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摇滚乐的一次伟大转折？

念一，摇滚乐话题沙龙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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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相对顺畅的发展方向相反，中国大陆地区的摇滚乐经历的却是商业化上的失败，并在香港“红磡”短暂的辉煌之后一路下滑，唱片公司纷纷趋向倒闭，摇滚乐也开始从地上回到地下，陷入窘境。

在摇滚乐的内部，一方面受国外新音乐思潮的影响，其种类变得多样化，有更多实验元素和先锋的思想开始注入。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地域、经济差异，摇滚乐也存在一种明显的排他性。

18.9亿的微博话题阅读量，8.3分的豆瓣评分，《乐队的夏天》热播以来，即使这档网综从未声称“乐队”等同于“摇滚乐队”，有关摇滚乐的讨论依然雨后春笋般出现。

网络主流媒体的热评中，摇滚乐在中国一直以来被划为亚文化的一个标志，如今似乎正逐渐被重新从地下（underground）的带到地上。高歌猛进下，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摇滚乐”是否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时代之声

从改革开放初期起，随现代化浪潮一起涌入的，还有Disco、Walkman、喇叭裤等大量带有个性化色彩的舶来品。经历过压抑和动荡后，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些新事物则与他们的内心叛逆和时代的躁动不谋而合。

1979年，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万里马王乐队在北京组建，1984年，崔健成立七合板乐队，1988年窦唯加入黑豹，唐朝乐队组建，紧接着《一无所有》走红，魔岩三杰1994年在香港红磡大获成功。在人们还沉浸于“靡靡之音”时，摇滚乐以这种简单又直接的音乐方式颠覆了当时人们对音乐的印象，成为一个新的现象级音乐符号。

▲ 在香港红磡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之后，“魔岩三杰”和唐朝又登上了香港的《號外》杂志。在那场演唱会上，窦唯最先上场唱了“高级动物”，歌词中不断问“幸福在哪里？” 而《乐队的夏天》中，面孔乐队的贝斯手欧洋也参加过这场演唱会。  © cityhowwhy.com.hk

相比于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躁动又具有反抗性的摇滚乐此时还没有来得及平民化，它的引领者和受众更多是对现实不满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当时的“大院子弟”。中国大陆的摇滚乐发轫于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而非最先开放的深圳），或许说明了仅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新潮物品并不足以孵育这个舶来品。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隔离和对传统审美的对抗使摇滚乐被贴上“精英主义”标签，有批评者认为它反直观的音乐审美是对音乐的一种破坏。

1950年代初的美国，摇滚乐刚诞生不久，以猫王（Elvis Presley）为代表，白人开始尝试引入当时还被视为下层阶级的黑人音乐，并且结合一些乡村、爵士乐的元素，让这种富有激情和颠覆传统的音乐迅速征服大众。六十年代初，披头士（The Beatles）横空出世，摇滚乐在历史推动和商业运作下扭转了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方向，并在随后几十年中一直成为最流行的音乐种类之一。

但即便开始流行化，摇滚乐的反叛性并没有就因此遗失。

六十年代末，柏林墙仍旧矗立，冷战的铁幕还在，其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中国也在一场运动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彼时被称之为“嬉皮士”的年轻人高举“Peace & Love”和“Make Love No War”标语走向街头，摇滚歌手开始表达反战情绪，数十万人汇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oodstock），渴望用纯粹的精神来抵抗着现成的价值观。融入真实的思想表达和政治意见、尝试使用反传统的创作和演奏，逐渐成为了摇滚乐的一部分。

▲ 1969年在美国纽约州北部举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吸引了40万人次参加，Rolling Stone杂志称其为摇滚乐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Getty

▌变化中的窘境

在欧美，更崇尚自由主义和商业开发的社会里，摇滚乐早已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更开放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接受度使摇滚乐明星能充分表达个性，甚至去打破固有的商业审美，经济公司也愿意去包装、宣传。在经济和制度宽放的条件下，个性和商业化实现了一种的平衡，平克·弗洛依德（Pink Floyed）颇具实验精神的专辑《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月之暗面）和皇后乐队（The Queen）在当时看来十分反传统的单曲《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亚狂想曲）相继面世。

