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社会转型，公益应更关注人的现代性的培育

何道峰，资深公益人

经CFF2008（ID：ChinaFoundationForum）授权转载

人的自由，即多大程度上你有自由权。总体上来讲，人的自由可以分为主体性自由和客体性自由，主体性自由就是围绕着人的生命主体和人身安全，以及说话、写作、出版、结社等等的自由权，多大程度上人是可以在这些方面自由做出决策，一个准备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有个明了、清楚的规则。

平等就是说我们是这种自由选择权，思考也好，行动也好，是建立在你享有这种成果的基础上。可是这种人人追逐的客体性自由，是基于竞争而取得的还是基于权力垄断而取得的？如果基于竞争而取得的，那就是平等的；如果基于权力垄断，或者说一种完全的靠继承获得，那就可能不平等。

过去中国的公益十年，我们走过了一个非常艰辛而又充满了各种跌宕的道路，在公益界，很多变化在这十年里还是发生了。

虽然捐赠额还是没有想象中增长得那么快，但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比如说新的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公益行业，比如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来做公益，让公益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探索。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一些企业家，主要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公益行业，这些变化都是明显的。对我们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社会转型，这可以说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

可是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空点上来看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既充满了让人挑战的迷思，同时也仍然有很多潜在的机会。但是有一点我想讲的，恐怕整个公益行业都面临着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公益依然以扶贫、助残、助孤、扶弱和救急，作为我们基本的选项，所以大多数的钱和人力都投入到这些领域。

可是在未来十年情况可能就不同，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国民收入8000美元。随着“扶贫攻坚”国家战略的结束，绝对贫困应该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纯粹靠扶贫、助残、助孤、救急、救穷这样的事，是否能够托得起未来十年的这样一种资源和公益的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从走在前面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恐怕这个转变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是外在的看得见的一种路标，而且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社会驱动。这个内在驱动来源于，我们正在冲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

可是现代化是什么呢？现代化恐怕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丰裕度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可能是人的现代性培育与转变。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建立在一个人们普遍没有现代性的国民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个人以为，人的现代性问题，是我们未来公益所要面对的、所要关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但现代性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而言之，其实承载国家现代化的国民性中最核心的，便是人的现代性，就是人的自由和平等，这已经写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想将自由和平等分析一下。人的自由，即多大程度上你有自由权。总体上来讲，人的自由可以分为主体性自由和客体性自由，主体性自由就是围绕着人的生命主体和人身安全，以及说话、写作、出版、结社等等的自由权，多大程度上人是可以在这些方面自由做出决策，一个准备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有个明了、清楚的规则。

第二个自由是一个人客体性的自由。客体的自由是说，当我们可以自由思考和自由行动的时候，那这些思考的成果，我们能否享有，我们去努力行动的成果是否可以享有，这就涉及到思考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我们行动结果的财产权问题。

如果我们有主体和客体这两方面的自由，就是一个人现代性中的“人的自由”。如何才能拥有它就是国民是否有此自觉意识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去争取它。可是即使拥有自由，事情也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平等的路径问题。

跟自由相对应的是不自由，跟平等相对应的是不平等。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有很多迷思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法国的启蒙运动先驱之一卢梭。

卢梭在强调人的自由时候，反对洛克的相对自由，说人的自由应是绝对的。由于没有去细致的区分主体和客体的自由，在谈论到人的平等时，卢梭立即滑到另一极端。他认为人是不能拥有分工也不能拥有财产，因为拥有财产和分工，必然让人不平等，这样卢梭就进入了他的悖论陷阱：一方面说人主体要有绝对的自由权；另一方面，人又既不能选择工作的自由又不能享有他所行动的成果。那么人还拥有什么自由呢？卢梭的自由事实上就是最大的不自由。

因此，这就产生了很大的迷思。大家都记住了卢梭的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耐人寻味。

那平等，平等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平等就是说我们是这种自由选择权，思考也好，行动也好，是建立在你享有这种成果的基础上。可是这种人人追逐的客体性自由，是基于竞争而取得的还是基于权力垄断而取得的？如果基于竞争而取得的，那就是平等的；如果基于权力垄断，或者说一种完全的靠继承获得，那就可能不平等。

一个社会常常赢在其组织化的程度和水平，但平等问题在人类的组织化中会变成更大的问题。纵观当今世界，纵使人是生而平等的，但无往而不在组织化奴役的枷锁之中。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现代化社会基于大多数具有这种现代性的语境。可是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自由平等的语境呢。这就靠每一个个人。但每一个个人怎么能意识到上述问题并清醒认识呢，这就需要有社会的启发者，不仅需要语言，而且要通过行动来让人感知到，人对他人的生命是尊重的，对自由平等是尊重并神圣坚守的。因此自由和平等决不仅是写在墙上的概念，而是要换化、落实所有行为过程中，是要融入血液中的国民现代性。

因此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和政治要为我们捍卫这个平等和自由，要做出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而且公益这个行业承负着很沉重的历史使命，就是让人启发人具有人的现代性。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工作，纵观现在，人都是语言、肢体暴力相向，然后通过暴力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令人凄然。一个不能够平和说话的社会，一个听不到他人平和说话的社会，怎么可能有人的现代性？一个国民没有现代性的社会，又怎么可能实现现代化。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未来的这一过程之中。在未来的公益界，无论是公益的钱投向哪里，或是说公益界的人怎么做事，怎么么去策划一个组织的未来，或是说我们个人怎么处理和他人的关系……这些都要回到人的现代性上来，如果回到人的现代性上来，那我们自己可能就找到更多的方向感和幸福感，我们也能带给他人一种比较良性平和且长远的影响，让他人也走在培育这个民族现代性的道路上，虽然这个路非常长。

总而言之，我觉得一个纯粹靠扶贫、帮弱、助残、助孤的时代，从某种程度来说，比重应该在下降，应该说我们整个公益要成长的资源、要投入的人力，可能面临着一个转向。

如果有人想成为这个时代公益的先驱，那他需要去要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的行动就代表着我们未来十年以后的成果。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沿着惯性、甚至沿着那种路线往下滑，那十年以后我们就会收获另外一种果实。种什么因收什么果，只不过有些因果是瞬间就会来，有些因果是两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公益这个行业，可能要种更长的因，让中华民族结人的现代性发育之果，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话。

那当然，并不是说那些事就不要做，依然要做，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要考虑人的现代性，比如说是不是不断地在把钱给这些已经离开最贫困绝境的人，再给钱就一定是好事？未见得。因为破坏了人去奋斗、去努力的自由，破坏了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最内在的动力，那自然就产生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善行破坏了人基于自我自由奋斗的根基，那么这到底是在行善，还是在作恶呢？

这些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其实会得出相当不一样的结论。对于我们来说，做多大的规模，我倒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做过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依然认为它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未来负责任的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者，公益我做了二十多年，这个接力棒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我今天在体力上已经跟你们拼不了了，只能回到一些阅读、思考上来和大家分享，也会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所以呢，看到你们在那奋斗，看到你们疲惫的身影，和面临今天的这种困境，我常常感觉到公益行业如此稚嫩的肩膀，怎么能够扛起这个民族走向现代性的重大使命。

每思及此，还是会眼眶湿润，真的感谢每一个人的努力，我希望，我也能发挥余热，希望公益的这个行业能在中华民族整个人的现代性的培育上，能够做出更多有价值的事，让我们的民族能够度过这一个难关，能够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让我们每一个人从现代性的孕育中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价值和幸福，谢谢大家。

*本文为何道峰先生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拾年”开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点击本段文字，可以观看现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