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就自己帮自己” ｜ 外出打工的妈妈们

在有了孩子之后，绝大多数女性的时间会迅速“贫困”下来，在工作和原本的家务之外增加照顾孩子的劳动。有的会脱离工作好几年，甚至可能没有机会重返职场。有人经过抉择，把孩子放回老家，但是当孩子出现叛逆等问题时，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更容易指责母亲。

朱小梅很熟悉这些指责，“他们会说，‘为什么你为了一点钱就不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 01 〕

快到上午10点了，广东科学中心一层大厅的门口，20个低年级的小学生站成两排，两位年轻的母亲半蹲在两边，举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整齐贴了18张打印纸，用不同的水彩笔涂了“蓝欣公益趣味阅读之广州科技馆活动”18个字。未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主题活动，只需要重新换一批涂了字的打印纸就行，方便又省钱。

朱小梅是活动组织者之一，站在合影队列的后面。“茄子甜不甜？”她问。

“不——甜——”孩子们拖着长长的音调。进馆之前的拍照任务完成了，这些照片既是这次公益活动的留念，将来也可能出现在蓝欣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项目报告、宣传资料上。

孩子们来自番禺傍江西村，得经过两次换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交通，才能到位于广州大学城的科学中心。为了看好20个孩子，朱小梅又找来了七个“大人”，包括她已经上中学的儿子。他们选了四个孩子作为组长，组长举着自制的小旗，再加入两个大人，排队进馆。

大人、免票的孩子、半票的孩子……朱小梅开始清点人数。几个孩子一定要跑到量身高的标识处去证明自己长高了，一个小队长在队列中举着旗子戳其他同伴，还有嚷着要上厕所的，跑到一边的长椅上跳来跳去的……大多都是不到10岁的小孩子，制造出各种各样需要处理的情况。

“大家都按照小组排成四队，我看哪一组最先排好。”朱小梅开始整顿纪律，“我们是不是一个团队？我们能不能安静？我们去哪里是不是都要排队？我们是不是应该守秩序？我们能不能等待？”每一个问题都顿了顿，得到的都是孩子们拖长了音的认同的回答。

“好，水杯拿出来，每人喝三口水。进去之后把自己的零食装起来，或者丢垃圾桶里。”队伍开始往二楼检票处前进。

“我们表扬菜菜，他要丢垃圾，但是他离开团队之前先打报告了。”另一位同行的志愿者妈妈边走边说，大家都叫她月亮姐姐。

▲ 安检之后，孩子们等待买票去楼上的主题场馆。 © 南都观察

〔 02 〕

孩子们的父母从更远的地方来到广州，打工或做生意，成为流动人口，并因为户籍制度而面对各种桎梏，其中之一便是孩子的教育入学问题，经过家庭的各种权衡，成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

1998年，朱小梅从河南到番禺打工，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了16年。2014年，她开始做一些劳工相关的公益活动，几经波折，逐渐投入在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妇女身上。

但现实似乎与此有些不同。逛科学中心的是孩子们；从公交站下车，再钻进傍江西村的两条街巷，蓝欣租的办公空间里，架子上摆满的大多都是玩具和儿童读物，连桌凳都是矮矮小小的。

通过孩子们，才能进一步接触到他们的母亲。有工作在身的家长很难在下午四点半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于是蓝欣开启了课后的托管照顾，家长们组成志愿小组，轮流去学校接孩子们，然后带到蓝欣不到60平米的空间里，写作业、看书或者玩玩具。在人多的周六日，空间里可以托管二三十个孩子。家长们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

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绝大多数女性的时间会迅速“贫困”下来，在工作和原本的家务之外增加照顾孩子的劳动。有的会脱离工作好几年，甚至可能没有机会重返职场。有人经过抉择，把孩子放回老家，但是当孩子出现叛逆等问题时，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更容易指责母亲。朱小梅很熟悉这些指责，“他们会说，‘为什么你为了一点钱就不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也有母亲选择回老家照顾孩子，但是丈夫长期在外面一个人的话，夫妻情感又可能出问题，如果有外遇的话，最终丈夫打工挣的钱也可能不会转移到家里去，支持孩子和家庭，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到40天，朱小梅把他送回河南老家托给母亲照顾。那时候她没有办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也不能支持父母到番禺来带孩子。送回孩子后，她的经济支出和时间支出都减少了一些，她想专心挣够钱之后在番禺买房，把孩子接过来读书。“是很痛苦的决定，每天都会很想念孩子。”

