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杯珍珠奶茶可以完整扔进上海的垃圾桶

作者，王彦入

经极昼工作室（ID: media-fox）授权转载

上海市生活垃圾将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个标准进行分类。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堪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将于7月1日起施行。

“国内的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类标准很模糊，不能听名字就看出来。”很多上海市民初次分类都会遇到类似难题。他们以为，湿垃圾，顾名思义，指“沾了水”的垃圾，包括“湿纸巾，卫生巾，卫生间用纸”等。但《条例》解释，湿垃圾，即易腐垃圾。干垃圾，即其它垃圾，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它生活废弃物。

周琪的同事拎着一袋垃圾下楼，出门，往垃圾桶方向走。瞧见他手中的垃圾，远远地，一位志愿者小姑娘跟他打招呼，“侬是啥拉稀啊？”（你是什么垃圾？）

同事一愣，笑了，小姑娘反应过来像是骂人，面露尴尬。相似的一幕被改编成段子流传于网络：住在魔都的人每天都要经受老阿姨的两次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条例》规定，上海市生活垃圾将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个标准进行分类。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堪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将于7月1日起施行。

不止是上海。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近期也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广州也于去年7月正式施行相关条例，深圳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

▲ 2017年11月，上海一处废纸回收工厂，工人正在处理仓库中的“垃圾”。当年7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于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减少进口塑料和纸类垃圾，这项决定让全球的回收系统陷入停滞。更早一段时期，中国每年进口全球56%的塑料垃圾，以及美国6成和欧洲7成的纸类垃圾，用以回收加工。 © voanews.com

周琪的父亲本以为粽子叶是“湿垃圾”，扔垃圾时被志愿者指正，“煮前煮后的粽子叶分属不同垃圾”，他至今没想通。而被周琪认定为“湿垃圾”的榴莲壳，上网一查，“竟然属于干垃圾”，她有点懵。

解决问题有时还得靠民间智慧。不少上海市民都提到一则口诀：猪吃的是湿垃圾，猪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毒垃圾，卖了可以换钱买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总结得还挺对”，高敏笑着说，“卫生巾，也是看到猪那句话之后就没疑惑了！干垃圾妥妥的！同理还有擦了鼻涕的纸巾，干垃圾！”

前几天，高敏所在的金融公司给每位员工发了一箱樱桃，次日上午，女同事刚踏进办公室，便发出灵魂拷问，“樱桃核是啥垃圾？”

“你看猪吃不吃？”另一同事接话。

女同事怒了，“我又不是猪，我怎么知道！”

大家上网一查，“干垃圾”。

类似的困惑还有剪掉的“指甲盖”，高敏调侃道，“也不知道猪吃不吃。”

▌干垃圾？湿垃圾？

高敏租住的住宅位于上海普陀区，小区一直主张干湿分离，每个垃圾房配备四个大垃圾箱，两个写着干垃圾，两个写着湿垃圾，但在《条例》面世前，包括高敏在内的住户几乎没有“干湿”意识，“都是一股脑儿扔的”。更早之前，她在深圳工作，也未听闻垃圾分类的要求。

变化始于今年清明节后。地铁站附近立起了宣传牌，出租车上的广播，一男一女俩主持，经常调侃垃圾分类的趣事。办公室同事也加入讨论，高敏意识到，垃圾分类动真格了，她提醒自己，留意分类细则。

一次，家里煲汤，喝完后，留下一堆筒子骨，高敏用单独的袋子打包，拎着出门，走到垃圾桶前，她犹豫了，“干垃圾，湿垃圾？”她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没得出答案，另一位扔垃圾的邻居提醒她，“是干垃圾，扔干垃圾。”她迅速扔到相应的垃圾桶里。

还有一次，阿姨做完保洁，顺手将高敏家的垃圾归拢到一起，准备带走。高敏特意嘱咐，“把垃圾稍微分分”，阿姨照做。但分到厕所那袋时，阿姨停了停，抬起头问高敏，“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高敏愣住了，她拿起手机查了查，发现是干垃圾。

很多上海市民初次分类都会遇到类似难题。他们以为，湿垃圾，顾名思义，指“沾了水”的垃圾，包括“湿纸巾，卫生巾，卫生间用纸”等。但《条例》解释，湿垃圾，即易腐垃圾。干垃圾，即其它垃圾，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它生活废弃物。

