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北川的“妈妈农场” ｜ 留守在家的妈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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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在丧夫之后极容易陷入困境，在婆家失去了作为沟通纽带的丈夫，可能会和公婆妯娌等起冲突矛盾，若回娘家，又是一副和出嫁之前大相径庭的境况。还可能面对流言的中伤，甚至是村霸的侵扰。

“大山里面的一个单亲妈妈，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去照顾。她要面对生存和生计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山里面做事情。这时候你最担心的就是她们的安全问题。”

〔 01 〕

杨华荣推开“妈妈农场”的铁门，拿着两个小小的铁锹和镐子往地里走，埂子边用树枝和秸秆搭了两个一平米左右齐腰高的围栏，里面围着已经发黑的堆肥。她掀开上面盖着的黑色遮雨布，把手掌探进堆肥，温度不够，发酵的效果还不好。

堆肥的原料来自北川新县城的绿化草坪。农场发起人高思发看见环卫工人在推草坪，去问能不能把那些不要的草叶给他，运回农场堆肥之后去修整租来的已经有些板结的土地。将近一万五千斤草，只花了一些运费，接下来要再花些时间，等它们慢慢发酵成可用的有机肥料。

二十多米开外的一块田里已经覆盖了一层堆肥，是从中药厂运来的中药渣，发酵的效果也不太好，还能看到大块大块的结块，没能和原本的土壤融在一起，有的堆肥块外面还起了一层白色的霉菌。

农场有四处这样的堆肥，杨华荣装了四袋，要带去成都的一个培训活动，请专家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她把四个袋子放在办公室门口，不一会儿又拿出来四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同堆肥的位置，以免弄混。字迹歪歪扭扭，有两个错别字。

▲ 杨华荣在地里装一些草叶的堆肥，准备带去成都的培训现场请教专家。 © 南都观察

〔 02 〕

2011年，杨华荣的丈夫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全家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女儿刚上高一，二女儿宁诗才8岁。杨华荣和自己的妹妹在医院里轮流照顾丈夫，一个侄女就在家里照顾几个小孩子。家庭突然遭遇剧变，甚至连支持孩子上学都成困难。“当时我想的是，活着比死更困难，死肯定是个很容易的事情。”

二年级的宁诗画了一幅画，里面是六月间的天上下着大雪，她解释说是爸爸生病了。又画了一个大孩子带着三个小孩子，那是姐姐在照顾她和堂弟们。又画了一道彩虹，一扇门，两个人搀着一个人往门的方向走去，那是她和妈妈一起带着爸爸回家了。宁诗说，“妈妈，你要相信爸爸会好起来”。大女儿也想继续念书，跟杨华容说：“妈，还要辛苦一下你，多照顾一下爸爸，我不能放弃读书，读书才有出路。”

杨华荣去求助残联妇联民政局和红十字会，没有回应，教育局也去过，但大女儿在绵阳上学，户口在北川，两头都算异地，流程走不通。最后大女儿的小学老师帮忙联系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经过审核之后，大女儿成了资助对象。

“中国心”成立于2008年，那年汶川地震，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北川完成抗震救灾工作后，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正式将志愿者团队注册成当地的公益组织，开始在助学、救灾、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十年时间，资助对象遍布北川的贫困地区，最远的家庭在离县城100多公里远的山上，家访的时候只有坐摩托车才能到达。家访为中国心建立起了一个信息丰富的资料库。

2017年，“中国心”的负责人高思发去山里一个受助家庭家访，因为丈夫去世，那位单亲母亲不得不去山里挖药挣钱，一去就是7天，在山里吃住，深山里湿气极重，最后挣了1500多元，治病就花了800多元。

农村女性在丧夫之后极容易陷入困境，在婆家失去了作为沟通纽带的丈夫，可能会和公婆妯娌等起冲突矛盾，若回娘家，又是一副和出嫁之前大相径庭的境况。还可能面对流言的中伤，甚至是村霸的侵扰。

“大山里面的一个单亲妈妈，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去照顾。她要面对生存和生计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山里面做事情。这时候你最担心的就是她们的安全问题。”高思发说。当时受资助的有421个家庭，其中是单亲母亲家庭的就有61个。他又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承担的责任。“那时候我就觉得，在社会上，很多时候女性就真的是不平等的。”

2018年3月，“妈妈农场”在北川安昌镇东升村成立了，“中国心”租了一个大院子，里面的几栋屋子，一部分用来办公，一部分用作青少年营地活动的住宿，一部分专门办活动，又租了附近村民的土地，开始用生态种植的理念改良土壤，耕种作物。

▲ 从北川安昌镇镇区进入沙汀路，沿右侧一条小路，再大约1.5公里的路程，就到了位于东升村的“妈妈农场”。 © 南都观察

〔 03 〕

杨华容的两个女儿都得到了资助，家庭经济面对的教育压力减小了一些，但病后的丈夫右手没有知觉，步行也困难，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却已经不能再外出工作挣钱了。

