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忠：蒙古“大朝”刻本《万寿润公禅师语录》小考

清陆继萼乾隆时所修《登封县志》卷三十，有“张孔修《润公禅师殿记》（楷书）”一语，因疑他是河南登封人。其余关于他的身世、俗名、法号、生年、示寂、行修、禅缘等基本情况，皆未见翔实记载，我们只好从《语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期多知道些他的行迹。

《广福院语录》中有“为圣安圆照禅师水陆參云……。”此处之“圣安圆照禅师”，指的当是其时燕京大圣安寺的圆照禅师澄公。按圆照澄公，乃耶律楚材在燕京寻师问道的高僧。耶氏尝说：“昔予在京师时，禅伯甚多，惟圣安澄公和尚神气严明，言辞磊落，予独重之，故尝访以祖道……。圣安从容谓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谛信佛书，惟搜摘语录，以资谈柄，故予不敢苦加钳锤耳。今揣君之心，果为本分事以问予，予岂得犹袭前愆，不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万松老人者，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君可见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菴录序》）可知润公禅师《广福院语录》中所说“为圣安圆照禅师水陆参”背后，有着如此深厚的背景。

本书第二卷，为侍从居平所编次，卷端上题为《泉石润公禅师柏山龙泉禅寺语录》。这一卷的开篇即说：“师于丁未年四月十五日，混源长官高帅敦请住持柏山龙泉禅寺，至三门下，拈香云……。”按“丁未”，当是蒙古定宗二年（1247）。表明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之后，润公禅师已应邀来到山西柏山龙泉禅寺做住持，这是他的行迹之一。所谓浑源高帥，真名曰高定。明李侃成化时所修《山西通志》卷九谓“高定，浑源人。好学，敦信义，尚气节。仕为云中招讨使、都元帅、永安军节度使。定谓诸子曰‘吾蒙国恩，致位侯伯，布衣之极，易敢久贪爵宠乎！’遂致仕而去。”看来定宗二年（1247）将润公禅师请到浑源柏山龙泉寺当住持者，还真是浑源州的高帅。

上面是我们从本书中钩沉出来的有关润公禅师一鳞半爪的材料，对了解他的行实多少有点作用。下面我们再从耶律楚材给他的回诗中，看看耶、润两者的关系。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九收录一篇《谢万寿润公和尚惠书》诗，云：“多谢堂头远赐书，惊人才笔我难如。承当禅随心无媿，供奉佛牙力有馀。幼子可袭先父业，游人却到旧时居。个中消息谁䏻悉，玉女乘风跨铁驴。”这显然是润公禅师尝致信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才有回诗给他。“多谢堂头远赐书，惊人才笔我难如”，评价甚高，出自内心。而他迎灵时所说“*风吹輿赴燕台，遥望铭旌心折摧。大国方申经济术，上天寿却谪仙才。乾坤色黯三光淡，山水声寒百姓哀。惆怅佛巌香一炷，湛然无去亦何来”，也是心出肺腑，推崇备至。

同书卷十一又收录一篇《寄万松书寄万寿润公禅师》（用旧韵）诗，云：“赖苔禅师一纸书，禅师佳句古谁如。不才叹我垂垂老，美裕怜君绰绰馀。断臂志䏻如慧祖，点胞终不似云居。三关参到纵横处，识破黄龙脚似驴。”这是耶律楚材给万松老人及润公禅师倆人的回诗。万松是万松行秀，金元时期著名的高僧大德，尝住燕都，今北京西四砖塔胡同的砖砌宝塔，就称为万松塔，是他圆寂后弟子们为之构建的。

同书卷十四又收录一篇《寄万寿润公禅师》诗云：“林泉人笑凤凰枝，我慕林泉叹后时，盼得人来问消息，太平和尚又无诗。”显然他官至中书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林泉逸隐笑他高登凤凰枝，而我羡慕林泉，却在慨叹之后，亦有难言之隐。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晚号玉泉老人。契丹族。义州弘政（今属辽宁）人。博极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是彼时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极高的儒学之士。元太祖十年（1215）召见，留左右。十四年，随太祖西征，占卜星象并行医术，得太祖信任。太宗即位后，累官中书令，定君臣礼仪；反对将汉地易为牧场之议；建立税收制度；劝废攻城不降，城下施行屠城的旧制；建议恢复施行以经义、词赋、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并建议设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山西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对蒙古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有人诬告耶律楚材“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朝廷派人缉查，“唯琴阮十馀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顺元年（1330）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详见《元史》卷146《列传》第33）。这就是一位高官显宦，一位高僧大德之间的情愫。