“国内的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类标准很模糊，不能听名字就看出来。”刘文曾在德国、台湾读书，前者推行垃圾分类已有百年，后者的实践在全球颇具借鉴意义。

刘文即将在上海工作。上周，她去上海朋友周琪家做客，席间，听周琪讲起粽子叶的故事。端午节，早晨七点半，周琪的父亲提着垃圾袋，轻快地走向垃圾投放点。照例，周父打开垃圾袋，当着志愿者的面，将袋里的垃圾一个个捡出来，扔到指定垃圾桶。拿到粽子叶，他嘟囔着“这是湿垃圾，放这里了”，正准备扔，被志愿者拦下“批评指正”。

志愿者告诉他，“包粽子之前（粽子叶）是湿垃圾，包好蒸过煮过就是干垃圾”。周父至今没想明白。他有点郁闷，又觉得好笑，粽子叶成了家里的新梗。

上海市民骆小姐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每天下楼丢垃圾都要被站岗的居委会大妈例行“羞辱”，“而且没有隐私可言，刚开始执行的时候，还要垃圾袋开袋检查，没有分类的话，要被拒收退回。”

“996”的上海年轻人还多了一重困扰：撤桶。居民楼底下放置的垃圾分类桶被撤走，放置于垃圾厢房，由志愿者、分拣员引导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周琪居住的小区，垃圾厢房只在上午六点半至九点半，下午五点半至八点开放。其余时间，厢房上锁。

周琪同事，因错过投放时间，只能“违背良心”将垃圾扔在厢房门口。有的市民，不愿扔至指定厢房，强行将垃圾扔在已撤掉的原有垃圾桶处。周琪留意到，定时定点投放后，社区外围的垃圾桶总是塞满，堆放在路边的垃圾袋明显增多。“投放时间反社畜”，周琪说。

6月19日，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举行垃圾分类知识科普活动，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白领们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 上海的一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点，垃圾分类志愿者们做垃圾分类的倡导和指引。 © 刘歆 / 新民晚报

▌“黄色大礼包”

上海人与垃圾的斗争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

当年，曹杨五村第七居委会的一个居住区便已启动垃圾分类试点，试点阶段，分类采取三分法，分别是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后来觉得有机无机太学术性了，就把有机（垃圾）改成了湿垃圾，无机（垃圾）改成了干垃圾。”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益告诉《极昼》，他曾参与上海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

2000年，上海成为国家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而分类标准，经过五次调整，也于2014年确定为“四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沿用至今。那前后，分类垃圾桶陆续出现在上海街头，但那几年，分类全凭自觉。

2018年年底，习近平在上海视察时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2019年初，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7月1日正式施行。

“我就不想回（上海）了，真的”，现居北京的上海人王伟开玩笑说，“很麻烦你懂吗？”

2001年，21岁的王伟留学德国，住在慕尼黑南边的一个小镇，见识过“令人生畏”的德国垃圾分类细则。光玻璃就有三种垃圾桶，白色、棕色和绿色，用来放对应颜色的玻璃瓶。“玻璃瓶都分三种，这是我刚到德国，觉得最丧心病狂的。”王伟调侃道。

刚到德国时，王伟总去超市买最便宜的速冻披萨，披萨外面有一层纸壳，而放纸壳的垃圾桶，全镇仅有一个，设置在专门位置。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小镇居民便能看到一位亚裔男子，扛着一摞披萨盒，穿越半个镇子，去扔纸壳。“刚去的时候，死活找不到扔纸壳子的垃圾箱，用蹩脚的德语问各种人，人家就给我指，往前走到哪里，右拐，左拐。”

2016年，王伟在日本买了房，那里的垃圾分类“细致到近乎严苛”。一家人刚搬进去，市役所为他们发放了垃圾分类手册，A5大小，8页，还贴心地为中国人设置了中文版，详细罗列了每一类垃圾的归宿。

过期的果酱瓶，果酱的汤汁液体需倒进水槽，剩余残渣扔进厨余；金属瓶盖扔金属的桶，玻璃瓶洗干净以后才能扔；最难扔的大概是雨伞，雨伞有塑料有铁，不知道扔哪里，也不敢拆，一位中国留学生说，校园里总能看到废弃的雨伞。

对待专门的大型垃圾，日本人还需要去市役所购买“粗大型垃圾回收券”，再约时间，等专门的人员上门回收。王伟的邻居“扔一个空气净化器”，花费了200多日元，相当于12元人民币。

