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权力与权利，边界何在？
换言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个体权益不被公权力“误伤”。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常被视为是一个“度”的问题，但确切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某个不可侵犯的“硬边界”，否则执行者就不清楚那个“度”在哪里。 所有这些事例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仍处在模糊、动态变化之中，这不仅有待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参与博弈，而且本身就在考验当权者的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
新冠疫情何时结束，至今仍未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有一点似乎已经渐渐明朗：这远不只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也大幅度冲击、修正、改变了中国社会原先的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不论好坏，这一切正在发生，但它将留下什么遗产，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如果不借此契机厘清这些边界，那么，现在的紧急状态就可能被永久化。
▌被清空的宿舍与被焊死的大门
为了收治隔离疑似病患，武汉紧急征用几所高校的学生宿舍。这原是好事，但看到武汉软件学院粗暴清空学生宿舍的视频，触目惊心。每到这时，总会出现一种声音认为，都这时候，你个人受点委屈算啥？正如很多人都已经指出的，问题是这里“受委屈”与局面改善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纯粹只是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不过，这种辩解能被许多人公然宣之于口，仍表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很多人看来，“大局为重”，要“识大体”，不存在不能为大局牺牲的个人利益——尤其如果是别人的利益。这很自然地把对个体权益的侵犯正当化了，而往往不去、也来不及辨别哪些举措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结果常常是在“毁家纾难”的崇高名义之下，无谓地牺牲、浪费，“毁了家”，却对“纾难”未必有多大帮助。
哪怕是在浙江这样曾被赞赏处置得当的省份，也出现了将疑似患者锁门乃至焊死的情况，广东则通过条例准许征用私人财产——这些其实都已接近战时状态，公权力以紧急事态为由，越过了日常时默认的个人权利边界。这再一次提醒人们，这个边界不仅模糊，而且防线极其脆弱，很轻易地就被突破了。
尽管如此，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毕竟已比上代强多了。这条“请别用疫情绑架学生”视频，在B站上已有330万播放量，评论和弹幕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学校无视学生财产。尽管其中夹杂着大量“垃圾学校”的谩骂，但这种情绪反弹本身表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从学生的呼吁来看，只要确实对隔离病患有帮助，他们并不反对宿舍被征用，而是反对征用过程中的粗暴做法，质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换言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个体权益不被公权力“误伤”。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常被视为是一个“度”的问题，但确切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某个不可侵犯的“硬边界”，否则执行者就不清楚那个“度”在哪里。
▌强制隔离中的权力博弈
看到豆瓣上武汉女孩“郭米兔”近日的记录。她1月底生病，体温忽高忽低，但服药后退烧了，恐惧之下她也做了核酸检测，从未确诊。然而社区每天打无数电话催促，她还是被强制隔离，她担心自己原本只是普通感冒，反而因此被感染了。
2月13日，她在网上抱怨：“没有任何道理，普通病患也被定义成疑似冠状肺炎。我不发烧不咳嗽，家里人都健康正常。我从未被确诊，就被强制隔离，跟这些发热病患一同关在学校宿舍里。之前社区采取哄骗的卑鄙手段，大半夜不让人睡觉，折腾病人，现在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也不会给你做核酸检测，只是被关在这里，不见天日。我目前的状况就是从离开家之后，吃不好睡不好，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我十分绝望。”
与此同时，武昌湖街道茶港社区桃山村小区数百业主联名举报邻居陈北洋，说这一家在春节前后发病，核酸检测下来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但他们却拒绝入院治疗，而是凭个人关系开药后，在家隔离。他们原住张家湾小区，后因小区里多户感染，管理较严，周围人又都认识他，均已发热患病的一家三口遂从2月4日起陆续搬到桃山村居住；此后，陈本人经常出入小区，完全无视是否传染他人。
