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我唯一的缓解方式是不去想——不去想上百家医院物资空缺的背后，藏着多少苦痛。忍耐是我最初几天最频繁而漫长的情绪。我们要接触太多负面消息，每天早上睁眼，想到又有不停弹出的新进度条，想到我们拖着那进度条爬呀爬呀，还有三四成的机率会夭折，我一点也不想打开手机，只觉得日子好转遥遥无期。我已知道有多难了，可为什么这么难呢？仿佛逆风行走。
我在武汉出生、成长，1月20日，我回到四川的老家过年，在四川滞留到现在。除夕那天，我偶然加入“武汉人民互助群”，群里“不谈疫情，只帮助有需要的人”，消息大致分为三类：个人求助、互助消息；已核实的医疗物资供应端和需求端消息；以及建议整合信息的安排。大年初二，看见群里有人在召集志愿者，我试着添加对方为好友，很快通过。没有任何门槛，进来就开始干活。
第一个工作较简单——搜集所有能看见的求援和捐助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微博、朋友圈等平台，我们将其按格式编入文档，再由另一批人审核信息的真假，再逐一电话联络、确认之后，建立起真实的信息库。这项工作单调、冗杂、遥遥无期。最初，每看到有新的信息，我都有种“富足”的感觉——它们被我收录在册，进入下一个流程，或快或慢，终会被解决。志愿者小组的发起者大华说，除夕晚上，她看见朋友圈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帮忙转发信息，但觉得这些分散的信息很难起到作用，便想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让捐助的信息能帮到具体的求助的人。我们近十人在石墨文档上同步更新信息，几小时里能整理出上百条。物资太匮乏了。一些信息里往往包含好几家医院的求助，除医院外，殡仪馆、环卫等同样身处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在向外界求援。每个单位的需求数以千计，但往往有钱也买不到物资。一些市民东拼西凑，凑够几十个口罩就赶紧支援给一线。那时的武汉人就像一只只蚂蚁，带着一点点货物，努力穿梭在这座空荡的城市里。我看着群消息更迭，只能打字再快一点，录入的消息再多一点。但又觉得无论收集多少求助信息，都难以再提供什么帮助了，物资太匮乏了。我面对的第一个转折是取舍。甄录信息的有限人手却要处理层出不穷的消息，为了效率，我们决定不再录入个人的求援信息。一来，更紧急的是湖北各医院的物资空缺；其次，比起医院的求援，个人信息的核实过程更费时费力；最重要的是，大多个人的求援我们无能为力。在不断上升的确诊、疑似病例面前，爱心车队的数量有限，大多也是帮忙运输医疗物资，直接运输病人的话，有被传染的风险。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分散在各地，多数还未自立，其实取舍已然分明。于我而言，个人求助里声声泣血的绝望不忍卒读，我当然更能面对医院给出的简要表格。初次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我唯一的缓解方式是不去想——不去想上百家医院物资空缺的背后，藏着多少苦痛。后来我们慢慢摸出了方向，按官方提供的名单一一联系湖北各医院，建立“医疗物资筹集终端群”。现实是，已经有太多团体联系医院医生——和我联系上的医生总是很感激，有医生在两天加了几百个微信好友，但能对接到的物资却寥寥无几。湖北省肿瘤医院的一位医生问我，“你们真能找到物资吗？我这两天实在加了太多人。”在每一声电话的等待音里，我都会想，这背后往往是软绵绵的、无力的挣扎。一腔热血明了，我们可能做着无用功，甚至可以说是打扰。可我要停止吗？我们不能。于是怀着歉疚，继续联络下一个——那些一天要接很多很多电话、本就在前线奋战的医生老师们。那天深夜，联系完清单中的医院，我终于有时间静下来。武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空旷、寂静，人们困在家里。我无数次拿起手机，求助的信息随时都在更新，于是那些声音像是也传入了我的耳朵里，他们哭泣的模样也在我眼前了，武汉又这样前所未见地喧嚣起来。很快，多少有些物资进来了。最开始推广的时候，我们组织有自己的公众号推文，成员将需求信息发在朋友圈后，会有朋友主动将物资信息联系过来。理想中的流程，是我们向捐助者问明物资、型号、数量、收货方式、自取时间及物资地点，再转告医院，对接成功。这个过程里志愿者绝大程度上是个传话筒，但如果直接由双方自己商议，那么每当有物资信息，医院都要自己联络，医生就要加更多人，会花费更多时间。志愿者当传话筒，本意上是用我们的时间精力换取医生的。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物资紧缺，从采购端下单到需求端收货，每个步骤都靠抢，凡事一急，就脱离了程序。