最困难的时候，杨华荣还要去扯野菜，一家人想吃肉的时候也是去街上买点肥肉，熬点油出来炒菜吃。“宁诗那时候还小，就问我，妈妈妈妈，这个猪好奇怪哦，怎么尽长肥肉，不长瘦肉。街上白菜便宜，宁诗又问我，妈妈，街上怎么尽卖白菜。”杨华荣向女儿解释说，等家里经济好一点，会好起来的。

有一次杨华荣决定也带宁诗出去买菜，让她选择，但也和宁诗约定，去和爸爸说好，好好待在家里。母女俩不能在街上待久了。“最后宁诗就说，妈妈我们买点白菜就算了。”

患有类风湿，杨华荣不能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还要照顾丈夫和女儿。经济上和精神上，杨华荣觉得自己的家庭都陷入了困境之中，丈夫意志消沉，变得自卑封闭，宁诗也总是默默无闻，内向消极。

2017年2月24日，杨华荣报名参加了“妈妈农场”的拓荒。更早一些，高思发在受助家庭的交流群里为农场招募义工和未来的全职员工。“中国心”数年来给众多家庭提供着各种支持，除了孩子的教育资助，还会组织针对家庭生计的活动，带领家长们去学习种植养殖知识，也举办家庭教育工作坊，传递新的家庭教育、沟通方式。农场需要新的全职员工，首先考虑的也是受资助的家庭。

高思发知道杨华荣的身体不好，就去和李兰商量。李兰也是一位受资助家庭的单亲妈妈，当时在农场大约2.5公里外的彩虹小区开小吃店，农场需要帮忙，她就给大家做饭，没有桌子，一帮人就在乒乓球台上吃饭。李兰说：“先别管她行不行，来试一试再说，能行就做下去。”

杨华荣的丈夫和女儿也知道她身体不好，不支持她去农场。“但我觉得，就算你不支持，我也要来做。我可以先做几天义工，‘中国心’和高队（因为“中国心”的前身是志愿者团队，很多人都称高思发为高队）这么无亲无故的人都这么关心支持我们，我就尽力。”杨华荣去农场了。

最初的开荒之后，杨华荣留了下来，成了“妈妈农场”的正式员工，负责生态种植。到同年5月，腰椎有些受伤，她有点退缩了。“我女子（女儿）就说，刚开始叫你不去，你要去，现在做到半途了，你一句话说不做就不做了。意思好像是我做事不能有始有终，没有责任感。”她先请了半个月假。

第二个月，杨华荣发现自己虽然半个月没去工作，但没有被扣工资。“可能是高队觉得我一个人做那些事情，有点劳累，就没有扣我的工资。”这样慢慢几个月之后，杨华荣觉得农场的团队和家庭一样温暖，大家都相互支持，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家庭教育工作坊和青少年营地活动开始在农场里开展，有时候杨华荣会带着宁诗一起来农场，慢慢的，她觉得女儿变得开朗一些了，“脸上有笑容了，可能是因为有时候我把她带到农场来参加活动，和外界的接触多了。如果我不在农场，在家里的时间多，我们一家人和外界的接触都少了些，可能语言表达就会差一点。”

转变也发生在丈夫身上，有时候她回家晚了，丈夫会把洗脸水给热好。“他有时候也会慢慢走到农场门口来，但不会进农场。”

▲ 新一年春种，农场又从附近农家新租了一批土地，团队成员大多都有不同的种植经验，厨房也有不同的需求，大家开始开会讨论需要种哪些蔬菜。 © 南都观察

〔 04 〕

如果有青少年营地活动的话，李兰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从彩虹小区出发，六点到农场，为参与者们准备七点半的早饭。她负责厨房，午饭和晚饭的菜大多数都来自农场的地里。

2009年，她的丈夫出意外去世，家里面临经济困难，有个幼儿园的园长建议她去找“中国心”。“我想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怎么会无缘无故帮你。”李兰不太相信。

后来园长带了“中国心”的两个志愿者过来，详细了解了李兰家的情况，开始资助她的二女儿，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初一。李兰也会参加“中国心”组织的一些关于种植养殖的学习活动。

2017年11月，李兰在住的小区里租下一间门面卖小吃。高思发开始觉得农场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妈妈们都有务农的经验，农场的工作又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李兰在农场选址的时候就参与了进来，安昌镇小学的校长介绍了东升村这个场地，她和高思发等人一起来看，发现场地宽阔，房子多，一切都是现成的，不用花大价钱再去建设。

