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年轻人回村，不只是种地搞农业 ｜ 一个大学教授的扶贫实验

作者：王乐

经澎湃人物（ID: nonfiction2018）授权转载

“村子里20岁左右的，都在打游戏，他们还有爸妈撑着。”在新房的架空层里，年轻人长时间蹲在地上，手里捧着手机，电源就插在柱子上。

“幸好这个村庄的年轻人都没出去打工。”李小云庆幸的是，如果河边村是个“空心村”，发展不到现在，没有人建房子，没有人洗床单。“我们要培养当地人，让他们不想走，这是河边村唯一的出路。”

三月的河边村已入夏，日落后，山里凉起来。在这个深藏滇南雨林的瑶族村寨里，几十栋木楼灯火渐悄。

黑黢黢的山路，忽而被大灯照亮。小勇和李明骑着摩托上山了，他们要去专家楼给李老师抓蛐蛐。虫鸣整夜聒噪，山里人是听惯了，李小云却总是难眠。

白天，村里刚接待了一个不小的考察团。李小云给来宾们做报告，讲述河边村如何大变身，村民们布置会场、准备团餐，一直忙到天黑。四年前，自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带着师生们住进来后，整个寨子像上了发条一样突突猛冲，全村200多口人忙得不可开交。

李小云住在坡顶，村民们都叫他李老师，只有小勇玩笑着叫他“李老头”。他觉得这几年李小云老了不少，头发都白了。

全村人都知道李小云睡眠不好。他一躺下就忍不住琢磨寨子里的事，他想重建一个“系统”。

▌“大人物”下村

村里的女人很少跟李小云主动说话，在她们看来，李老师是个“大人物”——自从李小云来了，村里来的领导越来越多，这是过去十几年从未发生过的。以前，村外八公里的山路是土路，遇到雨季，人畜难行。

李小云最初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是在2015年初。那时，勐腊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背靠雨林的河边村里还没有一条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

▲ 2015年初，改造前的河边村旧貌。左上：全村没有一间厨房，小孩在家中烧水；右上：过去人畜混居的环境；左下：过去“天然”的卫生间；右下：村民过去生活的房屋内部环境。 © 小云助贫

“博士生怎么待得住哦，一住就是几个月。”河边村超市老板黄成文说，“我隔几天都得出去转转，到别的寨子找朋友喝喝酒、吹吹牛。”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并招募了三个专职人员和不少志愿者，他在农大的同事和博士生们也陆续进村。

吴一凡是最早一批进村的博士生，到现在，她在村里已经待了快两年。刚来的时候，他们师生几人住在一间废弃的木屋里，师兄睡在外间，她和一位师姐靠墙挤在一张床上。

这栋房子本来已经歪掉了，村民小勇带了几个人来，才把房子拉正。

小勇还帮师生们搭了一间简易的厕所，在屋旁的空地上。“那时候一凡去厕所，还要喊我去看看有没有虫子、蜘蛛。”在这之前，村里根本没有厕所，最多，就是在河边围几块木板。

这个住所也是李小云的第一间办公室。曾经，这种木屋是村里最常见的房子——木板围一圈，石棉瓦搭个顶，矮小，无窗，开门才能采光。那时，人畜混居的情况也很普遍，村民们习惯散养猪和鸡，晚上就圈在屋里。

如今，这间老办公室成了个稀罕物，李小云把它留作“博物馆”。“现在进来看不到过去了，变化只有村民自己知道。”现在村里的56户人家，绝大部分已经盖起了新木楼，两层、三层的都有，单层面积普遍超过一百平方米。

当地的异地搬迁政策落实到河边村，是在2015年下半年。村落中的住房规划更为集中，村民们开始盖新房。

村干部卢学明介绍，按当时的补贴政策，村民每户能申请最多6万元的无息贷款，20年后偿还。那时，几个村干部光给各户做贷款的申请材料，就从白到黑忙了一个多星期。

“每户的资料一扎厚，打印机都烧坏了几台。”卢学明回忆到。

河边村是1982年由别处迁移而来，三十多年过去，传统的木房普遍破败，但迫于经济压力，还没有一户人家建起新房。

就在那时，李小云的团队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方案——新建瑶族木楼。

▌瑶族妈妈的客房

“整个村，就没有一栋像样的住房。”这是李小云对河边村的第一印象。2015年8月，就在那间破旧的办公室里，李小云拿出来一张蓝图来，跟村民讨论他们未来的房子。

“我跟志愿者讲，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李小云还记得那天开会的场景，在破旧、昏暗的办公室里，他把设计图投影给村民看，村民们光着脚，坐在地上，彩色的图片放得很大很大。

