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登场是因为“沉默的大多数”？

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21世纪的今天，有很多因素可以推动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方式的变化，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

如今，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发生在美国，也会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很多其他国家。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机制引导或者规范这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的变迁，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新政治家开始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其中既有特朗普、普京，也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曾连任3届土耳其总理，现任土耳其总统），这些新政治家正在重新扮演关键角色，突破原有体制的界限，试图去改写甚至重写整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标榜反精英、反体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便是新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2016年竞选期间的特朗普，身后是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该口号早在1980年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竞选总统其间即被使用过。 © Damon Winter / The New York Times

▌“新政治家”特朗普

两党政治（指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大政党）让美国始终处于一种相互讨论、平衡的态势下，很难有新的东西出现。即便新上台的总统取代了以前的共和党或民主党，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但也不会特别出人意料。

到了特朗普这里，出人意料的事情变多了。说他是“新政治家”，主要在于他对两党政治的游戏有一定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称为“政治强人”。

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各政党、候选人、最终当选的总统，其权力都有时限和局限。掌握权力之前，各政党要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定的描绘和指引。不同政党给出的蓝图也不一定是真理，当一个蓝图提出来之后，会有另外的质疑与之对抗。这是美国两党政治最基础的动力。

任何政党的当选都是暂时的，在将来都有可能被其他政党取代。美国两党政治长期处于相互平衡的态势，而特朗普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改变这种平衡态势的苗头。

特朗普这个“新政治家”正在超越两党政治的平衡。在特朗普看来，两党政治这套游戏应该结束了，而他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民真正的代表者，反对他就是反对真正的美国人民。在这个意义上，他有强烈的动力去挑战现有的体制。

此外，在美国的语境下，“强人政治”背后一定有庞大的民意支持，权力本身也意味着民意的支持。于是，反对特朗普不仅是反对他本人，也是反对站在他后面的选民，这是所谓“强人政治”的根本性质。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认为他可以去挑战传统的两党政治。

▌他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吗？

特朗普与体制、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大多数”的代表，或者说对“沉默大多数”这种类型的政治话语的使用。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重要秘诀。

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这种“大多数”正是因为沉默才显得有力，因为它在政治空间中创造了一种截然的对立——一边是体制内或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他们有着国际视野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观；另一边则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白人，在经济上绝不宽裕，很多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锈带”（rust belt），受全球化的冲击严重，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

这种截然对立的区分，将政治选择的性质转化并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从开放的公共讨论，转变为少数利益团体、政治精英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对抗。

在特朗普看来，他所代表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太多声音，收入一般，但实际上代表着真正的美国人。特朗普认为他是这些沉默大多数的代表，他们给了他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 2016年3月1日，马萨诸塞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庆祝他在初选中获胜。 © John Tlumacki / The Boston Globe

就美国传统的政治规则而言，总统候选人要在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才可以当选总统，这个“大多数选票”要么来自美国选民，要么来自选举人团。从美国的历史来看，这套规则几乎被所有政治家承认和接受。

在这样一种规则中，选民中的大多数渐渐不再沉默，他们用选票发出自己的声音，选票数最后体现在计数上。不管背后选票计数有没有被操纵，最后结果体现出来的“大多数”一定是有声音的。在美国历史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总统候选人或其代表的政党都会遵循“大多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美国的民主政治能够存在并维持的重要原因。

从沉默大多数的角度看，无论选举结果是什么，特朗普都可以说他代表大多数，因为大多数没有表达出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假如特朗普最后没有获选（他事实上也没有获得美国选民的大多数选票），特朗普还是会说选举有问题，他背后有一个真正沉默的大多数在支持着他。这意味着，反对特朗普，就是反对他背后沉默的大多数，无论如何他都保持着一种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以及他是绝对政权的高姿态和立场。

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话语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在1969年的著名演讲中用“沉默大多数”来指那些没有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发出声音的美国人。

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泥潭，尼克松急需民众的支持，让他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越战。但面对汹涌的、看似一边倒的反战民意，这如何可能？尼克松的创意就是用“沉默大多数”的说法分化美国民众，将那些公开发表反战言论的青年、老师、议员等描述为试图吸引眼球、捞取政治资本的自利者，甚至有“通共”的嫌疑，而那些没能发出声音的美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二战、越战的老兵或当时正在越战战场上挥洒热血的年轻人，才是美国价值和利益的真正守护者。这一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扭转了白宫在越战问题上的舆论困境，也使尼克松个人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度大增。

最近特朗普也在遭受很多的质疑，他的亲信、律师被调查而且都被判有罪，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是否应该弹劾他。特朗普则说，如果弹劾他，整个美国经济就垮了。这体现了一点——特朗普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两党政治当中暂时的、有限的权力所有者，他口中的“代表美国人民”不是暂时的，他认为自己是真正代表美国人民的。这样的话语集中体现在“沉默大多数”的策略中。

▲ 特朗普和他的两名助手。左为Michael Cohen，特朗普的律师，右为Paul Manafort，他的竞选经理。二人于八月底被指控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触犯多项罪名。 © AFP

