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女人和声音
这个女人不寻常。
屈指数来，我在苏州完整的生活也只有十八年。我生长在一条市井气息浓郁的街道上，我们那条街上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因此也不了解苏州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是有一些的，但那种女孩子羞答答的，平时把闺房门一关，她整天在干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所以如果让我来谈苏州的女人，我有信心描述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而且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此地女人与彼地女人，造成她们之间主要差异的，其实只是语言和声音。也许对不起一些严格的读者了，我就从声音说起，说两个苏州女人的声音的故事。
第一个女人，她的声音与苏州著名的评弹艺术有关——
如果你走在街上遇见敏儿他妈，你不会猜到她是个说评弹的女艺人，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严某某，就是那个围白丝巾的女人，她以前是评弹团的演员，你会说，这就对了，她一定是说评弹的——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否是说评弹的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致是 ：声音清脆，而且拖着一丝歌唱性的韵脚，眼睛也会说话，更重要的是这些艺人会用眼睛微笑。
我印象中这个姓严的女人非常喜欢阳光，主要表现在她对晒被子、晒毛衣、晒萝卜干甚至晒拖鞋的极度热衷上。她如此珍惜阳光，而她丈夫却天天浪费阳光，他常常端着一只茶杯坐在家门口与别人下棋。敏儿他妈就拿着藤拍子从丈夫的身边穿过来绕过去的，她的婆婆也坐在门口，不是下棋，也不看棋， 她漠然地看着媳妇忙碌，有时候整理一下盖在膝盖上的一块毯 子。看上去老妇人觉得媳妇如此忙碌是天经地义的，她的眼神在说：我忙了一辈子啦，现在轮到你啦。媳妇也任劳任怨，我记得她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用力拍打晾竿上的棉被，用她特有的歌唱般的声音对邻居们说 ：“天气好得来，被子要晒晒！”
说评弹的女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北农场插队，逢年过节才回来，长得像母亲，很英俊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上去脸色苍白，神情总是郁郁寡欢的。小儿子就是敏儿，也是相貌堂堂， 不过却是街上有名的问题青年，隔三岔五惹是生非。别人家的父母找上门来，找家长大人说理，这时候敏儿他爸照例是退到一边，向屋里喊，你快出来，快出来呀！做妈的就应声掀开了门帘，端端正正地走出来面对来人——不是一般地出来，是像上台说书一样，微笑着仪态万方地走出来，就像艺人面对听众那样，面对动了肝火的邻居。
开场白是相似的，女人先把自己的儿子数落一顿，然后评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时仅仅是猜测或者分析，但让对方感到小辈的顽劣历历在目。当你开始点头称是，从前的女艺人话锋柔软地向左歪或者向右对齐了，她能说出一种令人信服的道理，意思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乒乒乓乓，更深的意思是孩子就是孩子，在外面打架斗气是正常的，做大人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吵来吵去倒伤了街坊邻居的和气。职业性的叙事手法使她的一字一句都心平气和，即使对方听着并不是真正的受用，却无法再做计较，因此总是讪讪而去。
由于她在处理此类事情上成绩卓著，街上的其他妇女也经常围过去听她是怎么打发上门算账的人，但是效果你也能预料，没有用，许多事情是没法取经送宝的 ；再说，也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像敏儿他妈那样，说过评弹。
当时我们那里的评弹团好像是解散了的。姓严的女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我有时候看到她提一只布兜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沿途用她清亮的声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里便暗想，她在书场里说评弹时什么样子，搭档是谁？她会不会唱那个余红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当然我无从知道关于她作为评弹艺人的任何细节。我知道许多吃艺术饭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却不吊，那么好的嗓子全浪费在与女邻居谈论阳光和被子上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也不能去问她，她就那么在家门口晒这晒那，在街上走来走去。
过了好几年，我们城市的评弹团恢复演出了，市中心的书场门口经常贴出演出海报，还有演员的名字，我路过那里时不免要留意严某某这个名字，但是节目换了一档又一档，我从来就没有找到敏儿他妈妈的名字。我问我母亲，不是说敏儿他妈妈说评弹有点名气吗，怎么不见她演出？我母亲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测说敏儿他妈妈大概离开评弹团了。