▲ 即使不了解摇滚乐，你大概率也可能见过这些摇滚专辑的封面或类似的设计元素。

与欧美相对顺畅的发展方向相反，中国大陆地区的摇滚乐经历的却是商业化上的失败，并在香港“红磡”短暂的辉煌之后一路下滑，唱片公司纷纷趋向倒闭，摇滚乐也开始从地上回到地下，陷入窘境。公共表达上的限制同样削弱了它的曝光度，摇滚乐手们无法同港台流行歌手和日韩偶像一样为年轻人所普遍接受。由于不能靠音乐养活自己，在最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有人不得不去干和音乐无关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或者直接放弃离开。

幸运的是，即使已经要开始面临一段长时间的寒冷期，但崔健等人的音乐已经渗透并且深深地影响到了随后一代摇滚乐人。

在九十年代初期，张帆创办迷笛音乐学校，后来的迷笛音乐节聚集了当时最年轻的一批乐队（舌头、痛仰、夜叉、幸福大街等）。这些仍旧抱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摇滚人”住在“树村”的小平房里，一起吃着大锅饭，拿着只够路费的演出费拼盘演出，在摇滚乐持续低潮的十几年间担任起了支撑中国摇滚乐的重要角色。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对摇滚乐来说物质上极度匮乏的时代里，他们的坚持反而促使了摇滚精神内核的下沉，如具有鲜明文学性和批判性的万能青年旅店、舌头等。经历迷茫之后，他们也变得更加坚定，音乐中的愤怒开始转向冷静与犀利，对真实的追求和对虚伪媚俗的批判也更加明确。

▲ 2015年的迷笛跨年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始于2000年，由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曾用过的主题包括“向劳动者致敬”、“拯救中国河流”、“集结”等。© 闫珉

▌机遇与挑战

经历过辉煌与低潮后，摇滚乐的“命运”看似终于开始有了转机，但左右的摆动却开始变得强烈，这也意味着矛盾并没有结束。

近些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一路走高，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窘迫的局势开始慢慢有了新的转变。大多数人物质生活逐渐得以满足后，个性化意识也逐渐增强。曾经被打入地下的亚文化音乐逐渐冒出头角，民谣和嘻哈乐被成功的商业运作捧红，独立音乐受到关注，网络使作品的传播度变高，版权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音乐人有了新的发声渠道，音乐节也越来越多。曾经深处窘境，现在有人开始相信能“站着把钱挣了”。

另一边，在长时间的审美断层还未弥合的情况下，投机主义者开始将原本富有内涵的音乐过度商业化，盲目追求一种大众化的审美。更为发达的信息技术也带来了更全面的管理，从作品到歌手的日常言论，表达的边界日渐敏感。过去的一些老牌演出场所要么倒闭停业，要么面临更严格的报批等程序，曾经的“地下”时代正在逐渐消逝。

在摇滚乐的内部，一方面受国外新音乐思潮的影响，其种类变得多样化，有更多实验元素和先锋的思想开始注入。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地域、经济差异，摇滚乐也存在一种明显的排他性。

在国内，新千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已经开始进入大学，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与曾经不管哪一个摇滚的黄金年代都已截然不同，因此在与老一辈的摇滚乐的比较中无可避免的会在某些音乐审美和思想意识上会产生冲突和矛盾。老一辈的摇滚乐开始被贴上“土”的标签，富有时代背景的歌词也被喊“听不懂”。一些人也开始呼吁摇滚乐要反“标签化”，不要把“思想”、“反叛”作为固有的标志，让它本身可以简单的作为一种音乐形式而存在。

垂直前进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即使专注于做音乐、做乐队，依旧很难有足够的市场能够养活自己。教育中大部分是学科专业知识，而文化教育并未普及，大众对音乐和艺术作品的欣赏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缺乏对通俗文化之外的东西的包容性。摇滚乐迄今依旧仍会被贴上许多负面标签。

区域性的文化滞后，也使摇滚乐难以普及、下沉。在北京，一场摇滚演出的预售票常常“放票即售罄”。而在二三四线城市，一些巡演只能以亏本增票的形式增添现场的热度。许多城市依旧停留在“文化沙漠“的阶段，即便城市里已经高楼林立，小巷中也已灯红酒绿。

▌最后的话

关于摇滚乐的未来，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会走出地下，迎来新的黎明，或是继续成为少数人在地穴中的光火。但正如吴吞所说：“天下永远属于后来者，我们终将会成为铺路石，或者是绊脚石。直到那一天，你躺在路上或被踩在脚下。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被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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