有一次，朱小梅和一位广西的打工姐妹一起，对方接到电话之后突然昏倒，其他人以为是电话漏电，设法把她唤醒之后，她开始嚎啕大哭。她两个留守在老家的孩子同时溺水身亡了。她开始冲着往楼下跑，“她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死掉，去找到自己的孩子。”朱小梅说。

后来，溺亡孩子的父母陆续回了老家。“更多的是孩子遭遇车祸的，每当这个时候，在外打工的父母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

因为亲子关系疏离，朱小梅一位同事的孩子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烟酒赌，只在缺钱时找母亲要钱，被拒绝后还说，“你本来就是给我钱的，你不给我钱谁给我钱，你是我妈”。

再回忆起这事，朱小梅把自己代入同事的身份，说：“作为一个妈妈，难道我只是给你钱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工作，不只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些物质的基础，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给你更好的教育。可孩子理解的只是，你只是个提供钱的人，所谓的情感，还没有我和外婆那么亲。”她说她害怕孩子们不珍惜学习的机会，将来又像她们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陷入同样痛苦的抉择和挣扎中。

朱小梅把一岁八个月的儿子接回了身边。刚刚重新开始的时候，她和儿子亲近起来非常困难，她想抱儿子，但儿子会因为有一点不开心就扇过来一个拳头。“我就在想，这是我生的孩子吗？我对他朝思暮想，可他跟我没有任何的亲情感。”

朱小梅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继续照顾儿子，如今儿子已经念中学了，一起到了广东科学中心，成了照顾小孩子们的“大人”。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帮忙看管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学生，把离队太远的叫回队列，在午饭的时候用大铁盘帮忙搬运十余人份的盒饭。

吃饭间隙，他跟朱小梅说想在活动结束后直接从科学中心离开，去找同学。朱小梅希望他能跟着一起回傍江西村，因为回程还要换乘两次公共交通，孩子们又这么多。两个人都有些生对方的气。

▲ 朱小梅的儿子（右）和同行的小学生们一起在“实验与发现”主题馆。 © 南都观察

〔 03 〕

月亮姐姐也有一些生气，她的小女儿在队列里，已经走了大半天，有些累了，希望妈妈能抱着她继续逛。“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要黏着妈妈呢？今天只有月亮姐姐，没有妈妈。”她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孩子们都叫朱小梅为“小梅姐姐”，她四岁的女儿有时候也用“小梅姐姐”来称呼自己的妈妈。志愿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担着母亲的身份，常常既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带着其他人的孩子。当别人都按照约定好的规则开始活动，自家的孩子总想挑战一下规则。

“因为你和孩子太亲近了，你在家里可能有很多表达爱意的机会，孩子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妈妈，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女儿有时也叫我小梅姐姐，我也会答应她。她知道，在蓝欣的时候，我就是小梅姐姐，她也没有例外，也要遵守这里的规则，不遵守的话，小梅姐姐一样会批评她。我没有要求她一定要这么叫我，但是，虽然她是我的宝宝，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头几次还不太习惯，后来慢慢就发现撒娇也没有用。”

2017年5月，包括朱小梅、月亮姐姐在内的五位女工共同发起成立了蓝欣，其中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朱小梅念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见过了太多令人悲伤的事情，她们希望通过姐妹间的共同努力，互帮互助，做一些改变。

在一次关于流动儿童的研讨会上，朱小梅作为公益领域的一线从业者上台分享蓝欣的工作，讲完服务孩子的部分，她继续说：“我们（打工者）很想分享到应该属于我们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应有的福利和待遇，可是没有，我们只有共同去创造。……如果我们女人都不帮助女人，你还指望谁去帮助你。我们也就不指望谁来帮助了，自己来帮助吧。”

她们把地址选在了附近三所学校的中心区域，既有公立学校，也有打工子弟学校，至少两所学校的学生规模超过3000人。“因为孩子在这里，家庭肯定就在这里，不可能跑得太远。”

▲ 在最近的公交站下车，拐过两个巷子，就到了蓝欣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图中圈住的地方（名称处，而非实际圈起的范围）是附近的幼儿园、小学。 © 高德地图