“这么高，看着害怕。”有村民反映。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

▲ 建新房前，李小云和村民开会讨论规划方案。 © 小云助贫

邓雪梅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她家正准备建房，木料已经储备得差不多了，李小云几番沟通下来，她家就成了寨子里“瑶族新居”的“示范户”。

新规划的房屋设计仍沿袭了瑶族传统的杆栏式木楼，方便就地取材。木楼从房梁到围墙均为木质，上下两层，一层架空，二层住人。但这种木楼的形体十分高大，村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担心建不起来。

等真正施工起来，村民的房子越起越大，第一个试水的“示范户”，如今成了村里最小的房子。

“我们家的厕所在前面，别人家的都在后面。”邓雪梅介绍，当时是边建边摸索，房子的一些设计不如后来盖的人家完善，楼也比别人家的低。

“示范户”的建设中，帮工的、围观的村民众多。很快，又一批新房动工，村民开始“放胆”。从2015年底到2017年中，整个寨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油锯“嗡嗡”作响。回想起那时，有人直呼腰疼。

建一栋木楼，准备木料就要三五个月，从集体林中砍树、就地改成一截一截的原木、众人抬到路边、雇车拉回村里……房梁、木板、窗格、围栏，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村民们亲手建的。

▲ 建成后的瑶族“妈妈客房”，屋内的木质家具等均为农户们就地取材手工打造。 © 小云助贫

小勇家是“示范户”后第一批起房子的人家。最初，家里计划单层建设90平方米，实际盖下来，单层建到了130坪还不止，最终盖了3层。

至今，村里的57户人家，46户已经全部完工，还有几户正在建设中。早先起了房子的村民，有回头看又嫌小的。也有人当时执意建砖房，认为寿命更长，等后期再建木房时，用地、用料都受限制。

瑶族木楼的设计，李小云琢磨了半年。

他发现，当地瑶族的老房子都没窗、没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老房子靠着木板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晒太阳。

于是，他想建造充满阳光又有瑶族特色的房子，还能当作客房来赚钱。

▌不搞低端旅游，不搞烧烤，就是搞“高端”

“瑶族妈妈客房”是“小云助贫”团队的一个公益项目，通过社会力量的资助，他们帮助农户在自己家的住房中嵌套了一个“客房”，即能做住宿生意，也不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这种设计是很“小心”的，“刚去河边村时，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空间，我们就慢慢往村子里伸入一些东西。”李小云希望，是瑶族当地文化包围外来文化，而不是反过来。

在建成的新居里，村民们依然在木楼下的架空层里烤火盆、抽旱烟，只是家里从此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客房之外，村里还配套建设了会议中心、餐饮、酒吧等，主要接待高端会议和自然教育夏令营等团客。

▲ 河边村新貌。 © 小云助贫

“不是低端旅游，不搞烧烤，不搞餐饮，通过供给侧创新新业态搞高端。”李小云把客房的房价定在每晚300到1000元，“只挣一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当初进村后，李小云组织学生们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他们发现，村里几乎家家负债。就2015年而言，河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而人均债务为3049元，支出主要集中于日常消费、教育、医疗，都是刚需，很难缩减。调研报告的诊断是，河边村陷入了“贫困陷阱”，没有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脱不了贫。

“为什么叫‘贫困陷阱’？就是说，即便按较高的增长速度9%来算，河边村的村民只有到2021年才能还清债务，要是有生病、教育这些额外支出，生活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李小云说。

由此，一场河边实验开始了。师生们希望探索出一种路径，把村民们拉出这个陷阱。

“瑶族妈妈客房”建成投用后，从2017年到2018年，全村来自客房和厨房的新增收入达到了80万元以上，户均增收达1.3万元以上，很多农户新增收入高达3万以上。

到了2018年春，李小云感觉到，河边村的发展刚刚开始遇到真正的困难。

那时，他召集村民们开了一次大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三年来，他只召集村民开过两次会。会上，李小云问村民，“如果我和其他老师们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他话音刚落，很多农民就齐声说，“李老师，你们可不能走啊！”

在过去的一年多，李小云和同事、学生们围着“瑶族妈妈客房”忙得团团转，联系各种客源，签订各种合同，想尽一切办法开具发票。团客来了，老师和学生们几乎都是接待员。

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几乎没有参与。“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参与，而是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这是扶贫真正的深水区”，李小云说。

▌合作社“断奶”

今年春节前，在“小云助贫”的主导下，村里注册成立了“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目前的主营业务就是“瑶族妈妈客房”。

成立大会上，村民尹文刚发言说，“我的大脑里面是空空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开始‘断奶’了有些不习惯”。

最近几个月，他们正在学习用Excel制表——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电脑。

▲ 合作社成立后，管理员们开培训会，左起依次为黄志成、周志学、邓雪梅。 © 小云助贫

26岁的周志学是合作社的CEO。回村盖房前，他在外打工近10年，他打过水井，当过搬运工，最后开始学厨，川菜、粤菜、徽菜他都拿得起来，可让他用电脑打字，键盘总是显得“不听话”。

