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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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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健康医疗知识的普遍性缺乏，加上大量商业性医药企业耸人听闻的夸大宣传造成了公众健康的心理性恐慌。无知和过度的商业宣传形成了健康问题必然危机生命的大众认知，从维持生命的人性底层上滋生了心理层面的恐慌，驱动了盲目的就医行动。
中国医患之间的共生关系不是建立在基于客观知识和技术之上的专业性服务关系，而是建立在一个缺乏知识和认知共享的，扭曲化的医患关系，这形成了患者对医生的依赖，也加剧了医患资源的配置失衡。
中国的医院像是超市一般。大医院像个大超市，小医院像个小超市。尽管实施了各种医改，但是就医难和医院里的人满为患、排着长长的队、诊室外坐着满满的人依然是中国医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昂的医疗费用，难以看上“名医”，没有床位等困扰着中国的医疗事业，更让没有关系，没有钱的百姓的医疗难上加难。有人说医院太少，医生太少，有人说医院要挣钱等等。不同的专家也给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决的方案。实际上，就医难的问题远比这些答案要复杂得多，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经济的根源。
在中国，身体稍不舒服，大家常会说，那得去看医生。得了小小的感冒就不辞劳苦到医院就医。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面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这其实并没有错，医学的发展让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但是，并不是身体有了点不舒服就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我20多年前在国外学习时，得了感冒，就问医院在哪里，到了医院，医生说这里不看病，你去找你的“咨询医生”，后来我找到了我住的地方的医生，她听我说了症状，说你回去多喝水！我当时想，这叫啥医生啊。我的国外朋友得了感冒，我说你得看医生啊，他们说不用，多喝水休息一下就好了！他们说的和医生说的一样。国外拿不到药，我不得已，让人从国内带了很多感冒冲剂，我有时候也会给得了感冒的外国朋友一些感冒冲剂，他们笑笑说，哈哈，中国人都是医生啊！他们一般都会礼貌地拒绝。在中国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感冒病毒是没有药的。治疗病毒引起的病主要靠自身免疫或者疫苗。艾滋病到现在研制不出疫苗，因为病毒破坏了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无法医治。一般性的病毒感冒对于没有其他疾病的人来说只要休息几天就会康复，即使得了拉肚子等细菌性的感染，如果不严重，也会自己康复。基本健康医疗知识的普遍性缺乏，加上大量商业性医药企业耸人听闻的夸大宣传造成了公众健康的心理性恐慌。无知和过度的商业宣传形成了健康问题必然危机生命的大众认知，从维持生命的人性底层上滋生了心理层面的恐慌，驱动了盲目的就医行动。这就导致了感冒流行季节医院的人满为患，导致了人人求医去医院的“特有景观”。这种社会心理维持了医药企业的利润，也不断推高对医生和医院的需求，强化了医生和医院的“社会权力”，除了病人，没有人希望医院冷清无人。公众心里的“医生=健康”的认知最终导致患者成为了牺牲品。医治身体的纯洁使命被市场化以后使得患者和医生和医院形成了共生关系体，医院和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公众医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大众自身保健的实践是解决医疗供求失衡的基础。不用药、少用药意味着健康康复回归自身免疫，避免了过度医疗对自身免疫的损害，也意味着医院和医生负担的缓解，但却同时意味着医药产业的利润下降和医院、医生社会地位的回落。所以，解决就医难的问题远远要比增加医院，降低医疗费用等措施复杂得多。在非洲的原野上，羚羊的天敌是狮子、猎豹等食肉性动物。人类的天敌是微生物。除了机械性的伤害，器官功能以及衰老等问题以外，微生物感染是人类的主要问题，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病”。