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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范式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相对于自然科学）持续遭到质疑；人文则与科学分道扬镳，直至近年其价值才被注意到。其实，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的学生互相调侃一下对方的刻板印象，这无伤大雅；但如果真的互相鄙视，那就是在学术与学术之间筑起高墙，各方都会变成这种高墙之下的受害者。
“信口开河”，是指并不了解也不尊重某些专业和知识，凭自己的错误印象或偏见就随意发表言论。这个现象在国内外都有，人数也不少，但如果连研究者、留学生都常常信口开河，则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在德国留学，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信口开河者，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留学生都存在这个问题，后者更为明显。
在语言课上，我遇到过一位化学专业的中国同学，相约一起食堂吃饭，互相交流各自专业时，我表示自己在读政治科学专业。她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反问道：“政治科学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吗？”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就听到她说：“我们高中时候不就学过吗？马克思主义就是最科学的。”当时我把嘴里的话给咽下去了，尴尬地吃起了“德国美食”。
这次经历反映了近年来人文社科受到的根深蒂固又不为人察觉的歧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理工科学生虽然学习和研究“科学”，但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了解几乎为零，对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为何具有“科学”之名也是不明所以，更不用说近年来围绕“科学”的各种讨论。
在高中时，我就被告知：只有读理科才有前途，文科生都没出息。造成这种歧视的表面原因之一，是人文社科学生的就业问题：人文社科的知识并不能与效率、金钱挂钩，至少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一个侧面的证明就是：经济学或者财务金融专业的学生总是急于与人文社科划清界限，意即“我才不是你们这样的废物”。
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五四运动”，以“五四”为分界点，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形态被打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一是对“科学”（实质是技术）的实用取向的偏爱，而不是对“知识”、“理性”和“真理”的形而上的追求，甚至“形而上”一词在官方哲学的价值谱系中都带着贬义；二是“祛魅”（disenchantment），打掉了旧时代的迷人光环，其中，过去“读书人”/“仕”的光环不仅没能延续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招致了更严厉的批判。![]()
▲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
这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助长了一切追求实用和效益的社会风气，技术（工业技术）第一，算术（经济金融）第二，心术（市场营销）第三，学术（人文社科）末流；二是反向推动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如果说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还能以技能取得一席之地，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只好沦为“砖家”、“叫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面原因是，人们总认为人文社科的“知识含量”远不如自然科学。这一偏见，部分源自人文社科自身学科建设的深层问题。在现代“科学”范式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相对于自然科学）持续遭到质疑；人文则与科学分道扬镳，直至近年其价值才被注意到。此外，中国人文社科由于现实原因，在八十年代之后才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受到的限制和束缚太过沉重，根本谈不上发展出一套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范式”。先天不足的中国人文社科仍然处于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人们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坐在家里浏览网页就能成为国际关系专家，谈起国际局势来头头是道，并不比一些专家学者逊色。这当然是因为学科发展程度和个人水平有限，“专家学者”很多时候也谈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也因为媒体天然地亲近一种人，他们能够把事情讲得生动有趣、浅显易懂，但这种人不一定是优秀、正直的学者。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放任这种直观感受发展为一种成见，决不能就此认为人文社科是劣质的、低等的、不重要的、没有前途的。反过来想，人文社科学者很难做出成果。政治科学家卡尔·德意志曾说道：“（社会科学家们）赖以描述这些（组织的自我维护、自我控制、自我扩张或自我转型）进程的模型就是人类社会本身，它在历史中变动不居，充满无穷的复杂性，还总是阻挠那些试图在参与社会冲突的同时去理解它的人。社会科学家们基本上用不上自然科学的帮助：无论是用以复现规律的、简化的甚至是模拟的模型，还是控制变量的实验，还是较为简单的对观测者与观测对象间相互影响的分析，还是以数学描述和表示的概念，抑或是适合测量的数学方法。在这样不利的背景下，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就显得更为伟大。”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评判科学的标准？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大问题，在科学哲学上仍然值得探索；在中国社会中，也不时有“中医是否科学”一类的热门话题，时不时就来引领一波流量。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直至来到德国留学之后才得出一个目前比较满意的答案。