评弹后来在我们那里是老调重弹，不光是书场里，广播喇叭里，甚至在一些茶馆里，都有有名或者无名的艺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嗯嗯呀呀地唱，姓严的女人却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里。奇怪的是后来她不再忙于晒这晒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见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门口，指挥她丈夫收一匾萝卜干。她丈夫无法把竹匾顺利地搬进狭小的门洞，她婆婆在一边颤颤巍巍地帮忙，帮的是倒忙，萝卜干纷纷地掉在了地上。让我奇怪的是姓严的女人对此的反应，她一反常态，柳眉斜竖，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说，“笨煞哉，笨煞哉！我不来，你们搬点萝卜干都搬不来！”
让姓严的女人生气的其实不是萝卜干，是她的病。我后来知道她不出来晒被子是因为得了病，乳腺癌。听说她的一只乳房被医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声音因此也被什么取走了。邻居们在街上拉住她儿子，就是那个叫敏儿的青年问，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敏儿头一拧，说，“她生病，关你什么屁事？”邻居们都吐舌头，说，“严某某那么好的女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
再后来姓严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摄于六十年代的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白布上，着了色，很美很妩媚，嘴角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们那儿的殡葬是公开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见死者的丈夫、婆婆还有她的不听话的儿子都在哭，怎么会不哭呢，这户人家的顶梁柱没有了 ；邻居们也哭，怎么不哭？以后不会有人用那么美妙的声音与你谈论家务事儿女事了。
坦率地说在她的灵床边我好奇多于悲伤，我心有旁骛，寻找着这个女人艺术生涯的实证。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墙上发现一只琵琶，那只琵琶静静地挂在那儿，似乎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在充斥着悲声哀诉的葬礼上，琵琶被所有人遗忘了，我想应该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边，但是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们街上，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却是逃逸的，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在哪家书场的台子上，罩着一层灰尘，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怀抱琵琶的样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个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她的评弹。我想让我去想象这件事有点荒诞，她既然是说评弹的，她既然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为什么从未听过她说评弹的声音呢？
这个疑团大概是不会有人来解答的，暂且让那个女人安息， 我来描述第二个女人的声音——第二个女人的声音与评弹无关，但与广播喇叭有关。
这里所描述的女人，同样有着人们认为最甜美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她是我们家对面工厂的广播员，她的声音应该是甜美的，否则就不公平了，那家工厂有好多青年女工，大家都能说不卷舌的普通话，凭什么让她当广播员？她也一样不懂得如何卷舌，一样把“是”念成“四”，把“阶级敌人”念成“阶级涤纶”。
早晨我经常被这个女广播员的声音从睡眠中说醒，我不用惊醒这个词，比较符合实际，一个动听绵软的声音是决不会让人受到惊吓的。她在河对面的高音喇叭里说话，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你的耳边嗡嗡地回旋，你慢慢地就醒了。我听见她在广播里说 ：文章说——这是在摘引报纸上的文章，如此的播音结构最正常不过，但当时年少无知，偏偏又爱较真，听到她说“文章说”就纳闷，心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文章又不是人，文章没有嘴，怎么会说话呢？
我一直认为那个女广播员播音有误，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错误和偏见。我母亲就在那家工厂工作，有时候我去那儿洗澡或者吃午餐，在厂区的路上偶尔会看见一个体态苗条梳两条辫子的年轻女子，穿的也是蓝色工装，但是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明显修改过了，修改得非常合乎女人人体的曲线，而且她的身上没有粉尘和油污，手里拿着的不是劳动工具或者机器零件，而是一卷报纸或者一本杂志，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得表情。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播音员，就是那个“文章说”。“文章说”走在厂里，好多人，男的女的都踊跃与她打招 呼，可见她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也很正常。
就我所知，不管是在工厂、农村还是学校，当时的广播员各方面都要“过得硬”，群众关系不好，别人会说凭什么让她坐在广播室里念稿子抓革 命，让我们守着水泥窑汗流浃背地促生产？知识水平不高不行， 否则你老是念错别字会歪曲了《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的精神！你的思想觉悟不高就更危险，万一你利用宣传阵地喊出一句反动口号，如何是好？所以我相信女广播员是个优秀分子，但对她的“文章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她就不能换一种说法吗？
