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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专栏作家
本文转载自刘远举（ID: liuyuanju2000）
战争，让人联想到的是对内控制、动员、积聚力量，对外则是攻击、联盟、对抗、以牙还牙。但实际上，说个大白话，国际复杂的经济形势，导致的负面影响就是：影响中国卖货。那么，中国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卖更多的货”。那么，除了国家之间的博弈之外，目标导向应该是：更多的透明、更多的信任，更适应产业链位置对国家形象的需求。从而得到更大的市场，而对内则应该是更加宽松以激活内需市场。
华为与中兴的遭遇；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将华为等68家公司纳入“实体清单”；IEEE对华为的学术限制；乃至中国籍教授、专家、留学生在美国遭到的限制，使得“科技脱钩”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科技脱钩对中国企业的直接影响，是相对明晰的。由此对应产生了一个概念：技术自立，即中国企业依靠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的技术与零件，取代现有的国外技术与零件，制造高科技产品。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这个话题漩涡中心的企业，华为虽然一边宣布自有的操作系统与芯片，另一边，其创始人任正非却站出来，为“技术自立”这个概念降温。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科技脱钩”更深层次的影响，被很多中国人忽略了。如果科技脱钩成为一个长期行为，那么，当一个国家不愿意卖的时候，必然也会不愿意买。一方面，国外供应商为了自身生意，所作出的弥合分歧的努力与游说都会逐渐消失，对中国产品更大的行政限制就会接踵而至。另一方面，经贸关系一直是中国和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关系的压舱石。当经贸关系不足以压制诸多分歧的时候，意识形态话题就会更多，中国的形象就会变得负面。国外消费者看到中国品牌的时候，联想到的就会是封闭、阻断、封号等负面形象，消费者的观念会改变，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产品就会逐渐失去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人才是科技之本，但创新最根本的动力，却不是人才，而是市场。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市场比教授与天才更有效。从社会需求到创新，中间的过程正是市场，而市场的具体过程，则是“销售——研发——再销售”这一过程：销售积累利润；利润投入研发；新产品价格更高、利润更大；然后，进入下一次创新循环，更多积累投向研发。企业创新与卫星、核弹这类国家大工程不同。这些大工程并不需要销售，只要做出来了，目的就达到了，可以不计成本的进行，但是，企业基于市场的创新却不一样。高科技产品，不但要做得出，还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要能赚钱，才能进入下一轮创新循环。所以，只有当市场规模变大，把研发费用分摊下去，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获得利润，创新才能可持续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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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3GPP全会（TSG#80）批准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5G NR）独立组网功能冻结。同时，全球的5G网络建设开始展开，华为既以绝对领先的优势，售出1万多套5G基站产品。 © 科技策
所以，任何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市场份额。对华为创新能力给予浪漫想象与赞颂的人，没有看到的是，在全球通讯市场上，华为的份额逐年稳步提升。华为在交换机市场份额由2011年的10名以外在2012年上升至第五。2017年华为企业网络设备，全球市场份额从第三跃居第二。2018年，华为的运营商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手机业务市场份额全球第二。这些才是支撑华为创新的最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所以，市场规模不仅仅是基于人口的，而是基于人口购买力的。富裕国家，消费者手机2年一换，贫穷国家，手机6年一换，那么，同样人口，富裕国家的市场规模就大三倍。那么，面向富裕国家的科技企业，其创新循环速度，就会快三倍。所以，创新能力，某种程度上，与可进入的市场的人均收入息息相关。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一个国家就有一票，但在创新竞争所需的市场规模中，却是一美元一票，一欧元一票。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政治需求比以前少，但对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的需求却很强烈。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人均购买力，仅仅占到整个国际市场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数目加起来很多，但从创新所需要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并不大。所以，创新所需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博弈所需的国际环境，并不相同。国际政治博弈中有重大意义的行为，可能在国际创新竞争中是意义有限的。如果企业市场规模受限，利润不够，不足以支持创新，那么，可以通过国家补贴来补足创新所需资金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企业创新不能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要依靠外来资金的话，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呢？显然，只有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第三产产业抽税，或者说，从外卖小哥、普通白领、老农身上抽税。
▲ 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于2011年踏上非洲大地，在埃塞俄比亚开发轻工业园区。他说：“非洲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图为制鞋女工在工作中。 © 大公网
首先，这样的创新没有市场意义。国家的补贴实际上也是成本，如果长期持续补贴，实际成本大于售价，创新不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反而成为国家财富的一个流血不止的漏洞。其次，这样的产业链提升，对国家也无意义。中国制造业顺着产业链不断攀升，符合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从另外一种角度看，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同时，经济还不足够发达，这就是所谓“未富先老”，只有进入更高的产业链，才能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价格升高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就是说，需要高科技行业反哺外卖小哥、普通白领、老农。如果中国的高科技行业需要持续补贴，就会丧失中国产业链爬升的原本意义。