周志学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之前在深圳待了四年。2016年12月，听说村里有了新政策，都在动土，他便赶回家盖房子，本想盖好房子就走，没想到，最后在村里当起了总经理。

刚回村时，周志学主动加入了“青年创业小组”，这是“小云助贫”在村里开展产业扶贫的第一个尝试，那时，客房还没有建成。

“青年创业小组”由村里的8位年轻人组成，他们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河边雨林蛋”。

“10块钱的蛋，赶上金蛋了。”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小勇说。“雨林蛋”的卖点在于下蛋的散养鸡常年在林中觅食，善飞，羽毛像野生鸡一样长。他们把各家的鸡蛋统一收购后，以十元一枚的价格在网上销售。

“不好收，要我挨家去收，让他们送来又不愿意。”那时，小勇负责从农户家收鸡蛋，5元一个。网上下单的大多是农大师生的熟人，快递往往发往北京，“我们用稻草包装，路上容易破。”

最终，这个项目未能持续。后来，“青年创业小组”也慢慢解散了，只有小勇和周志学仍然留在合作社的管理团队中。

现在，村里再有公共建设，周志学都不太好意思去叫创业小组的兄弟——有人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老了，同学都俩孩子了。”周志学笑道。他现在仍然单身，对于自己的婚姻，他暂时没有打算，“没有能力，娶回来会离的。”以前，周志学觉得，在村里只能干农活，如果结婚了，就再也出不去了。

小勇比周志学大4岁，今年已是而立之年，他也是单身。小勇的三哥大他12岁，也一直单身。

全村，像他们这样的单身汉共有44人，年龄从18岁到45岁不等，而河边村的总人口只有206人。

▌沉迷游戏的年轻人

自“小云助贫”成立以来，小勇一直很积极。可最近的电脑课上，小勇偶尔会缺席，李小云觉得，小勇可能是有些“干累了。”

小勇觉得，长久以来，村里有什么事，干活的总是固定的几个人，别的人很难叫。而他的想法一直没变：“我就想把自己的寨子弄好，要么回来都找不到饭吃。”

从村里建设第一户示范房开始，小勇就主动过去帮工，一点点学习建造技术，不久，他家也紧跟着起了新房。他还用木料自制了花盆、屏风……

小勇家在架空层开了一家“青年餐吧”。小勇的不少本领是从手机上学的，做菜，他喜欢用软件“下厨房”；拉电线的技术，他就是从“快手”上学的。

可使用电脑对他来说，仍有不小的难度。他念到小学五年级上学期就辍学了。那时哥哥也在读书，一学期的学费要几百元，而家里连几毛钱都找不出来。学校的住宿条件也很差——“宿舍的木板缝隙比指头还粗，实在受不了。”

周志学在初中后，也主动放弃了念书的机会，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在读书，而母亲也要月月吃药。出了校门，他就出去打工了，干的活一般都包吃包住，他把工资几乎都寄给家里。

周志学的妹妹是全家人的骄傲。2015年，妹妹考上了上海的大学。那年，村里一下考上了四个大学生，都是女孩子，这样的喜讯前所未有。后来村里再也没有出过大学生了。

“20岁左右的，都在打游戏，他们还有爸妈撑着。”小勇说，他不太喜欢跟村里的“年轻人”玩，觉得他们总是沉迷手机。李小云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新房的架空层里，年轻人长时间蹲在地上，手里捧着手机，电源就插在柱子上。

过去，河边村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农业，如种甘蔗、砂仁，家里也养猪养鸡。现在，会主动帮着做农活的年轻人并不多。

村民也会到镇上、县里打打短工，多是挑香蕉、当建筑工等短期的体力活。小勇以前也去挑过香蕉，山上山下跑了一天，赚了150块，回来腿肿得三天不能走路，从此，就很少去了。

这样的体力活，如今也不再是年轻人的选择。

“现在的小孩就是沉迷在游戏里，反正有钱没有钱不管，没有话费，就跟爸爸妈妈要。爸爸妈妈饭（烧）熟了，（他们）就吃一点”，46岁的合作社管理员尹文刚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20岁上下，大儿子小学文化，最近还待业在家。

▌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

对于村里年轻人的“闲散”，李小云也有些头疼，但更多的是庆幸。

和很多贫困地区的“空心村”不同，在河边寨，很少有人长期在外打工——他们讲瑶话长大，普通话不熟，走远了，语言不通，气候不适。

“幸好这个村庄的年轻人都没出去打工。”李小云庆幸的是，如果河边村是个“空心村”，发展不到现在，没有人建房子，没有人洗床单。“我们要培养当地人，让他们不想走，这是河边村唯一的出路。”

