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年会让城市白领的生活民主化？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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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是一次难得的节日，平时的秩序被颠倒，人们可以不受责备地背离日常规范，因为这一切都能以“开玩笑”的名义得到豁免。平日承受的工作压力越大，这种宣泄功能就在年会中表现得越是充分——何况这恐怕也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集体公开宣泄机会。

像许多狂欢节一样，年会上也总是充斥着各种象征物和“过量的悬浮符号”，总是一个炫耀的乃至物质至上的时刻，总是要有一定的既稳定秩序又打破秩序的仪式，总是像一场梦——不管多么“难忘今宵”，第二天醒来人人都知道必须恢复到日常秩序状态，原先该怎样还是怎样。

对许多城市白领来说，临近岁末的公司年会已是一年一度的必有仪式，渐渐似乎变成了这一群体的一项新民俗活动。和其它许多庆典一样，年会也是一出社会戏剧、一次狂欢——或者不如这么说，年会本身正折射出了参与其中的人们是怎样一群人。

固然，大多数年会表面上也无非是吃饭、相互敬酒、公司管理层的总结性发言，以及穿插着各部门表演的一些小节目，然而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聚会（对大公司来说，全员出席的聚会本就极少），而是一次群体庆典。

女同事们这一天精心化了最明艳的妆，打扮一新出席，有节目的人戴着奇怪道具穿行在人群里，使整个气氛更隐含着庆典的味道。大凡庆典常常都兼具两种相反的功用：一是凝聚向心，二是宣泄离心。这在年会的过程中尤其表露无疑。

一方面，只要业绩不是太差，在年会上，老板们总是会说一些鼓舞人心、激励团队士气的话（“我相信你们是最好的团队”这句标准用语，因为被使用过多，有时甚至丧失了催人泪下的效果），同事间也会相互敬酒——无论是感谢照顾还是对自己工作中太严苛而致歉，以至于一组人在场外聊到抱头痛哭也非鲜见，这种群体纽带感之强，在平日里并不多见；而另一方面，人们则常常喜欢在台上表演的节目中颠倒等级和秩序，拿老板、客户、对手或社会现实肆意取笑，尽情发泄自己这一年来的内心压力。

在京沪广深这些城市的外资企业文化中，这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少公司的年会在趣味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受欢迎的节目要么是恶搞型的，要么是老板亲自上阵的，而掌声最多的则是上述二者合一的节目。撺掇老板们（尤其是男老板）来挑一段《天鹅湖》的芭蕾舞或钢管舞，常常是许多年会上最高的呼声之一——也真有老板能这么豁得出去的。

我就曾亲见过一次这样的《天鹅湖》，五位男老板齐刷刷穿芭蕾装上阵，台下几乎全都站起来涌到前台看，许多人简直都快笑岔了气。老板们也不必担心下属在看过自己如此行止后丧失敬畏——第二天上班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许多人反倒会为老板的“献身”所表现出来的平等而更觉亲近。也就是说，“宣泄离心”会带来“凝聚向心”的效果。

▲ 男版“天鹅湖”常见于公司年会之中。

年会是一次难得的节日，在这个时刻，平时的秩序被颠倒，人们可以不受责备地背离日常规范，因为这一切都能以“开玩笑”的名义得到豁免。有的主持人在敬酒环节开始前甚至开玩笑说“现在‘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以暗示人们可以去放手灌醉同事。

在外资广告公司的圈子里，年会节目最常见的主题是嘲讽客户，尽管有时客户就坐在台下。在这些恶搞的小品中，客户在工作中的无理要求被夸大成一些可笑的段子，即便有时是隐含在穿越剧之类外壳之下，但其隐含的讽刺意味总是能让台下会心地笑成一片。在这些节目的表演中，人们往往化妆或扮演为另一个人，然而却正是在这种假扮之中，更尖刻地说出了日常的真相。平日承受的工作压力越大，这种宣泄功能就在年会中表现得越是充分——何况这恐怕也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集体公开宣泄机会。

