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文经21世纪教育研究院（ID:eduyanjiuyuan）授权转载
编者按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在网上引发热议。作者黄国平回顾自己如何一路走出小山坳、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打动了大批网友。
然而，从层层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城市，获得高学历，毕竟是绝大部分乡村学生难以企及的。以选拔为目标的教育，最终只能有极少数的“胜利”者，这不应该是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方向。那么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面向大多数人的、“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谁为因，谁为果？孰先孰后？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谈论乡村教育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背景，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普及教育的阶段，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都已经实现了，有一篇文章已经讲到，学校马上就要过剩，两三年以后幼儿园就会过剩，七八年以后小学就会过剩，这是一个大背景。另外一个就是在农村全面实现脱贫攻坚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乡村教育。▌没有乡村社会、乡村文化的复兴，就没有乡村教育的复兴
我们只要走下乡村，离城市稍微远一点，看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乡村教育的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只是在不断演化。“城挤乡空”、城区大班额、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西部落后和“中部塌陷”、农村教师的困境等等都是老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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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城镇化率超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揭示出城乡之间教育巨大的不均衡。
看看城市化进程的最新数据，2019年城镇化率 60.6%，但是小学生的城镇化率75.8%，初中生的城镇化率86.5%，分别比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要高15到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大量的农村学生进城上学，这个数字和图表是非常尖锐的，揭示了我们城乡之间教育巨大的不均衡。乡村的学校还在慢慢减少。近十年来，乡村小学在不断减少，教学点在逐渐增加，也就是说，很多小学现在只剩三个年级了，就变成教学点了；乡村的初中也在不断减少，这都是大趋势。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是不可逆的。在这么一个新的格局下，我们到底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农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或者说很大程度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就教育谈教育，没有乡村社会、乡村文化的复兴，就没有乡村教育的复兴。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明白的。我觉得有一些现象，比如说像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城乡共同的。但是像家庭功能的退化，在农村就格外显著——亲子分离的家庭、单亲家庭、失能家庭比例非常之多，超过我们的想象。家庭功能消失了，学校教育的功能怎么实现？非常困难。社区功能的缺失——原来一个熟人社会，乡邻守望相助、忠孝传家这样的文化，已经被麻将、赌博、彩票这些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甚至犯罪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的异化——这两天我们内部交流，很多人都说，现在一个农村青年要结婚的话，前提是在县城里有一套房，所以整个他的家庭、社区都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乡村教育的振兴，实际上是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的恢复重建。只有在这么一个乡村建设的视野当中，才能够破解乡村教育的衰败难题。
其实乡村教育走什么路，向何处去，这是一个百年之问。一百年以前，我们乡村建设的先贤，所有这些问题他们都已经深刻地讨论过了，实现了很多非常成熟、有效的探索。
▲ 一百年前探讨乡村建设的先贤已经深刻地讨论、探索过乡村教育的问题。据1934年的统计，全国从事乡建的团体有600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晏阳初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仅靠教育并不能救治农村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可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要用文艺教育来攻“愚”，用生计教育来治“穷”，用体育卫生教育来扶“弱”，用公民教育来克“私”。黄炎培主张“先富后教”，从解决农民生计问题入手，发展生计教育、职业教育，半工半读，工读结合。陶行知主张“生活教育”——来自生活的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改善生活而教育，他对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寄予特别的厚望，认为乡村学校要做乡村生活改造的中心，乡村教师要做乡村生活的灵魂。实际上他继承的也是一种传统的儒家传统，就是教师 、知识分子要成为乡村的文明中心。 梁漱溟是在学校制度上落实这个概念，它建立一个乡学的制度，政教一体，校长也是乡长，选村子里面文化水平最高、德高望重的人来出任校董。也就是说，学校和乡村的治理是一个班子、一套人马 ，通过政校合一的乡学制度，来实现“社会学校化”的理想。20世纪30、40年代的乡村建设，后来由于战争，由于革命的进程被中断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举行了大规模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核心概念就是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 强调教育与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即“农科教三结合”。国家成立了两个基金 ，一个是“燎原计划”，一个是“星火计划”，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七八年。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典型，就是三教统筹、农科教三结合的典型。前元庄就是最典型的，一所学校使得整个农村脱贫致富， 同时成为一个学习化的村庄，它也是采取一套班子，校长和书记都是兼任村领导。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这种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无疾而终， 然后就走上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城市化的道路，也就是以与城市相同的升学教育的模式来覆盖农村教育。我们对农村教育包括中国教育的下一步提了一些新的概念，国家层面的表达是“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想这句话还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我们今天在农村教育当中要坚持的。那么，什么叫“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基础教育的功能并不是发现和培养少数能够“跳龙门”的“锦鲤”，而是点燃大多数的学生，重点是关注弱势学生，这就是教育公平的概念。第二个是“有质量”，也就是完整的、基础的教育。即在提供学业成绩、发展认知能力的同时，弥补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短板，要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即“核心素养”，重视非认知能力、社会情感技能，不是培养“小镇做题家”、“二流机器人”。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高中用一年的时间，初中用半年的时间，用所有的双休日、寒暑假刷题，这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毫无质量可言。农村教育向何处去，它的本质就是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国际组织对于全世界最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和研究，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他们认为在非洲最贫困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孩子学的跟欧洲国家的教材是一样的，包括尼罗河的长度、大洋的环流等，跟他们的生活毫无任何关系——他们只要学会每天洗手，他们的死亡率也可以降低10%。这就是农村学生辍学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穷，是因为教育内容跟他无关，跟他的生活的改善无关。所以，一些研究者相信农村教育需要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贫困地区的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自己收入前景和身心健康的生活及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财商素养、创业技能、维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以及一些管理能力，如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在这个概念下，学校的教育目标不是“达到一定标准测试的考试成绩”，而是“对学生及其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学业评价也不是单纯的考试成绩评价 ，而是用“达标+成长”的评价取代单纯的学业达标评价。学业成就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成长比它更重要。
这就是“为生活而教”的哥伦比亚的新模式。这张图上，一个教室、五个桌子、五个年级、一个老师，哥伦比亚60%-70%这样的山区小学，很多学校是教育人一辈子都没到达过的，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但是他们采取了刚才讲的这种“为生活而教”的新模式的改革。现在，它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 农村教育的质量学业水平要高于城市的国家，一个是古巴，一个是哥伦比亚。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它的模式也在南美国家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广为传播，越南也引进了这个模式。探索农村教育的新模式，要在规范性的课程教学内容之外，重点加强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开展健康教育和创业教育，包括为农村学生提供进城务工所需要的生活技能、法律常识、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等等。
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城市教育、农村教育都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农村的学生初中毕业就去打工，那合不合理、正不正常？到底是读书无用论， 还是惟有读书高？这些问题都需要辨析。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在山西农村考察的时候，一个农村村小的校长跟我说，幸亏我们每年还有那么多学生辍学，要不然这些田谁来种啊？我听了非常震撼——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看央视二套的新闻，宁波招工荒，花高价来招收工人，有人说现在的情况是3000块钱招不到一个工人，但是可以很容易地招到一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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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就是通过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机结合，实施适合农村青少年成长需要的植根乡土的教育。 那么，我们教育的目标、功能、价值究竟如何来认识？这种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这种“为生活而教”的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的，就是通过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机结合，实施适合农村青少年成长需要的植根乡土的教育，有根的教育、有机的教育、绿色的教育。其实，我觉得“有根的教育”这个主题并不仅仅是针对乡村教育，中国的城市教育更需要扎根生长成为一个健康的、有价值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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