是在为我们三个孩子难过，我们没有马仰阿姨那么幸运，生不逢时。我读中学时，中国发生文革，大学都关门。七十年代中期，有些学校召工农兵学员，弟弟在内蒙改造表现好，被农垦兵团推荐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北大除名。一九七七年大学恢复高考，我和弟弟同时参加，成绩都高过北大录取线几十分，还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北京大学又一次把我们兄弟二人抛弃。

我相信母亲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她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我们讲真话，而且母亲因为不肯做昧良心的事，受了几十年迫害，可她到底还是不会讲假话。但我仍然很多年无法证实，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究竟是独裁还是不独裁，到底是残暴还是不残暴。一九七九年马寅初先生被官方平反，大陆有关马寅初先生的历史资料渐渐公布出来，忽然转而反复强调他当年被蒋介石逮捕的事情，极力把马寅初先生描绘成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大英雄。

虽然我对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非常不耻，不过这些资料，也证实了母亲对国民党政府的总结。据大陆官方资料，马寅初先生从一九四0年到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或软禁，可是他一九四四年出版新著作。也是他还蹲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重庆各界公开集会庆祝马寅初六十大寿，并没有被国民党指控为反动集会，没有遭到警察局的禁止或者破坏，更没人因此被捕。

有一点我很存疑，就是我的外祖父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有关马寅初先生的回忆。从年代上查对，一九一九年马寅初先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时，外祖父在北京大学读法学院。可在外祖父有关北京大学学生生活的回忆里，包括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有许多蔡元培校长和其他教授的纪录，却从未见提及马寅初教务长的名字。顺便说一句，我所见到的其他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献，似乎也没有提到过马寅初先生。若论起来，马寅初先生当时是中国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外祖父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派领袖，两人无论如何不至于互不相识吧。

到四十年代初，外祖父脱离日寇魔掌，逃出香港到达重庆，大概不知道马寅初先生被捕入狱的事。但不论马寅初先生获释是一九四二年还是一九四四年，那时外祖父已经进入蒋介石的权力核心，并且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碰上马寅初先生那样响当当的铜豌豆，到处批评国民党政府，外祖父绝不会无所知或无所为。可是遍查外祖父的回忆录，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处提到马寅初先生的文字。

我怀疑是否外祖父不够尊敬马寅初先生，但我知道，外祖父尊敬一切真有学问的人，可因为马寅初先生曾得罪过蒋介石，外祖父避尊者讳，所以不能讲他的好话，又不愿意讲昧心的话，所以干脆一字不提。可是在外祖父的回忆录里，并不忌讳提及当年曾激烈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物，如郭沫若，许德珩，甚至中共领袖周恩来董必武等。外祖父在庐山会上，曾专门拜访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三人，并称赞他们言行温文尔雅，颇得众人好感。外祖父也曾具体地纪录了他在北平与延安代表凯丰先生的密谈，好像并无禁忌。

不论马寅初先生与外祖父是否相识，相敬，或相仇，他们的两个女儿却是同学，同事，好友。也因为马寅初先生是母亲非常尊敬的人，马阿姨又是母亲异乎寻常的朋友，我们后辈甚至愿意尊称她做恩人，因为马阿姨在我们家受迫害最深重时，从美国回归特别找到我家来看望母亲。所以我们对于马老的身世特别关心，对于中国政界史界对马老生平所表现的选择性记忆，那么多轻率的忘却，那么多粗暴的歪曲，十分不满。

家门口合影。1946年马仰兰出国前，在上海借住母亲家。前排左为马阿姨，中为母亲，右为南洋华侨同学。中排左为我的叔叔。后排左为我的祖父，中为家父。

记得我还在小学时候，父亲母亲曾带我们三个子女，到北京大学去过几次，拜访他们的老师俞大絪教授。我想那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因为我的母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就不大敢同亲友来往，以免给别人添政治麻烦。母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之后，六十年代父亲获准参加《毛选四卷》英文版翻译，似有受重用的迹象，父亲母亲才又带了我们重返北京大学，再访俞大絪教授。那时我已读中学，记得很清楚了。

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大学，拜访过俞大絪教授后之后，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走路，母亲忽然提出：我们是不是顺便去看看马老？好几年了，也不知仰兰情况如何。不记得父亲当时怎么作答，反正我们没有去看望马寅初先生。当时马老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也都听说他几次向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提出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因此受到批评。

中国很久以来就有一说，读大学的多出身书香门第，读英文系的更多是阔家子弟，都是准备将来出国留洋，然后归国做大事业的。就当年母亲那个班看，此说似乎是有些道理。我的父亲虽出身世族，但因祖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到他的父母亲，都只做小职员和教师而已，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在中大英文系那个班里，就是最差的一等。