2月12日武昌区、司法厅、社区一行十余人劝说4个小时，这一家才开门“接见”，还提出在家核酸检测等等无理要求。在被贴封条后，他们又将封条撕了。这引起整个社区的恐慌，联名要求尽快将这一家收治，甚至建议取消陈氏副厅级待遇，开除公务员队伍。次日，他们终于上公务车，被接去隔离点。
这两件事视角不同，但处理手法相似。乍一看，两例最关键差异在于前者并未确诊，而后者明明已经确诊，但在实际执行中则被“一刀切”了；不过公平地说，郭米兔按政策的确也属于应被隔离的群体，只是由于隔离条件比较差，也不够人性，她有很多不满。虽然她早已不发烧，但现在发烧筛查已经不保险了，而且，由于样本可能有偏差，核酸检测结果也不一定准确。
▲ “方舱医院”的概念是指使用大型场所集中收治轻症病患。2月15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首批17位患者出院。 © 高翔/中新社
更棘手之处在于：在这些事件中，每个人主要是关心自己的情境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照，被强制隔离既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如果已经感染，且有可能感染他人，那这就不再是个人的事，而变成了一件公共事务，此时个人意志就失效了，这也是桃山村小区居民联名上书要求强制隔离患者的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说，这里的“疑似”本身存在某个模糊争议的地带，而执行隔离的又并非专业医护人员，而是采取行政手段，于是，公共医学上的界定问题就变成了权力是否越界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被隔离收治的过程中，普通人是社区人员“连哄带骗”、软磨硬泡地做工作，而面对一位司法厅退休干部，则需要出动更高层级、更多人上门，且仍未能当场强制隔离，以致要闹到小区数百户联名上书。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的缩影：无论是个体权利还是权力，依据的不是专业意见或法定条款，最终都取决于复杂的权力博弈。
▌公共/私人领域的边界在哪？
武汉女孩“小杭”因一家三口被感染，绝望之际上网求救；她父母先后病重去世，她自己也危在旦夕。然而，她满含血泪的痛苦呼声，被自媒体作者“亦忱”借用过去，渲染之后竟然变成一篇10万+的网文，而文末“赞赏”所得一分钱也没给她。
看到自己的痛苦被人利用，是加倍的痛苦，她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隐私权，将之删除，很多人也谴责这是在“吃人血馒头”，但得到的竟是一句傲慢的答复：“这馒头我吃定了。”
很多朋友在谈及此事时都气到发昏，连平素向来温和的人都说“真的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对于无耻的人，仅仅泛道德的谴责其“无耻”通常没多大杀伤力，但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可以将这种口头的非正式制裁转变为正式制裁，例如微信公众平台对此做出的惩处。
回到事件本身，与其说这是个人道德（“无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权利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说到底是因为在网络时代，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边界十分模糊。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娱乐明星的处境：他们的任何个人私事，都可能被公共化乃至娱乐化。这种没有隐私空间的生活当然不好受，所以范冰冰才说：“万箭穿心，习惯就好。”
在法律上有“强制性坦诚”的概念：公民有知情权，即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像总统等公共人物是国家事务的操纵者，那么他们就不该享有一般普通公民的那种隐私权；因为他们的任何隐私（例如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
对普通人而言，私人领域的事当然属于隐私范围，甚至在网上谈论可能也在此范畴，但社交媒体的传播，却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越出这一分界。像李医生本来也只是在亲友群中悄声告诫大家注意，结果却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个人在网上的求救，如何界定这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本来中国社会隐私权利就未确立，现在更出现了公共/私人之间的大片模糊地带。但无论如何，不能以“这是公共的”来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辩护，在当事人说出要求删除时，就已明确其本人感受到权利受侵犯，如果他本不属于“强制性坦诚”的公共人物（换言之，其私事并不涉及公众利益），那么尊重其隐私权利是唯一正当的做法。
所有这些事例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仍处在模糊、动态变化之中，这不仅有待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参与博弈，而且本身就在考验当权者的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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