有一年秋天，河对岸工厂的高音喇叭突然沉寂了几天，然后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的声音，那个姑娘说话结结巴巴，显示她是个播音战线的新兵。她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下面请听革命歌曲——等了半天，革命歌曲却始终响不起来，等得你心焦，她还没有把歌曲放出声音。于是那个紧张的声音更紧张了， 亡羊补牢地说 ：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同志们，再见。
新来的广播员让人丧气。凡事就怕比较，我猜在“文章说” 从广播站突然消失的那些日子，在工厂的高音喇叭所辐射的区域内，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文章说” 到哪里去了？“文章说”出什么事了吗？
我与河对岸的广播生物钟般的联系似乎是被强行中断了， 不知不觉中我习惯并依赖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结果我原先并不自知。说我怀念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是词不达意的，但我讨厌新来的女广播员尖锐生硬的声音却是千真万确的。由此我也开始讨厌那个工厂的广播站，每天清晨的前奏曲把我惊醒时，我总是在床上痛苦地捂紧耳朵，说，吵死人啦！
还是交代清楚那个女广播员的下落吧，这没什么关子可卖。那年元旦——或者春节？记不清了，反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节日，母亲带我去一家剧场，去看文艺演出。文艺演出中样板戏总是重头戏，建材系统的文艺演出也是相同的模式，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合唱，然后就是样板戏了，全本样板戏排练起来有困难，就来几个片段。《沙家浜》的智斗开始了，站在“春来茶馆”牌匾下的阿庆嫂是谁？我觉得那么面熟，猛地就听见我旁边的观众狂热而骄傲地报出了一个名字，说，我们厂的广播员啊！她演阿庆嫂！
果然就是那个消失了很久的女广播员。原来她到宣传队去了，这是更上一层楼的事。出于习惯我还是乐意当她的听众。我听她唱“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就跟着哼了起来，我看她翘着食指指向胡传魁、刁德一，觉得这手势比洪雪飞的手势更加英姿勃发。这会儿她是阿庆嫂，我忘了她在广播里的不足之处，她不再说什么“文章说”，整个人就显得完美无缺。这还不算什么，《沙家浜》下面是《红灯记》，留长辫穿红袄的李 铁梅粉墨登场了，我记得的是观众们的一片哗然，下面有人用惊叹句说 ：啊呀，又演小铁梅又演阿庆嫂啊！不得了！
依然是她，就是那个女广播员！那天坐在剧场的椅子上，我突然理解了她从广播站消失的必然性，她真不得了！七十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使用人才这个字眼，我也并不懂得如何去崇拜一个女人，但我从此对一个女人的才华铭记在心。这个“文章说”，她是一个广播员？她是阿庆嫂？她是李铁梅？她到底是谁？我想她就像一只万花筒，摇一摇，一定还能变出更多的花样。
现在请大家回忆一下《沙家浜》里刁德一对阿庆嫂的评价。刁德一很警惕又很佩服地说 ：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唱腔，就会想起那个女广播员，当然这说的是她的青年时代。后来呢？有人大概会追问。我其实不愿意描述女播音员的现状，现状的棱角显得那么尖锐，而且无趣，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相仿的命运。阳光和辉煌有时候只在你的额角上亲吻一次，然后就无影无踪，就像我这里说的那女广播员。
她的现状不像我的文章一味追求完整——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宣传队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他们结了婚却失去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不是他们不求上进，是宣传队解散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女广播员不知怎么没有再进广播站，好像是在工会里做些难以总结的杂事。后来她有了个女儿，过了几年， 又有个女儿。一晃多年，再后来她当了外婆。九十年代的女广播员体形仍然苗条，但脸上的皱纹很多，给人饱经风霜的印象，这对一个女人的风韵来说并无多大益处。
她上街买菜，抱着外孙去浴室洗澡，声音依然清脆甜美，但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听着无聊。种种迹象表明我文章中的女广播员属于过去，而现在的她，生活越变越寻常了。从前的女广播员如今走在荒芜的濒临倒闭的工厂中，停产的厂区安静得出奇。但即使是那么安静，她也听不见年轻时候回荡在厂区的声音了，文章说——外面的报纸越来越多，文章越来越多，但文章说什么，与她有何相干？她管不了那么多，最近她要下岗了。
报纸上的文章说，竞争再上岗。不知这个女广播员现在跟谁竞争，也不知道她是否在考虑，去哪儿上岗对她最合适？
（本文节选自苏童作品《活着，不着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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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宇：一个天才创业者的逆袭传奇，一部父亲托梦要我完成的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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