马阿姨五十年后，写信给我说，有许多同学(大多是男生)，只身赴重庆就学，父母都不在，他们的生活比较苦，好像就是靠政府发的一点生活费。我最记得你爸爸的一件事是，他似乎总是穿着一种灰色长袍，冬天把棉花(或丝棉？)塞进去，夏天又拿出来。至于你们的妈妈，有家在重庆，生活就舒服得多。

一九四五年夏初，父亲母亲那一班毕业。母亲由外祖父介绍，进中国农业银行研究室工作。父亲经沈钧儒先生介绍，进重庆的美国新闻处，现在美国新闻总署前身。而马阿姨也同时一起进入美国新闻处任职，跟父亲成了同事。

八一五光复，父亲被美国新闻处派往上海筹备新办事处，母亲辞去中国农业银行工作，跟着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初他们结婚以后，母亲在上海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找到一份工作。同年马阿姨也从重庆回到上海，借住父亲母亲在狄斯威路的家。然后也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找了份工作，又跟母亲成了同事。

马阿姨当时没有准备长期在上海工作，她已经联系好了美国的学校，正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不久一切就绪，她便登船出海。母亲对我讲过好几次，马阿姨出国的时候，她和父亲两个人送到轮船上去。那时父亲转入上海《新闻报》做记者，有一部黑色的奥斯汀汽车，把马阿姨连行李一起运到码头。后来父亲到南京做特派记者，报馆派一部吉普车给他用，他的奥斯汀就留在上海。我弟弟出生，母亲抱着他照相，家门口背景还有那部汽车。后来父亲到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英文《上海新闻》工作，就把那部汽车捐献给国家了。文革期间，因怕被当做资产阶级生活证据，把母亲抱弟弟那张照片背景上的汽车也剪掉。

母亲对我讲，本来父亲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都曾决心毕业后要出国留学。母亲获得英国一所私立女子大学录取，父亲也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录取。他们当时正处热恋，不肯一欧一美，远隔大西洋。而且父亲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供他出洋留学。最后两个人决定都不出国了，宁愿厮守国内。

这情况下，马阿姨乘船出海，自然引动父亲母亲的伤感。他们在码头上告别，马阿姨要母亲尽早去美国。父亲说上海《新闻报》也许会到美国开设一个通讯处，他会努力争取，派到美国工作。那么三个同学同事朋友，可以在美国相聚。他们庄重约定，不论天涯海角，他们一定再见面。我至今仍能记得母亲跟我讲这段往事时的表情，神往而凄凉。没有想到，马阿姨的这个承诺，经过三十年曲折磨难，终于实践，而两个闺蜜再度见面，给母亲的心里造成巨大的震动。

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已经跟不少亲友失去了联系。一九五七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更不敢跟别人联络。到了文革，我家被抄几次，父亲被关牛棚送干校，期间我家又被赶出旧居，几乎再不会有人找得到我们，但是马阿姨找到了。她对我讲，中美建交后她头一次回国，便打听到父亲在外文局工作，可是没来得及打听出我家住址，便返美了。隔了一年再次回国，决心打听出我家地址，从西城找到东城，终于成功。

我清楚地记得马阿姨一九七四年头一次来我家的情况，我那时本已下乡陕北插队，刚好回京，碰上了马阿姨。我们那时住在东单一个极破旧的小阁楼上，狭窄的木楼梯没有灯，黑洞洞的，马阿姨走上楼的脚步，犹犹豫豫，走一步停一停。我听到了，开门出去。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瘦瘦小小，头上蒙一块花头巾，一副大眼镜占去脸的大半。她穿的那件半长不长外衣，那双淡黄色小巧玲珑的皮鞋，当时中国看不到。嘴上涂了口红，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也绝对没有。我便猜她从海外来，但我不认识她。

请问，你找谁？我问。

她说：你是宁宁？我是马阿姨。

马阿姨？

你小时候，我抱过你的。

听到是马阿姨来了，母亲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张着两手，迎接她的朋友。她们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身体都在剧烈抖动。马阿姨的肩头上，母亲干涩的眼睛，流出不断线的眼泪，冲刷她布满皱纹而浮肿的脸。

母亲说：你回来了，又见面了，真想你啊！

马阿姨说：又见面了，二十七年了，我也真想念你。

母亲说：很多年没人来看我了。

马阿姨说：我答应过你，一定来看你，可惜来得太晚了。

母亲说：是，你答应过，我记得。再晚，我也等着。

听她们简短的对话，我心里难过得要命。马阿姨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绢，轻轻替母亲擦去脸上的泪，然后又轻轻擦去自己脸上的泪。

母亲说：你万里迢迢来看我，我站不起来，不能招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