透过上述一鳞半爪的材料，可知润公禅师盖为河南登封人。落发为僧后，行修笃定，成为东林志隆禅师的入门弟子。东林志隆乃万松行秀高徒，耶律楚材亦曾皈依万松行秀三年，故与东林志隆为同门兄弟，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成为了润公的师叔，而在世间则是挚友。尝住持燕都广福院、佛巌瑞峯禅寺、山西浑源柏山龙泉禅寺。有《语录》三卷行世。

润公禅师语录的编法，是就禅师所住持过的寺、院加以分编。排在首位的是《全实润公禅师广福院语录》，卷端已佚，不知由谁编次。广福院，历史上几乎全国各处都有，唯燕都有没有，史未明书。前边引证《话说金中都》，副标题《话说大地七千年》长文中说：“金人所建的大型寺院”中有“广福院”一目，可知广福院乃金人所建，蒙古时期仍在使用。

排在第二位的是《泉石润公禅师柏山龙泉禅寺语录》。据明李侃成化时所修《山西通志》卷二载：“柏山有三，皆以山多柏树名。一在乡宁县东一十五里；一在浑源州东南，与恒山连；一在汾州西五十里。”结合前引“师于丁未年四月十五日，混源长官高帅敦请住持柏山龙泉禅寺”的记载，请他来住持柏山龙泉寺者，是混源州的长官高帥，可见龙泉寺应是混源的柏山龙泉寺。此在前边已经作了交代，恕不赘述。

此书《佛巗瑞峯禅寺泉石润公禅师语录》卷尾镌有“旹大朝岁次戊午年十二月旦日毕工”刊记一行。考据价值极高。

唐李商隐《樊南文集补编》卷二《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云：“使庶政绝贪婪之患，大朝无党比之忧……。”

同书卷四《为荥阳公上衡州牛相公状》又云：“相公早輔大朝，显有休绩……。”

宋欧阳修《五代史记注》卷六十二《南唐世家第二》载五代后周世宗南征，节节胜利，南唐割濠、寿等六州之地“隶于大朝，乞罢攻讨”。“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称臣。

玩味上述文献中出现的“大朝”，多是臣工对“国朝”的敬称，或是败邦的畏称，或是友邦的礼称，而不是正式的国号之称。下面摆出有关蒙古时期“大朝”指称的提法，看看其含义为何。

元释念常《佛祖通载》卷二十一云：“庚戌，大朝灭辽东高丽。”“庚戌”当是蒙古海迷失后二年（1250），仍为蒙古时期，所以念常也仍敬称为大朝。

明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八载：“蒙使加大、只大等来，太孙传今旨曰‘大朝使来，不可以凶服迎’。”

明宋濂《元史》卷一五九《列传》第四十六载：“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上面几处出现的“大朝”，品其含义仍是臣工对本朝的敬称，或友邦的礼称，当然也是国号的代称，但绝非哪一国的国号。元念常所撰《佛祖通载》卷二十一载“辛未，大蒙古国号始建”。辛未，即元太祖六年（1211）。从这一年起，蒙古以“大蒙古国”为号，不仅统一了长江以北大半国土，连云南、西藏也先后纳入版图。至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灭了南宋，掌握了全国政权，又定国号为“大元”。可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朝”，都只是国号的敬称、尊称、礼称、畏称或代称，而不是相应国家的国号。

金、元时期山西刻书风格，不同于其它任何地方，原因是山西的刻工受来自开封刻工的影响。早在金人破汴以前，开封方面的刻工便经解州（今属运城），然后北上临汾、太原等地，从事自己熟悉刻书职业。金人破汴之后，对工匠施行免死政策，更使开封许多版样书手、刻字、画界、刷印、折配、装订等工人来到山西。他们与当地同行切磋合作，相互融合，形成了山西的风格特点。我们可以审视《润公语录》，其风格特点与各地都不一样，具有山西刻书的独特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