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透明、高效的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向中国输送了学术评价功能。比如，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国外的学术头衔，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是有效的，这保证了国内学术方向的正确性，学术人才评价的客观性，从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识形态学阀，也避免了当年钱学森亩产万斤这类唯长官意志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创新，受益于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以及保障这种学术体系的民主、法治。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也是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与法治的结晶。所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既能发挥低人权的优势，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红利。
如果学术体系脱钩的话，中国的学术评价能否独立的、透明的、廉洁的，从而高效的完成对人才与学术方向的识别呢？
所以，科技脱钩，绝非几个零件那么简单，而是会更深层次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创新，影响中国的创新结构与创新能力。那么，要想维持创新能力，即便与美国的技术联系进入不可逆的趋势，但也要尽一切力量去维持、获取全球市场份额。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做的事很多。
▌企业结构与市场
提到华为，很多人会说北电的失败。北电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老了。大企业病、官僚病、贪婪的股东，都同时存在。不过，这本身就是规律所在。组织、企业也有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人类社会是依靠个体出生——死亡来维持活力的，某种程度上，市场也是如此，市场的创新能力，靠的是企业的更替。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想要维持万古长青的创造力，本身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符合规律的。不妨把话说远一点。桑德尔在《反对完美》一书中，论述了他对前沿科技与人类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例子：运动员通过基因改造提升赛场表现。![]()
▲ 《反对完美》中指出，人类利用科技追求完美，貌似是大众的狂欢，实则蕴藏着深深的危机——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很可能坍塌，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也会错乱。
我认为，人类进化的方向是逆着热力学箭头，朝着更低熵值的方向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必然会主动参与进化过程，这种“外部进化”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回到现实，当公众认为，奥运会不应该让基因改造运动员参与的时候，这种基因改造，那怕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对于获得奖牌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想要获得奖牌，要么就是说服公众，要么就是主动适应这个规则，在非基因改造的前提下，进行竞争，争取夺冠，即便不能夺冠，取得第二名，也比不能参加比赛更好。华为自身的公司结构，能使得华为免于股东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的影响，保持战略与治理的长期稳定性，从而保持创新的活力，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当这种结构，不被国际市场的观念所接受，导致各国猜疑的时候，那怕这种结构本身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对于“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个现实的目标，却是意义不大。这就如同改造基因运动员具有绝对优势，但却不能参加比赛。这就是公司模式与市场的适应问题。当然，适应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去适应已有观念，派出非改造基因运动员，或者改变公司结构，虽然这种改变会降低绝对优势，但实际上，却离现实目标更近。这看起来是自我限制，但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创新，而是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游说、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就如同1999年10月，国际泳联正式允许运动员穿鲨鱼皮泳衣参赛。这种说服工作，则涉及到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与产业链的关系。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逐渐减弱，中国需要向产业链上端走，用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来保持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实现稳定与发展。所以，中国需要高端产业链，与此同时，产业链反过来，对治理结构，国家形象也有要求。生产袜子，对治理结构，企业形象，国家形象没有要求，但生产通讯设备却不一样。越是复杂的、高科技的产品，越像一个黑箱，必然国际形象更透明、开放。而封号、阻断、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必然影响中国产品的海外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中国对外更大的开放力度。所以，我们看到任正非亲自除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降温。这种努力，有效果，但遗憾的是，效果很快就消逝在无数打鸡血的文章中。某种程度上，舆论场中没做好名实之辨，已经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影响。战争，让人联想到的是对内控制、动员、积聚力量，对外则是攻击、联盟、对抗、以牙还牙。但实际上，说个大白话，国际复杂的经济形势，导致的负面影响就是：影响中国卖货。那么，中国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卖更多的货”。那么，除了国家之间的博弈之外，目标导向应该是：更多的透明、更多的信任，更适应产业链位置对国家形象的需求。从而得到更大的市场，而对内则应该是更加宽松以激活内需市场。*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汴京之围》（天地出版社）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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