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恢复热搜，但那儿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公共空间了

公民的应有之意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注，在这一过程中，落实平等、独立、自治、自尊、参与、理性等公民美德。他们可以对公共决策展开公共讨论，可以对权力部门进行批评和监督，可以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只是，公民意识和公共素养是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培养和训练的。缺乏相应的公共训练，人们也难以成为合格的公民。

6月10日，新浪微博因蒋某在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被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并宣布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于6月17日15时之后整改恢复。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微博曾短暂地“回春”。毕竟人命关天，春节前后的个把月，登上微博热搜的不只是娱乐八卦或者种种宣传，而是真实具体的求助信息。很多曾经荒废了微博的朋友重新回到微博，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鼓与呼，反思此次公共安全危机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随着国内疫情慢慢得到控制，微博又回到以往那种一言不合就贴标签、问动机、扣帽子的老样子。一个曾在微博上踊跃积极的朋友特意开通会员，把微博设置成仅半年可见，因为之前参与了一次论争，被几个网友追着骂，有人甚至翻阅她以前的微博，到与她有过互动的人的微博底下咒骂。她不堪其扰，最终还是“拱手相让”——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

我关注的几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减少了发言的频率，有人明确表示“暂时退博了”。我真心感到惋惜，因为我从他对不少公共议题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微博重度用户可以直观察觉到微博的变化。微博渐渐从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公共空间，蜕变为饭圈的追星阵地，以及只容纳某种单向度声音的舆论场。虽然不同的观点始终存在，但它们或被压制，或被痛斥，很难进入主流舆论被广泛讨论。如果有，被讨论的议题本身也是经过筛选的。

微博所承载的公共空间愈发逼仄，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成为一地鸡毛。

原因在哪？这个问题拆解开来，无外乎三个层面：在哪里讨论？谁在讨论？如何讨论？

2009年新浪微博诞生，2014年新浪微博更名为微博，一家独大。那个时候，人们对微博寄予厚望，期待微博会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之外的一种新型公共空间，在这里公民可以通过公共讨论参与公共实践。

一个恍如隔世的流行说法是，“当你的微博粉丝超过100个，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1万个，就是一本杂志；超过10万个，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个，就是一家电视台……”

当时大家真是天真又乐观。如今哪怕你的粉丝数量超过了一家都市报的发行量，你说话的确有更多人听了，但并不意味着你被允许说不一样的话、说不中听的话。

因为很多人畏惧公共空间的存在，微博上的某些公共讨论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我们都知道，一个健康健全的社会里，“政府-市场-社会”应该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就像刘瑜说的，“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社会”，需要民间组织、需要社团、需要公共空间等的力量和补充。

一旦人们幻想存在一个“全能政府”，便可能会拒绝“社会”、拒绝公共讨论——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解决一切。你多说多做就是“不相信政府”，就是在“添乱”。

在乐观的想象中，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公民。“公民”不只是指涉具有国籍的人，更如德里克·希特（Derek Heater）在《何谓公民身份》中谈到的：“现代公民实际上是原初个体的普遍特征在人为政治领域的转化形式，这种普遍特征体现在平等、独立、自治、自尊、参与、理性等方面，它们是公民的人格写照，并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得到维护。” 

公民的应有之意是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注，在这一过程中，落实平等、独立、自治、自尊、参与、理性等公民美德。他们可以对公共决策展开公共讨论，可以对权力部门进行批评和监督，可以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只是，公民意识和公共素养是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培养和训练的。缺乏相应的公共训练，人们也难以成为合格的公民。

在一个愈发逼仄的公共空间里，难以指望高质量的公共讨论。有再多高见，很可能孤掌难鸣、知音寥寥。这还不算糟糕，最怕的是前文提到的微博“三件套”：贴标签、问动机、扣帽子。

一上来看你讨论的议题、你所支持的观点，是否涉嫌批评行政机构、是否涉及社会黑暗面、是否触碰禁忌、是否存在瑕疵或漏洞，如果是，先贴上“观察对象”、“危险人物”的标签；

对你进行微博“考古”，根据你以往的发言判断你的出身、职业、身份、情感履历，追问此举背后的动机，是不是有什么势力掺和其中，是不是想给谁“递刀子”；

一旦被判定有此嫌疑，“走狗”、“美分”等大帽子就直接扣过来。一旦你头顶上有这么一顶帽子，你说得对不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只能除之而后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表达的内容轻则被“限流”、“删除”，甚至发言者的工作和生活也会受影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缩小言说的尺度，但凡有异议或批评，都要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因为处处都有挑刺的“杠精”，只要被抓到“把柄”，就能无限上纲上线。

在之前疫情最紧迫的阶段，绝大多数明星都沉默了，少数的发声也仅仅局限于转发“立场安全”微博。姚晨是为数不多持续且大量转发求助者信息的明星，并通过捐款等方式参与了大量公益项目。她这样的发声举动当时仍有人指责她在“蹭热点”、“买热搜”。

后来姚晨转发了一条抗疫无名英雄的故事，因为发布者对事迹的书写存在事实偏差，姚晨得知后发微博解释，其中写道，“本意仅仅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这些闪光的志愿者。后经网友指出，原博内容中有不符合事实的信息，我便删除了转发内容。对于仓促转发，我表示歉意”。

这条微博最热门的几条转发这样说，“你并不是被贾晓月这样的志愿者感动，而是因为这个故事里的一些情节是你想要传播的……你的感动，一如既往的带着方向和选择。”“专门挑这种典型转发，上眼药，抖机灵，合适吗？”

这一幕令人伤感：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类似情境，不知道有多少人曾这样心灰意冷地离开。

也许仍有人记得10年前的微博。那个时候的明星不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把微博当朋友圈，他们敢于批评、吐槽、自黑和黑别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所谓的“人设”。但如今的明星微博一片“河清海晏”，大家都不说话了，因为生怕说错了什么被揪住不放，轻而易举被打成“污点艺人”，事业生涯就全毁了。

明星微博就是微博言论空间紧缩的一个缩影。

我们亟需重申并普及这样一个常识：讨论是允许犯错的，言论是允许犯错的。就像学者徐贲说，“说理的目标不是寻找绝对的‘确实’，那么说理的目标是什么呢？大致而言，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分别是探究、说服和协商。”

如果早就知道什么是“对”的，哪里有讨论的必要？需要讨论，是因为事件有利有弊，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人都有认知上的盲点。这就需要在讨论中拓宽视野、深化认知、明辨是非，让思想市场充分博弈，以期得到一个更多人满意、更加接近完善的答案。

也因为人的经验、认知等存在局限，我们就需要给人们的言说——尤其是批评监督一定的容错空间。行政机构面对批评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误会就及时澄清。只要不是主动或恶意的诽谤造谣，面对“失当批评”也应宽容以待。

但很显然，人们在丢弃这个常识。动不动就被指造谣，就“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上行下效，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审视不同的声音，只要揪出一点错就否定所有，并被质疑动机。“不同”已事先被视为“不该存在”，他们丝毫没有与之说理的欲望，他们拥有的只是一堆情绪——想要打压“敌人”的火气和怒气。

人们没有理由经受这样的谩骂、诋毁、伤害，很多人选择离开微博，放弃了公共言说。

这不是离开的人的损失，而是微博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损失。如果公开讨论、批评的声音隐匿了，是否沉默和不赞扬也会被“挑剔”？我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到来。我能做的，就是参与公共讨论，站在我认为更有理的公民这一旁，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为他们点赞，给他们留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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