我第一次联系到的捐助者是几个大学生组成的爱心团队，他们自己凑钱，在湖北通城买到一批防护服，问我有没有医院可以自取。当时除了武汉外，湖北其他县市的医院在接收捐赠物资时还不需要出具接收单。在“医联群”里，天门市有家医院说可以去拿，给完地址后，捐赠方说大概次日能到。但是医生又查了路线，发现接收物资的车出不了城，问我们能不能想办法。那时武汉市内的爱心车队不少，但他们也出不了城，地级市又没建起车队，联系不到运输途径。医生又向上反映情况，申请能批准他们的车子出去，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一个出不去，一个进不来，只能放弃。仍是这个捐助者再次联系我，说找到了口罩的货源，急着下单，催我要医院的地址。我转头联系医院，医院欢天喜地地给了，那边很快回复“好的”，这一过程快得不可思议。但半小时后，捐助者再次找我，说这批外科口罩很薄质量太差，他们也没办法，又赶紧说，一次性手套总没标准了吧，我们去定手套。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厂商说什么都只发到付，我只能再次安抚医生，恳请对方放心，我一定会把邮费转给他们的，不会让他们为难。经历重重变卦医生们也无怨言，只说，“好的，没关系，有的用就行，多的我也没有了，谢谢你们。”发往天门市的物资卡了挺久，因为那边封路不好提货。但所幸，历经十天，还是送到了医生手里。对比起过年时，最近医疗物资情况依旧没多大好转。物流方面，爱心车队不复存在——政策下来，各社区严格限制出行人员，而且有部分爱心车主在疫情爆发前期、各方调控还不到位的时候冲上前线，因为防护不到位不幸感染；有朋友寄出去的口罩被截住了，客服也很干脆，直说被截胡了，随后退钱了事；也有快递堵在路上，问原因就是不想来，不敢来，不能来，这其中又分地区，浙江发货的就可以进来，令人困惑。所以，很多医院这么多天来依旧物资紧缺——这些在路上的物资，使前面所有挺过来的进度条停在了最后一个环节。最难的环节是物资货源方面。其中，最紧缺的仍是防护服和口罩，像酒精消毒水一类，厂家货量较充裕，也会直供给各医院。还有一类物资如蔬菜、衣服等，我们联系了负责武汉部分医院后勤的集团，交由他们处理。随着前期大批量捐赠物资落定，大多数爱心人士拿着钱愈发买不到物资，这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假货和骗子。有些人起初打着捐赠的名义联系上我们，几天后活跃起来，发现是做口罩等的代购生意；还有些二贩子完全复制厂商的朋友圈，然后以每件高几元的价格发布出去，趁机赚黑心差价。武汉的疫情备受瞩目，武汉的大医院让人牵挂，在大家定向捐赠给同济、协和等医院时，受不到关注的小医院依旧在每天呐喊，“还有没有不是定向捐赠的物资，不达标也行，我们什么都要，总比赤身肉搏强。”也许他们的呐喊被听见了，但他们仍没有喘息的机会，这又回到物流——如口罩这种物资，很可能被卡在最后环节。忍耐是我最初几天最频繁而漫长的情绪。我们要接触太多负面消息，每天早上睁眼，想到又有不停弹出的新进度条，想到我们拖着那进度条爬呀爬呀，还有三四成的机率会夭折，我一点也不想打开手机，只觉得日子好转遥遥无期。我已知道有多难了，可为什么这么难呢？仿佛逆风行走。我们渴望为逆行奋战的人们做点什么，不忍看见绝望中的人无人应援。但一个坚强的志愿者在工作时要能管住同理心或干脆放下它，免受反噬。大华说，十几天来发生太多事情，也渐渐麻木，但她说，我们的行动被宣传后，大年初一有个重庆的司机联系她说，“我有车，只要武汉有需要，我随时启程。”我想很多志愿者都和我一样，越做下去，内疚越深——我们的力量太小，平日里不起眼的小困难都成了拦路的巨石，每次颠簸都可能葬送一次希望。这一路有很多团体和我们一起前行，大家慢慢也建起了自己的救助范围。我们组织慢慢锁定在武汉的小医院和湖北地级市医院的物资援助；有些组织则专门处理个人求助信息；还有些志愿者观念有别于我们，他们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进来，比如用数学建模，但这项工作没有政府和大集团的支持难有成效。我们组织里有学医的志愿者，帮忙进行物资审核，也有各种语言专业出身，进行海外物资的翻译。每个人的力量看似有分量，但汇聚越多，目光所及越远，越显我们渺小。到最后我仍忍不住问，为什么救援的路上，关卡重重，大大小小全是问题。我仍觉得人力物力财力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诚然我们只是散落在民间的志愿者们，仍渴望能真正破开迷雾，让我们问出能问的，让我们的心有凝聚的方向，让救助的进度条快快走完。*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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