年会中另一类常见的节目是对本年流行文化的戏仿。2012年最红的《江南Style》，你可能会在大多数公司年会上都看到类似的节目，有时甚至是老板领头，全场一起high——以这种方式，它集狂欢、戏仿、恶搞于一身，既是宣泄又是凝聚。

有一年，我在参与的两场年会上，发现都有一个戏仿CCTV新闻联播的节目，或许并非偶然的是：它们都出自这两家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在这里，社会现实或政治事件转化成娱乐和讽刺的面目出现。而这可能也是为何这类年会的节目尽管常常十分业余，但却很少会聘请专业演员的缘故：因为人们想看到的正是自己日常的同事如何戏仿和恶搞，这种反差本身就具有戏剧性，这是一个陌生的专职艺人无法达到的效果。

▲ 在年会中跳“骑马舞”的马化腾（左一）。“江南style”、“Nobody”、“小苹果”等歌曲几乎成为了年会上的必备舞曲。

尽管身为最现代的一群中国人，但他们在年会上的表现与原始社会的祖先并无本质的差别。像许多狂欢节一样，年会上也总是充斥着各种象征物和“过量的悬浮符号”，总是一个炫耀的乃至物质至上的时刻，总是要有一定的既稳定秩序又打破秩序的仪式，总是像一场梦——不管多么“难忘今宵”，第二天醒来人人都知道必须恢复到日常秩序状态，原先该怎样还是怎样。

年会是这些现代城市中产工作节奏中的一次必要的狂欢。早有人说过，从某种角度来看，“初创企业就是一个宗教部落，创始人是宗教偶像并有创教神话，公司价值是准宗教信条，公司遍布着各种宗教仪式和图腾膜拜，对外公关和招聘形同传教，并且都以反现世观点作为核心驱动力”。

如果把公司看作是一个小型社会和原始部落，那么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年会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些庆典中，有时还会高悬“伙伴（partnership）”、“团队合作（team work）”之类的主旋律价值观，以强化和重塑公司理念和企业文化，甚至通过一定的回顾（有时这种回顾类似于宗教仪式）来重现自身传奇般的过去——有不少企业老板都喜欢在年会上年年回顾一次创业传奇。当老板在台上动情地说起“当年，我和搭档在一个简陋的小黑屋里”创造了这家公司时，我那次听到身旁已入职七年的同事嘀咕：“又来了，每年都要说一遍……”那确实有点像神父在复活节带头祈祷。

这并非仅只简单地表示团结或展示企业文化的一次机会，相反，它是要通过一次社会戏剧来让每一个成员深切领会团队气氛，并对它产生稳定的认同感。虽然人们评价一次年会常常只使用诸如“有意思”或“没意思”这样的词作为判断标准，似乎许多人在意的无非只是那些恶搞的段子，但“恶搞”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在于它对日常秩序的颠覆——否则它也就“不好玩”了。这种颠覆并不是根本性的，实际上，它与庆典的凝聚向心功能相辅相成。

这些在年会中所呈现出的现象，在中国仍主要是一种城市白领的文化现象。就像这个时代的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很难确定它起源于何时，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与早先的那种单位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在集体单位的时代不要说并不存在这种肆意恶搞领导的节目，甚至年会本身恐怕也未必存在。“单位”本身更类似一个村庄，而领导则是对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大家长，并拥有一种家长式的权威，年末如果有聚餐，那更多偏重的也是对员工的“送温暖”。

▲ 西南某县城，领导在春节前夕慰问离退休老干部、困难职工。

这与公司文化中更重视平等的情况颇为不同——尽管公司中同样有严格的等级，但至少容许人们在年会的时刻短暂地颠覆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把城市白领的生活民主化了，有时甚至以城市中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的形式而出现。在这其中，我们正可看到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舞台，他们所扮演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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