今年4月初，合作社加入了第五个管理员，李进。他是村支书李福林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李进考上了三本，家里付不起学费，他就一直四处打工，之前在景洪市的日料店帮厨。有了合作社，父亲便喊他回来工作。

“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搞农业，地也要种，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不能都种地，乡村要有新产业，三产融合乡村才能振兴。”李小云说，“我们要让乡村产生现代的价值，连城里人都想来，村里的年轻人才能不想走，青年人是趋现代性的群体，吸引年轻人的不是城市空间，是收入和现代的就业和文化，让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和城市的创投空间一样，他们就不想走了。”

所以，李小云和同事把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装修得和城里的一样，让“洋”入“土”，让村里也有自己的“CEO”。

村里，“小云助贫”的办公室建在半山腰上，这里也是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屋内，电脑、打印机、会议室一应俱全。在李小云看来，只有在村里产生了现代化的就业，才更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李小云坦言，河边村实验是不是可持续，目前仍是一个问题。将来，农民有没有能力把合作社运营下去，仍是一个未知数。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合作社里年轻人的能力培养起来。

平时，农大的老师出去办事，尽量会把周志学他们带上，让他们学着跟政府部门、各个机构打交道，每一个细节，都要从头教起。

最近的会上，董强老师对周志学提了一点建议——不抽烟。他希望周志学能跟别的村民有一点不一样，就从不抽烟做起。

在河边村，男人们几乎个个抽烟，家家喝酒。在村里的家庭日常支出结构中，烟酒的比例最大，占到了总量的25%。村里的青壮年男性几乎每天一包烟，价格从8元到11元不等，一年差不多要在买烟上花3000多元。

有些村外来的人会说，“他们就知道抽烟喝酒，活该穷！”李小云问过村民，能不能少抽点，省点。可村民们说，柴火和香烟把他们一天的疲劳和烦恼都烧掉了，晚上，当李小云和村民一起烤火聊天时，自己的烟也会越抽越多。

李小云渐渐理解，让村民牺牲喝酒抽烟，换成存钱，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

在这个封闭的山地村落里，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的亲属团体，福利分享和平均主义才是村庄的生存伦理：无论盖房子还是收甘蔗，村民都要相互帮工，主家每天管饭、管酒、备烟。

四年共同生活的经历让李小云明白，这种类型的村庄，未来可持续脱贫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白云深处有人家”

早在两年前，因河边村项目的扶贫创新，李小云获得了“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及今，项目日趋完善，成了众多相关机构、团体参观考察的样板。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小云在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开始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之后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人文发展学院等先后担任机构负责人。

研究扶贫理论20多年，最后选择蹲在一个村庄里，在李小云看来，这是他自己补的一课，河边实验就是他的希望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实验“。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一样有斗争、有政治，李小云在村里始终能“摆得平”，这一方面由于他超常规的投入，另一方面，他刻意保持距离——他不希望和个别村民陷入特殊的关系，而是始终保持研究的独立视角。

多年下来，李小云时常能感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善意——他的睡眠不好，夏夜，年轻人们就到房子周边帮他抓蛐蛐。

哪怕躺下，李小云的大脑也闲不下来，他总是忍不住琢磨村里的工作。

有时，李小云会跟李叔诉诉苦，说自己太累了。李福林是看着李小云变老的。这几年，李福林也觉得恍惚，村里总是忙忙碌碌，好像每年一下子就到了春节。

4年里，很多人的命运在悄然改变。务工青年周志学成了农业合作社的总经理，5户村民成了餐厅老板，40多户村民成了民宿主人，还有十几名学龄前儿童成了幼儿园的学生。

▲ 河边村幼儿园（儿童活动中心），课上孩子们争着回答邓颖老师的问题。 王乐 / 澎湃新闻

在小云助贫办公室的二楼，他们开设了一间免费的儿童活动中心，作为村里的幼儿园，18岁的本村姑娘邓颖当起了幼儿园老师——这是她初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清晨，邓颖带着孩子们早读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幼儿园里，自小说瑶话长大的孩子们逐渐学会了普通话，甚至比一些村外的小学生讲得还好。碰上夏令营的团客，孩子们就当起雨林小导游，他们从不认生，见人会主动打招呼，还习惯问一句，“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

这几年，众多北京来的师生驻进河边村，镇里把这儿叫做“小北京”。

如今，李小云呆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和几位专家出资在山顶盖了一所教授工作站，自此常住，这个工作站的客房也成了村集体收入的来源。河边会议厅和专家工作站客房给村集体带来将近10万元的收入。

在李小云看来，现在还无法真正评价河边实验是否成功，“等过几十年，我们回头再看。”

*原标题《一个大学教授的扶贫实验》；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起源：万物大历史》（中信出版集团）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