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只是“最不坏”的机制，仅此而已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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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得不承认高考机制相对确保了社会流动的公平性，套用丘吉尔当年的名言，高考“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它只是“最不坏”的那种。

但如果放眼长远，我们或许也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不过，那恐怕不是高考制度将变得更好，而或许是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又是一年高考之际，老友相聚时不免也回想感慨一番。一位朋友谦称自己当年虽然文科高分，但“其实是个俗人”，在文史知识方面对我望尘莫及，“我这样的人可以稳上复旦中文系而你却上不了，想想这其实挺不公平的，应该你去读才是”。

话是这么说，但在当时，如果选拔的结果是我上复旦而比我高30分的她反而去不了，她一定不会觉得这是公平的做法。她之所以现在觉得这有问题，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存在：高考分数低的人反倒可能是更适合被选拔的人。

以亡友张晖为例，他高中就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远超同龄人，因而能在本科大三就写出被前辈学者吴小如赞为“超出博士论文水平”的《龙榆生先生年谱》；甚至有人说“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培养出一个张晖，办得也就值得了”。

▲ 张晖大三时所著《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年出版），及2013年3月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历史版的《新发现的陈寅恪给龙榆生诗函》。 © 面朝大海我们书房

然而，他在高中时耗费大量精力研读红学、词学、《管锥编》、《谈艺录》等，对应试高考却显然并无帮助；他的高考成绩在我们班仅排第10，如果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中文系，他也会落榜。不仅如此，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尽管师长们都很赞许他在论文中的学力功底，但他在班上的考试成绩却仍然平平；如果不是导师保举，可能连硕士研究生也未必能录取；而他班上每次考试成绩最好最稳定的一个女生，是中学时就对课本极熟练但很少读课外书的人，因而每到写论文时就来找他帮忙开列参考文献。

与一般人设想的相反，高考并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人才选拔机制——谁最终能在某一领域的学术上做出大成就，取决于诸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与潜质，与高考成绩未必正相关。

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早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文天祥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状元都碌碌无为。

▲ 《明状元图考》一页，该书记录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五年状元76人，分别绘像，后有小传。 © gmzm.org

这不仅是现在常说的“高分低能”问题，也不完全是试卷设计的问题，因为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考试制度能测出一个人的所有能力和潜质。何况人才是存在巨大差异性的，往往很难同等地比较，像钱钟书当年数学考15分却仍被清华大学录取，因为他在国文和外语方面极为突出。

在特定时期的某些注重实践的领域，那就更难说了，像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只有小学学历，因而他总结人生经验中的关键一条也是“学历不等于实力”，因为在注重实际操作的商业领域，学历体现的仅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侧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侧面。

对高考利弊的反思早已有之，而议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其弊端上，许多人都试图通过完善或改革，使之能更好地测试和选拔人才，例如以更全面的素质教育来代替。

然而，几乎任何一个替代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如果强化“素质教育”，那么对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地区的孩子而言，这就会造成不公平，因为他们不像城里孩子那样可以有机会去参加各种兴趣班；如果将老师推荐、日常成绩等按一定权重纳入，淡化“一考定终生”，又可能容易产生私下开方便之门的舞弊行为。

问题盘根错节，纠结在一起，解决一端将引起另一重大弊端，最后无法整体地解决，只能以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施行。正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得不承认高考机制相对确保了社会流动的公平性，套用丘吉尔当年的名言，高考“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它只是“最不坏”的那种。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这种公平性仅仅是表象。就像社会学家应星在《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一书中所说，科举考试既处处显示“平等”，而实际运作中又并不符合平等的精神，这一机制最终事实上是将既存的社会支配关系合理化了：尽管金榜题名者的优势往往在父辈乃至祖辈时就积累下来，但这一机制的“公平性”又使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落选者只能将失败归咎于自身的不济。

王学泰曾说过，中国社会传统上有三种认可：血统、打天下的、考出来的，尤其是最后一种，“直到今天，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高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对“考出来的”，人们没话说，心服口服地接受这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对一个社会来说，这一点甚至可能比人才选拔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套公认的机制，并且当出现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在技术上的批评与修正（例如制止考场舞弊）来解决问题。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考制度本身，而在于它被赋予了很多根本无法完成的使命。虽然高考无法测试一个人能力的所有方面，甚至未必能选拔出真正合适的学术人才，最多仅是一种智力准入测试，但在学历崇拜的情结之下，人们或多或少地将高分与高智商、高能力，以及更好的机会与前途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们大抵也知道，几分的差距未必就真代表什么，但这种分数的“客观性”本身却确保了“公平性”，因为成绩如此，谁都没话说。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却很少意识到差异并不意味着低劣。与此同时，这一学习机制预先要求人“全面均衡发展”——真能这样当然好，但事实是往往造成个人发展的平庸化。

高考的确造成了一些问题：测试的单一性；人才的错误配置，使许多人读了其实自己并不喜欢也未必适合的专业。但这往往都不是高考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环境如此。虽然孝道早已被打破，但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年轻人大体还是能深切体会到，我们常常是被寄望于“成为别人想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这或可称之为“社会成就取向”），而不能自由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自我成就取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屈从于家长的压力，去读了自己其实未必喜欢的所谓“热门专业”或名校。

▲ 专业、兴趣、工作选择之间往往有紧密的联系，据智联招聘，近四成2017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 © 第一财经周刊

但对哪个专业更“吃香”的功利心态，现实中却证明未必有错。因为社会整体上仍存在明显的职业歧视、学历歧视乃至学校歧视，一张文凭确实可能对个人现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到底是因为人们缺乏其它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告诫匡超人，“文章举业”是最重要的，“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

这番话其实放在今天也差不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极强的职业歧视——不管你喜不喜欢，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由此而来的社会心态，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着等级差异的垂直化结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彼此独立又联系的网状结构。正因此，中国人往往连看个伤风感冒的病也喜欢去大医院，有些人甚至连天气预报都相信中央台的会比本地台更准，也才会习惯性地问出“在美国，总统和法官谁大”这样的问题，而没想到这两者是不可比的。

尽管近些年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已渐趋多元化，但精英教育和各种职业歧视还是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素质教育”，最终并不能促成人才综合性多元发展，而往往仅仅变成了应试加分的一个手段。

真正的素质教育是需要多元化的社会土壤的，只有这样，不能直接转化为考分的“素质”才不至于被讥讽为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多年前，曾听一位教授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位“古怪”的邻居，此君一辈子的理想是当个秘书，虽然人到中年仍未实现，但他既不放弃，也不愿另谋他就，于是日常仅在教堂打杂为生。

当然美国人也并不都这样，但这样的人却比在中国多：并不认为某一理想“不上台面”，并且心甘情愿地投入自己的人生去追求实现。这看似简单，但却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包括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相对职业平等（亲友不会因为一个人想当木匠而对他施加压力），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保障——能容许一个人自由地实现自我，而不必担心饿死。

说到底，高考毕竟只是社会中的一套机制，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环境存在；如果它有某些问题，那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不能寄望于社会有所进步之前单独发展，那是不现实的。

▲ 2016年6月，校园里的高考考生，和校园外等待的家长。 © humannet

在眼下，高考仍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如果放眼长远，我们或许也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不过，那恐怕不是高考制度将变得更好，而或许是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就像央视春晚总是众口难调，只有当人们有了更多替代选择时，才意味着娱乐文化和价值取向更丰富多元了。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自我实现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容许一次失误后从头来过，或即便未能考入名校也有机会得到社会认可，那么，到时候人们慢慢地或许也就没必要去为高考钻营，更不至于害怕“一考定终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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