朱小梅对蓝欣的选址很有信心，傍江西村本来就是流动人口密集区，蓝欣门口不到两米宽的小巷里人来人往，放学后有学生推一辆车把弯扭扭的共享单车到门前，说校服被链条卡住了，要请小梅姐姐帮忙；摩托车轰隆隆开过，朱小梅一再叮嘱调皮的学生不要越过门口摆的塑料围栏；吃完饭之后散步的一家三口站在围栏外往里张望……门口张贴着蓝欣最近的活动以及机构简介和联系方式，还放了一把小椅子，上面是一摞介绍蓝欣的三折页，时不时有驻足好奇的人取一张再继续穿过巷子。

放学后来蓝欣写作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参加活动的妈妈们也越来越多，积极的参与者们和蓝欣的发起者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妈妈帮”，算是决策机构。讨论的事务各种各样，上到蓝欣未来的发展，下到各种细碎但必须的规则，大家纷纷提出问题和意见之后，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最近大家正在发愁的是空间里的秩序。有的孩子要写作业，有的想玩玩具，大家觉得玩耍的声音太吵，会影响其他人学习，于是开始实行“六点半之后才能玩玩具”。但是限制玩耍时间之后，有的孩子就不来了，又跑回外面玩去了。他们又开始担心回到以前那种孩子在街头巷角玩耍，无法保障安全的情况。

朱小梅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但是依然希望家长们都能参与其中，“我们是希望妈妈们看到，她参与了之后，我们是愿意去接纳、改变的”。

▲ 蓝欣在傍江西村的一条巷子里（图中卷帘门半开的位置，此时还未放学），不时会有摩托车驶过。 © 南都观察

〔 04 〕

除了当志愿者参与日常服务和讨论决策，有办制衣厂的志愿者给蓝欣捐了一批定制的文化衫，有人给活动送来一百多份意外保险，蓝欣的冰箱和灶台里则时不时就会放着附近家长“顺便”带来的食物，天南地北……

“一定有些家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就可以集合起来，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相信每个妈妈身上都有独特的优点，让她的这种光可以变得更强更热，感染更多的人，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朱小梅说。

一起去科学中心的，还有吴杨春，手里拿着一摞五六页厚的打印纸，里面写着参与者名单和活动的注意事项。她是蓝欣的另一位全职工作人员。

加入蓝欣之前，吴杨春是一名全职妈妈，从福建嫁到东北，在儿子一岁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南下到深圳。更早一些，在她还没结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了人事部做文员，但因为当时的能力有限，被公司批评之后留下了“恐惧症”，从此再没工作过。两年前，吴杨春的丈夫从深圳到广州工作，如今趁着儿子升小学，一家人彻底搬到了广州，住进傍江西村。

刚搬来的时候对广州不熟，吴杨春不知道该带儿子去哪里玩，但是常常经过蓝欣，路过几次之后，看见一场亲子阅读活动的公告，她想着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参加，报名了。又几次活动后，朱小梅觉得吴杨春性格很细腻，很会观察别人，又是全职妈妈，想邀请她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

在朱小梅的带领下，吴杨春开始设计活动、做计划表、带孩子和家长们一起亲子阅读、逛公园……还有关于“积分入学”的分享。一些申请成功的家长已经有了很多经验，需要哪些证件证明，申请流程如何……各种细节和注意事项分散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些信息需要一个交汇点。当社区里有一定数量的家长想了解、学习，吴杨春就发起一个座谈会，邀请熟悉政策和流程的妈妈过来，一般会有二三十个妈妈过来交流、学习。“还有一些妈妈可能没有这些意识，但是积分入学要早准备，起码要早五年。”吴杨春说。六七岁已经是孩子们升小学的年龄了。

▲ 朱小梅（左）和吴杨春（右）在蓝欣的空间里。二楼是“图书馆”。 © 南都观察

〔 05 〕

“怎么感觉下午的时间好长，现在才三点多钟。”坐在场馆休息区的一位志愿者妈妈说。“好累啊，比上班累多了。”月亮姐姐回应她。孩子们在“感知与思维”主题馆里嬉笑着走完了镜子迷宫，四点多，该回家了。

按照分好的小组，每个队列的两个大人一前一后，孩子们则抓着前一个人的书包。队伍要经过公交、地铁、公交的换乘，刚好是交通高峰，每一次上车、下车、进站、出站，大人们都要清点一次人数， “孩子们，现在还不能睡啊。”朱小梅冲着车厢里的孩子们喊，又降低音量，和身边的志愿者说：“这么多人，走丢了是一定找不到了。”