中国人传统上看病是看中医。把脉，看气色等等都是诊断的手段。这样的诊断不能说没道理，对于善于积累研究的中医来说，医生可以积累很多的经验，可以诊断出很多的健康问题。但是，这样的诊断往往非常个人化和经验性，无法成为普及性知识和技术。因此才会有所谓神秘的“名医”。而中国人治病主要是中草药。草药也是人类看病最初的方案，这也来自经验。青蒿素就是来自于黄花蒿。我们的中医治疗大多是给你开一些各种草药的混合体（现在也有中西医结合）。很多病的药方也只是各种草药不同比例的混合而已。很多草药，如云南白药，有止血功能。但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我们也很少知道它为什么能止血。实际上很多的草药几乎没有任何医效，大家不敢说，一说就是否定传统医学，因为一大批药企和中医很有话语权。中国这么大，总会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中医名医，他们有经验，也能看好一些病。而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自身免疫发挥了作用，我们吃了药，病好了，我们会把康复看作是医生高明的技术。久而久之，“医生”在中国就是救命恩人。医生需要病人维持自己的生计，病人需要医生挽救生命。但是，奇怪的是，中国自久就有“医不自治”之说。即使很多有名的中医除了往往强调日常的保健，很少吃自己开的中药。而我的一位美国朋友的夫人是医生，我问她病了看医生吗？她说我是医生啊，自己可以看，但是要先检查。西医的发展基于对于生命过程的认识，形成了所谓的细菌、真菌和病毒等人类生态的基本理论，并相应发展了诊断技术。而中医没能发育这些。这就是为什么连康熙得了疟疾，最后还是传教士用奎宁治好了。不能说西方的医患之间不是共生的关系，但是很少有对医生的过度“迷信”。如果你得了肺结核，吃了青霉素就可以。打了天花疫苗，就可以防止天花，对症下药的医治体系打破了生命过程的神秘，也降低了医生的个人作用，去除了医生的神秘感。但过去在中国，无论你有钱没钱，都得看着医生一边把着脉，一边闭目思考着你得了啥病，病人的命运就等着医生开口。当一个结核病人在一个老中医慢条斯理中接受把脉，然后吃一些草药结束生命以后，估计很多的医生会说“来晚了啊”。“来晚了”是这些医生在对生命体缺乏深入了解，也缺乏有效诊断和医治手段情况下维持其“社会权力”的无奈托词，患者只能无奈地接受。因为没有理由说医生无能，都到了咳出血了才来，能不是晚了吗？我无意说中医无能，西医伟大。人类的生命过程太复杂了，西医对于很多病也是束手无策。但是估计他们不会说来晚了，他们会说这个病现代医学没法治。中医的缺陷为医生回避“医责”创造条件，也同时生产了“德高望重”的医生群体。相反，在西方，很多传教士就能看病，其实他们也算不上今天意义的医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消毒，带着抗生素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懂一些基本医疗知识的普通人罢了。即使在今天，在西方也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多的“德高望重”的名医。他们只不过是些经过训练的，依据设备和仪器检查后来治病的专业人员而已。中国医患之间的共生关系不是建立在基于客观知识和技术之上的专业性服务关系，而是建立在一个缺乏知识和认知共享的，扭曲化的医患关系，这形成了患者对医生的依赖，也加剧了医患资源的配置失衡。照例说，看病贵，大家可以选择不去看病，但是有的病的确必须治，而药企对新药的宣传以及网上铺天盖地的关于健康的耸人听闻的宣传都让无知的大众有一个念头：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没有病人的医院无法生存，不开药的医生没有奖金，为了吸引患者，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在网上和医院大厅详细列着一大推的医生的头衔，国家突出贡献、主持国家课题、博士生导师等等。这些当然说明医生的学术贡献，但是这与能不能看好病基本没有关系，只是迎合大众迷信名医的心理罢了。本来处方药的制度设置是为了避免药物滥用，反倒加剧了患者对医院的依赖，强化了医院的药物垄断。由于社区性医疗的缺失，有病就只能往医院跑。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基层、农村的人往大医院跑，造成了医院人满为患，就医难的困境。*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风格感觉》（机械工业出版社）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