在柏林自由大学研究生院开设的理论课上，科学哲学是主要内容之一。我的导师为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开设的座谈会也专门有一节课讨论目前科学哲学的成果，不仅要求学生阅读理解三大科学哲学家（Karl Popper, Lakatos Imre, Thomas Kuhn）的代表观点，还要在课上分别评述他们观点的异同。不知道别的专业和学院如何，我在国内读书时的确没上过类似的课。
我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绝不是真理，更不能替代价值判断。科学来自经验研究，人们从日常经验中观察到某种现象，然后归纳出某种重复出现的规律，比如潮起潮落、月圆月缺等，再推理出产生现象的原因，并把推理出的因果关系，称为“理论”。潮汐与月亮有关，这种解释属于牛顿力学定律的范畴，确实属于科学理论。但问题在于，科学理论并不等于“永恒真理”。
从启蒙时代起，经验主义就在英国盛行，哲学家休谟在其《人类理解论》中对“因果”和“归纳”有极深刻的见解。他提出，人们对因果关系的推理，来自对两个现象“恒常连结”（constant conjunction）的观察（指在之前的经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两个现象恒常地一起/相继出现）。把这种“恒常连结”解释为因果关系，是人类心理机制的使然，而非解释因果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即使在过去所有经验中都观察到了某种规律，我们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在未来这个规律仍然生效。▲ 大卫·休谟，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英格兰史》、《人类理解论》等。 © Allan Ramsay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追求这种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因此我们还是会以“归纳法”来推导理论、指导未来。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也没必要作为绝对真理而存在。数学家维纳甚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认为“科学不可能没有信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样一种信仰，那就不能有任何科学”，“自然界之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逻辑上的归纳法是不能归纳地建立起来的。归纳逻辑（培根的逻辑）与其说是一种能够证明的东西，不如说是一种能够据以行动的东西；我们根据这种逻辑所作出的行动就是信仰的最高表现”。
虽然如此，科学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卡尔·波普尔提出过著名的“黑天鹅问题”，如果人们所见天鹅全部是白色，归纳出结论为“天鹅皆白”，那么只要见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反驳这条结论，这就是“可证伪性”。卡尔·波普尔不是说具有可证伪性的就是科学，而是说科学必有可证伪性，比如古人把自然灾害解释为天神震怒，这是永远无法证伪的，因此就不可能成为科学。
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位留学生的言论，实则混淆了科学与价值的界限。这与五四以来科学在中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有关。在很多情况下，科学甚至能够替代价值判断本身，导致在很多人观念中，“科学的”就是“好的”。
举个极端的反例，纳粹时期以集中营里的囚犯为原料提炼肥皂，整个过程都有科学依据，制造流程也操作规范，但这是“好”吗？当我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遇难者博物馆参观时，从一张一张整整齐齐的文件批示可以看出德国人办事严谨认真，但他们批示的是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其所作所为与魔鬼无异，当真让人不寒而栗。
▲ 1947年，波兰国会立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辟为殉难者纪念馆。 © Odyssey与之同理，“不科学”不等于“不好”。宗教信仰也不是科学，但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否定，认为是“不好”的。价值判断从来都不可能如此简单，科学也不能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这位留学生的言论也忽略了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既包含哲学、经济和社会学说，也有马克思的政治主张，其陈述的对象都不清不楚就下了判断，这一点很不“自然科学”。
实际上，我并不是在针对理工科学生。只是“鄙视链”上，理工科的确居于上游，使得其“信口开河”现象显得比较严重，而人文社科的学生为了反击，也建立了一条自己世界的“鄙视链”。其实，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的学生互相调侃一下对方的刻板印象，这无伤大雅；但如果真的互相鄙视，那就是在学术与学术之间筑起高墙，各方都会变成这种高墙之下的受害者。
回到“信口开河”，人文社科的学生也不遑多让。曾经遇到一位教育学专业的中国同学，竟然不了解中国历史。在食堂吃饭时，当他谈到东亚三国，张口就是“朝鲜半岛以前是中国的”。这种表述非常奇怪，无论这个“以前”是多么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最多只是朝贡关系。最可怕的是，他这么说，是在向不了解东亚的欧洲学生“科普”“历史知识”。我当时在想，如果旁边刚好坐着韩国学生的话，会发生什么，日后这名欧洲听众对韩国人转述：“中国学生说你们国家以前是中国的领土”，又会产生怎样的偏差和误解。
我认为，对于自己不熟悉、不确定的领域，就别在不了解的人面前死要面子、信口开河，这不符合一个未来“学者”应该具备的行为规范，还会带来难以预期的恶劣影响。*本文为孟尧“留学观察”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更多文章将陆续发出；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西迁东还》（天地出版社）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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