她坐在公交车的后面，前后左右也坐着开始显得疲惫的孩子们，她的儿子则坐在前面一些，看着坐在前面的孩子们。“这个车是不是很拥挤？”她问，“爸爸妈妈天天上班都这么挤，现在城管又查电动车，距离越远越辛苦，浩远的爸爸就是这样，很辛苦。”车经过大学城，她又说，“孩子们，你们长大之后，考上大学城里随便一所大学，妈妈们就很开心了。”

对蓝欣来说，逛科学中心是比较大的考验了，因为换乘复杂，照顾孩子们的大人又总感觉不太够。平时的活动大多不会离傍江西村太远，家长们可以直接骑车把孩子送到公园之类的地方。有的活动需要搭舞台，或者郊游需要搬运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爸爸们就出现了，“爸爸们就说，这么重你们肯定搬不了”。

朱小梅觉得在城中村的打工家庭中，男性其实比女性更轻松，夫妻都去上班，但是女性还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家里。“很多丈夫会觉得，孩子带在身边，老婆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有时候女性投入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多了，就不太能兼顾工作，家庭收入就可能减少。”正是出于这种经济上的考虑，夫妻就会把孩子送回老家，产生新的留守儿童。

除了通过托管等形式帮助女性挤出一些时间，蓝欣还会组织粤语教学、职业技能分享等活动，帮助女性在能力上有一些提升。但朱小梅觉得男性也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既是父亲也是丈夫。

在家长们参加的座谈会中，蓝欣设计了一个相互分享的环节。朱小梅发现陪妻子来参加的男性大多都很害羞，不点名的话，就躲过去了，如果是轮流分享或者要点名指定了，他们就借口上厕所，最后就只剩下几个妈妈。

有一次是要夫妻分享对方的五个优点，有个姐妹怎么都想不出来，“她说，我实在想不出来我老公有什么优点”。其他参与者就故意问她——你老公是不是还接孩子啊？是不是还来我们这里当志愿者啊？……那个姐妹就点头，说“对，这一点他还是可以的”。那个丈夫就脸红了。

朱小梅说：“我们最后又请那个姐妹的丈夫分享，他大概就说，很多家里的事情都是他老婆在做，他有时候工作回来就很晚了，都没怎么管孩子，老婆辛苦了……其他妈妈们听了都很开心，我们觉得丈夫们就是要知道我们是很累的，希望其他人也向他学习。上次有个妈妈说，他老公参加了这边的活动之后，觉得这里的氛围挺好的，回家之后在分担家务上就多做了一些。另外有个姐妹就说，‘我得赶紧把我老公也拉来熏陶一下’。”

〔 06 〕

从科学中心回来的两天后，三张新桌子也送到了蓝欣。之前买的桌子有些矮，高年级的学生写作业有些费劲。三张桌子可以调节高度，朱小梅按高中低装成了三种高度。所有人都用得上了。

晚上七点半，晶晶来了，她是番禺本地人，孩子在蓝欣参加过暑期活动，后来她就时不时捐钱给蓝欣，让给孩子们买水果。有一次朱小梅问她，可不可以帮忙把粤语课带起来，因为很多妈妈都反映说想学粤语。晶晶很快答应了，还说保准教得绝对标准、绝对本土。

▲ 晶晶（下）在教粤语，小孩子则在旁边玩玩具。 © 南都观察

就这样，每周一节课，晶晶先准备好日常交流的口语材料，包括普通话汉字和粤语字音，然后和天南地北的女工们围坐在孩子们白天用的矮桌四周，她一句句念，其他人一句句学，最后再逐个在她面前接受检查，通过的才可以回家。

巷子里时而有行人经过，有的抵不住好奇，站在窄巷对面久久张望。也有带着小孩过来玩玩具的，慢慢移过视线，在一旁看其他人的口语材料，又慢慢跟着默读。有家长端来了两盘饺子，吴杨春从冰箱里拿出两碗水果。晶晶耐心地指导着一些不标准的发音。

大家陆陆续续完成了当天的测试，陆陆续续回家。还有一些人留下来帮忙收拾好座椅，打扫完地面。巷子里早就暗下来了，蓝欣的灯还亮着，照亮了巷子里的一小片。灯暗了，卷帘门哗哗落下，她们的脚步声敲着巷子的水泥地面。

“鸦路顺风，注意安裙。”有人在复习口语课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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