特朗普还在更大规模地使用“沉默大多数”这套政治话语。尼克松没有用它来竞选总统，他一直在体制内，担任过体制内重要的职务。特朗普则完全来自体制外，在就任总统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但特朗普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因为来自体制外，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让他可以说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

特朗普以挑战传统政党政治的方式获得巨大民意支持，这既说明其个人在政治上敏感的嗅觉，也说明美国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当中，特朗普用自己的方式制造了美国国内政治空间当中一种新的对立。

▌重新定义“敌人”和“朋友”

尼克松将美国民众按照他的想法分化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由此获得巨大成功。特朗普则用他的方式重新定义谁是真正的美国人、谁是美国的敌人。

特朗普认为真正的美国人民是那些普通人，不能算是美国最底层，但在经济上也绝不宽裕，他们受全球化冲击非常严重，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敌人就是那些体制内或者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有着国际的视野，支持全球化、产业升级、多元文化以及宽松的移民政策。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精英，两党的斗争大多都在上述精英视角的基础上开展。但特朗普看到一个机会——那些普通的美国人。他们长期被传统的两党精英所遗忘，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来自于这些被时代、被传统两党精英们所遗忘的普通人。

▲ 美国俚语中，将贫穷的白人称为“White Trash（白色垃圾）”，暗示较低的社会阶层和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往往特指一些生活在社会边缘，被主流社会视为危险分子的人。他们常和犯罪沾边，行为不可预测，对权威、法律和道德缺乏尊重。图为一个白人家庭正在将他们的家当往拖车里搬运。 © Matt Eich / the Atlantic

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不像过去的总统那样关注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依赖民众而非精英，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举动和马基雅维利的建议不谋而合。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精英就是“贵族”，依赖精英就要和精英们分享权力，而精英们则天然有着统治他人的欲望。特朗普就是要掌握那些被遗忘的人，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这个基础出发，对抗体制和精英。

这实际上是在说，政治上的强人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简单的武力征服。从根本上讲，政治强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古代君主没这么大强大的权力，他要受到宗教的束缚，还要受分封领主和盟友的限制。随着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时代到来，“人民”成为唯一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意味着从人民那里推选出来的权力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任何权力都需要将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上。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才能理解现代社会中政治强人现象的根源，今天的美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从沉默的大多数中获取的权力，实际是民主在美国当下难以避免的扩展版。

▲ 2017年， “弗州骚乱”后，特朗普在公开发言中称“两方都有责任”。随后的《纽约客》、《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中，将特朗普和3K党元素置于一起；《时代》则回顾了美国的“仇恨史”，封面为星条旗包裹着一个纳粹手势的人。

▌总统权力扩大与制度变革

如果看美国的宪政体制本身，特朗普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代表了美国制度在当下遭遇的挑战——传统体制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很多问题，就需要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崛起对很多人都是一种希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出路。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径。

麦迪逊（James Madison Jr.）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明确表示，共和与民主不一样，美国要建构的体制是“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国”。民主与共和的关键区别在于，共和要求代议制，而民主则不要求。所谓代议制，即是由民众选举出代表，由代表来代替人们讨论、通过法律或其他重要社会规范。代议制的直接后果是将人们区别为参与立法的“精英”和普通民众。

美国的宪政体制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影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除了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之外，孟德斯鸠还是封建贵族制的忠实拥护者。对于孟德斯鸠而言，君主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只能来自地方的贵族们。如果把地方贵族全部取消或推翻，君主的权力就会无限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实际上将前述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作了一个翻转：因为有贵族的限制，所以君主国区别于专制国；贵族权力的消失则意味着君主权力的扩张和不受限制。

在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大已经不单是趋势而是事实。

一方面，当今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社会分化程度加剧。穷人与富人、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支持持枪权的人与反对者、支持堕胎权的人与反堕胎者、异性恋与性少数人群等，所有这些带着死结的冲突都推动着美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犹如时刻在上演多场小型内战。

▲ 2016年11月11日，圣迭戈，举着不同旗帜的反对者抗议特朗普竞选成为总统。 © Sandy Huffaker / Reuters

当人们发现彼此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时，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这时候整个社会就可能由人民主权的逻辑向集权的方向发展。

很多人将特朗普的上台看作是美国向传统价值观和精神的回归，比如他在移民、性少数、堕胎、多元化等问题上的立场。这其实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种宣传，向人们灌输某种美好过去的一种想象，这其实不是传统、保守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其实很温和，不希望做太多的改变。

特朗普竞选团队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景带有很强烈的激进色彩，这种激进色彩在欧洲有很多体现。比如法国、德国、荷兰……很多国家都在发生这种右翼政治的民粹主义，它像巫师一样，向人们灌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

▌“不确定性”还会持续多久？

在21世纪的今天，有很多因素可以推动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方式的变化，全球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当选和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受到很多挑战，也和这种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发生在美国，也会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很多其他国家。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机制引导或者规范这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原标题《“新政治家”特朗普何以登场？》。根据南都观察和《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新政治家的登场”沙龙整理，经段德敏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