分类错误的垃圾，会被负责检查的人退回来，放在家门口，并贴上一个黄色警告牌，“他们说这是一个大礼包”，曾在日本短暂居住的吴蕾回忆。“我之前还困惑，他们是怎么知道垃圾是谁的，其实是有监控吧，什么位置扔的，大概知道你是谁。”吴蕾才去日本时，男友千叮嘱万嘱咐，“一定要分好”，每次分完类，男友还会再检查一遍，他担心收到“大礼包”，周围邻居都会知道。

日本垃圾分类的规矩多如牛毛，但规则易于理解，三年来，王伟并未有太大困惑。比如，可燃性资源垃圾包括了各类纸张。不燃性资源垃圾包括饮料瓶，茶色瓶、无色透明瓶等。可破碎处理的大件垃圾主要是小家电、家具、陶瓷器类等。每种垃圾与类别的对应明确。“分得挺清楚的，不懂的就查手册嘛”，王伟说。

▲ 日本东京一处资源回收中心，传送带上倒空并分类好的玻璃瓶。 © Tim Hornyak / japantimes.co.jp

严苛的分类细则与长期的习惯训练，成就了日本的干净与整洁。高敏记得，第一次去日本游玩，看到街头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垃圾桶上不同的标识，以及垃圾车分类转运，“才明白，这是垃圾分类”，她的第一感觉是，“国民素质好高啊”。

得知上海即将实施垃圾分类，高敏提前开始演习。

▌防止一刀切

一个月前，高敏男友家特意安装了厨余处理器，饭后，能搅碎的厨余直接冲走，不能搅碎的提前挑拣出来，分类归放。出门吃小龙虾，店员也会给两个桶，一个放纸巾，一个扔虾壳。公司里，她主动与邻桌同事商量，他的垃圾桶放湿垃圾，自己的桶扔干垃圾，相互配合，“大家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还蛮高的。”

周琪家也增设了垃圾桶，原先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一个，现改为厨房两个，一个放干垃圾，一个放湿垃圾。出门扔垃圾，从拎一袋，变成了一手各提一袋。她也在考虑安装厨余处理器。

“需要一个过程”，张益理解上海人的烦恼，“并不是说，第一步就要做到要百分之一百精准。”相反，他认为，存在困惑、争议，经过讨论，再达成共识，也是加深印象，养成习惯的一个过程。比如针对朋友圈疯传的一张错误百出的“垃圾分类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局已于6月12日编制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教材解决不了“定时定点”，但在张益看来这也不成问题。“实际上现在网上，包括社区代理倒垃圾的（业务已经形成），只要放到门口，他代替你倒。”他将此类比为“代驾”、“滴滴”、“外卖”一样的新型行业，随政策而生，替消费者解决麻烦。“这个不方便，不是真正的不方便，是由于我们原有的习惯，假定你改变了这个习惯，实际上还是可以适应这个变化的。”

毛达认同张益的观点，他是公益组织零废弃联盟的政策顾问，致力于推动垃圾分类，已超过十年。“新方案出来，一定会有问题。系统的改变，一定是进行调试的，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时间、地点分布，能否照顾到大多数的问题。”他以台北为例，错过厨余垃圾回收时间的市民，会将垃圾带回家，放进冰箱，冻起来，隔天再扔。业主们也会在小区，自费设置公共冰箱，解决厨余错过时间的问题。“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面对抱怨的声音、批判的声音，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就能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

5月20日，上海市政府网站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施导则》，强调推进“定时定点”要因地制宜，防止“一刀切”对居民正确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

高敏所在的小区，曾就“定时定点”在业主群征求意见。但据周琪观察，“有的社区管理比较好，随需求调整，会有一个过时的投放点。但大多数社区是没有的。”那些无处安放的垃圾，躺在街边，被写成段子，流传于网络。

6月26日早上，高敏拎着昨晚已分好类的垃圾，下楼，走到垃圾房旁，一位身着绿马甲，手拿小册子的志愿者协助她打开垃圾袋，逐一检查。“打开湿垃圾那袋我傻眼了”，高敏说，昨晚，男友趁她睡着，偷吃冰淇淋，随手将外包装袋扔在了湿垃圾里。

“喏喏喏这个冰淇淋包装纸啊，干垃圾的呀，不能放一起的。”志愿者说，随后用开口夹夹起包装袋，扔进干垃圾垃圾桶。

*应受访者要求，王伟、周琪、高敏、刘文、吴蕾为化名；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中信出版集团）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