第二年2月下旬，李兰的小吃店刚做趁手，得知农场开始运营了，也来帮忙。刚开始没有厨房，她就在家里做好饭，然后送到农场来。“我当时想的是，做事开头难，就想帮农场开个头，之后就不来农场了。”花了半个月时间，大家把农场归置整洁，李兰还没有走，“毕竟刚好开了个头，突然就闪了（离开）也不好，农场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替代。”到了5月，李兰关了小区里的小吃店，进农场工作了。

那年夏天，“大鱼公益”（2016年从“中国心”独立出来专注于青少年发展和成长的公益组织）开展几场青少年营地活动，李兰就负责厨房，营地活动结束之后，也继续负责农场和“中国心”工作人员的用餐。

但李兰有风湿，水碰得多了，关节会痛。到2019年，她的工作有了些调整，只负责营地活动的用餐，员工吃饭则所有人轮流排班，其他时候她就帮忙杨华荣做地里的活。李兰觉得自己在农场的收入比外面的低一些，“以前要是这么多工资，我就不会来做了。但是现在老大（孩子）毕业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对‘中国心’有份情在这里，现在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用钱就能买到。”有修理厂请她去做盒饭，她也拒绝了。“在农场这边也挺好。”

但是她还不习惯一些工作流程，“我自己买东西的话，也不用报账，买贵了或者买便宜了，都没人说我。但是在这里，买东西就有点麻烦，还要发票那些。我的性格也不细腻，毛燥躁的。自己挣钱的时候，挣了多少钱好记，花了多少钱就记不清楚了。我文化又浅，现在又都是电脑操作，也恼火得很。”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在农场工作和在外面工作不一样，“在这里就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没有人说你必须要做什么，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可以休息一下。连外面的人来了，也觉得就像是走到自己家里一样，不会感觉那么生疏。”

李兰发现高思发对农场里的妈妈们特别“小心翼翼”，“他在我们这些妈妈面前都是轻言细语的，即使你这几天做得特别错，他也不敢像说其他同事（“中国心”的其他员工）一样。他生怕又给你造成心理阴影了。高队还说，（农场）本来是给妈妈解决心理这些什么名堂的东西，如果还再来加深这种（压力），就觉得有点点不怎么好。”

▲ 李兰在农场的一边处理地里收来的青菜。 © 南都观察

〔 05 〕

高思发觉得“中国心”团队的性别意识比较高，早在七八年前，机构就开始给女同事每个月50元的卫生补贴费，是对女性例假的补贴。“我们整个‘中国心’里，女同事比例也高，现在有25个左右，一年要支出一万多的卫生费。有的女性有时候很脆弱，例假来了都没法来上班。”

在高思发的设想中，农场的妈妈们未来都可以独当一面，生态种植、自然教育……未来农场会以青少年营地活动为特点，并以此营利，妈妈们可以慢慢储备起专业技能，带领营地活动，讲清楚堆肥的原理、四季的耕种，等等等等。他希望做成社会企业的形式，可以不靠捐助，自负盈亏。除了高思发，农场有5个全职员工，4个母亲，还有1个父亲，大家都叫他代叔，负责机械等工作。大家都去学习不同的技能，有时候把老师请到农场，有时候外出参加培训。

农场里的妈妈们也经过了很多次培训，现在还在补充专业知识。如果要跟前来参加活动的人讲解各种信息的话，还要求足够的表达能力。但对于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妈妈们来说，一些知识和技能学起来会很吃力。农场的工作形式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高思发说：“大家衣食住行都在农场，是工作和生活在一起了，还要照顾大家的情绪。”

春天之后，农场的事务变多，高思发和大家商量着是不是把每周的工作时间改成六天，天热之后，需要下地的工作，就得早起，中午太阳大的时候休息，下午下班的时间也要往后推。他还拿不准，要和大家一起去别的农场看看，如果外面大多都是一周工作六天，那“妈妈农场”也要改回最初的六天。

李兰的女儿本来在学校住校，被选为室长，有一次老师查寝，发现她们寝室在熄灯之后还有人说话，就问室长都有谁。女儿拒绝了老师的要求，结果被取消了住校资格。这对李兰有些影响，“如果真的是工作六天，娃儿就可能照顾得不周全。这几天我都是回家吃饭的，要回去带娃娃。”

中午太阳大，从农场回家休息也不太现实，可能就直接在农场休息了。杨华荣觉得这是工作需要，可以和家人提前说好。

高思发也在想，未来介绍农场的时候不要用“困境妈妈”“单亲妈妈”这些词了，用“妈妈”“农村妈妈”就好。杨华荣觉得没什么，她想起自己一位隔房的姐姐，丈夫在捡柴的时候出意外去世了，留下她和两个分别五岁、一岁的孩子。“那个姐姐就每天不分昼夜的打衣服（做衣服），撑起了那个家。她跟我说，你现在家里出事情了，就去面对事情。”

她又想起去年5月，团队一起回北川老县城的地震遗址，高思发在路上跟他们说：“活着就得面对困难，但困难是会过去的，会慢慢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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