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不吃肉？不吃肉你哪有力气？没力气你咋当作家
爱吃猪肉
对郫县郫筒镇的每一个居民来说，猪的存在从来至关紧要。上溯到我爷爷才刚可以记事的时候，我们镇还在荒地里。满街的人又瘦又穷，又饿又野。这些人勒紧了裤腰带从东街跑到西街，绞尽脑汁要找个营生：拉猪儿的人就应运而生了。
那时候我爷爷还小，但他也帮忙去拉过猪儿：先找好一家殷实的大户人家，圈里养得起那么一头肥猪儿。再趁着夜色把猪蒙了，拖到野外的林子里。那个时候野林子又大又密，猪藏起来谁也找不着。然后，派一个人去跟这家丢了猪的谈判：“还想见着你们家猪吗？拿钱来赎！”
爷爷说那家人就真惊慌了，扼着手腕骂着怪话，拿钱出来赎他们的猪——猪太要紧了，没有它，过年的时候哪有肉吃？
人说君子远庖厨，这话在我们镇上就行不通。我长到三四岁，我爷爷爱背着我到南门上猪市坝去。猪市坝里拿砖砌着棚子，围着圈，里面是高大大的牛和肥壮壮的猪。爷爷背着我走到猪圈外面，偏着脑袋指给我看：“看！你看猪儿！”
猪儿长得真是好，爷爷看了一会，整个人心情都开朗了。他就转两步走到南门菜市去，割一指五花肉来提着回家。那一天的夜饭，他亲自煮了五花肉，切了片，烧了油锅，把肉噼噼啪啪倒下去，煎得滋滋的，又下一勺子豆瓣酱。
一家人围着回锅肉吃夜饭，很是心花怒放。五六张嘴，七八片肉，一个盘子里马上就只剩下了蒜苗。蒜苗也很好：裹着猪肉香，到底很下饭——很快蒜苗也没了，只有碟子底的油光。但爷爷还不过瘾，他要再打半碗白饭，把油倒进去，拌起来，啧啧地，舞着筷子吃个干净。
又等到普通人家也吃得起馆子了，我们镇的馆子就越开越多。爷爷过八十大寿，爸爸在红杏饭店给他定了一桌席：百果炖的母鸡，魔芋烧了鸭子，清蒸的鲈鱼和卷着金针菇的肥牛片——还有其他许多花样。爷爷喝着酒，看着儿孙满堂，吃着一个稀奇，很是红光满面了一会——等到上了长寿面，上了寿桃，还上了泡菜，他终于觉得不对头了，他说：“今天这饭怎么没有肉啊？”
一般人都觉得惊异，还是他儿子懂他。我爸就脖子一甩，喊老板：“加个红烧肘子！”红烧肘子来了，滚滚地摆在爷爷面前。爷爷就拿起筷子一戳，把一块肥肉举在筷子上，送进了嘴巴。“这个肘子安逸！”他说。
爷爷反正也老了，好多事也不管了，他的日子就剩下了三样：读书，喝酒，吃肉。有一天，他倒着二两枸杞酒，就着一盘卤猪尾巴看冯梦龙。我去看他，他高兴得很，把书一放，招呼我：“来来，来吃猪尾巴！”
我说我现在不吃肉，他跟听了什么噩耗一般。“不吃肉？不吃肉你哪有力气？没力气你咋当作家？”他说。
他实在理解不了这件事，就一直摇头。摇了头，又叹气，叹了气，还要喝口酒，咂咂吃个猪尾巴给我看——“好好吃！好好吃！”摇头晃脑地，生怕我不知道。
我爷爷读了私塾，混了街道，闹了革命又当了老师。他娶老婆也娶了，生儿子也生了，被人拖去操场上吐口水也吐了，砖窑上挑砖也挑了，一口气活到八十四岁，然后死了，留了几柜子书和几首歪诗。反正就是这样一辈子，没什么特别可说的。
他死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走在成都的路上——这城市虽然飞速地生长着钢筋水泥，但总算还有市声——忽然地，就闻到哪家人开始做饭了，或者看见哪扇窗户上挂的腊肉，我便想到我爷爷，想到他的爱吃猪肉。一下子， 我就有力气了，感到这一方土地生机勃勃地和我相连着：“没两口肉吃怎么活人！”正像爷爷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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