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全文41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具体到这次疫情，我的判断是犯罪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个最主要原因是生活困窘：曾经小康的日结劳动力，很多瞬间就失业了；美国不少普通百姓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现状是零存款、“月光”，每个月依靠工资支票来支付下个月的水电煤和一日三餐。
持枪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包括长期签证居民）的合法权利，在很多人都得出接下来一段时间犯罪率将有所提升的结论之时，囤枪、囤子弹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事实上，要不是这段时间出门不便，我还真打算考个猎人执照和枪证，买几把枪囤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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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中听松涛，世事如海潮。“Shelter-in-place”（就地避难）的指令，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头一遭。然而，如果善加利用，未必不是繁忙庸常生活中难得的静心时刻。生死当头，很多曾经觉得无比重要的事情，忽然显得那么不足为奇；而曾经那么不起眼的点滴幸福，又忽然变得那么值得珍惜。
在上一篇里我提到，“在口罩和食品的判断上，我都错了。”误判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所幸我们只是黔首百姓，并不像白宫或唐宁街的那几位那样影响巨大。在口罩方面，除去寄回国内亲友的口罩，手头还有一月底采购的一百多只“一次性”；然而两个多月以来，我们全家三口累计用掉的，也不过区区两三只。3月16日，湾区的6个县（county）联合发布了“Shelter-in-place”（就地避难）的指令，除了生活必需的相关行业外，其他各项生活服务基本都关闭了。在指令生效后，我和母亲去了唯一一趟生鲜超市Safeway采购肉蛋奶，消耗口罩两只。往后的日子，我们再也没消耗过口罩。国内口罩产能最近明显大幅提升，这一两周一直收到各位亲友的善意，说要给我寄口罩，非常暖心。事不在大小，患难见真情。直到4月3号，川普总统才宣布，CDC决定建议美国民众自愿戴口罩，或者围巾等能够洗涤和反复使用的织物，但要将N95口罩和医疗物资留给医护人员。川普表示，这是建议性的意见，他本人不会戴口罩，并强调保持社交距离仍旧是最关键的限制疫情的措施。最近几天在街头跑步时，戴口罩的非亚裔人群明显增多了。看来CDC的防疫指南对于普通民众还是有重要影响的。Safeway是一家典型的美国生鲜超市，类似于国内的永辉。我们有自己的盘算：大华（Ranch99）和好市多（Costco）人太多，风险太大；隔壁社区的Safeway小巧玲珑，看起来不像人会多的样子。而且学校有好朋友告诉我们，半夜1点的Safeway最安全，几乎没有美国人会在子时抢购。吸取经验的我们晚上11点半驱车前往，结果只收获了一纸告示——“Shelter-in-place”（就地避难）期间，为充分备货，营业时间缩短到晚上9点关门。一不做二不休，次日凌晨5点55分，我们又去了。月黑风高夜，超市抢购天。前头已经有十几个顾客排队等开门，并没有人自觉保持社交距离（6英尺/1.83米），除了我们和另一家华人家庭，也并没有人戴口罩。可见即便在人口素质（具体而言是平均学历）普遍比较高的湾区，法治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制度，同样需要强制执行的外力监督——最近管控措施升级，警察可以对违反禁令者处以高额罚款甚至监禁，大家一下子就“自觉”保持社交距离了。人性如斯。（至于口罩？依旧不是必须的，自然也没有警察会在意。事实上，据我观察，警察们自己也基本不戴口罩……）超市6点准时开门，我们尽力保持自己的风度，因为其他人也并没有狂奔扫货。闲庭信步般踱到货架，发现水果、蔬菜、牛肉尚算丰富，大家常讨论的厕纸也额外增添了储备，然而——鸡蛋没了！对于一个热爱吃鸡蛋的家庭，鸡蛋的断货是不可想象的。一丝恐慌油然而生。回家以后马上展开新一轮网购，然而无论亚马逊生鲜（Amazon Fresh）还是Weee!（一家西海岸常用的华人生鲜网购平台）都明确让我知道，我对食品问题误判了——不是没有货，而是没有送货员了。所有的送货日期都是一片灰色（不可用/unavailable），不仅本周没有，下周、下下周也都是一片灰色。很明显，瞬间爆棚的需求熔断了生鲜网购平台的送货能力。想起我们一个小群里的朋友经常讨论国外的疫情进展到“第几集”了，这一集在疫情初期的国内也似曾相识：北上广深的白领彻夜守着生鲜外送网站刷单，还总结出不少网站补货的规律。记得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彻夜在北京站排队买春运的火车票而瑟瑟发抖；而若干年后的高铁时代，再也感受不到这种排队的苦涩和抢到票的狂喜。可见物质极大丰富——亦所谓“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是人类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物质短缺的恐惧一定是深入骨髓、刻入记忆的。瞬间理解了二月在各大超市扫货的华人大妈们：虽然谈不上雅观，但生存的压力下，谁顾得上那许多。都说“理解万岁”，但人与人的互相理解之难，真不仅在于“巴别塔”式的语言沟通之困扰，更在于身份、地位、境遇和经历之千差万别。当然，既然这会儿在美国的大家都还活得尚可，说明食品问题终究是解决了。摸索多日，填饱肚子的方案有二：一是Instacart（一家代去超市采购的外送网站）人手尚算充裕，一般可以安排一周以后的送货日期；我在上头采购了海量的吃喝素材，货送到的时候，出于生物生存本能的紧张感终于暂告段落。二是“超市大冒险”，戴上口罩、眼镜、手套，去依旧人来人往（且不怎么戴口罩！）的超市一搏。我没有亲见，只能转述朋友的见闻。三月的好市多（Costco）和大华（Ranch99）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客流量作总量限制，出一个才能进一个、排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习惯了以后，听起来似也没那么恐慌了。然而我还是选择敬而远之。既然有送货上门的选项，何乐不为。这段时间，国内友人常给我发来善意的安全提醒，以及略带惊悚的美国超市打砸抢视频，我只能回复道，“幸运的是，我还没有亲见”。说起打砸抢，是一些国内友人提到疫情中美国的第一想象。搜了一下相关数据，中国的暴力犯罪率和谋杀率确实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则差不多处于世界中游。考虑到美国一些人口密集大城市在治安方面的臭名昭著，与北上广深确实难以匹敌。我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最富裕、最安全的地区之一，犯罪率不仅低于旧金山市区，也远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然而，加州2014年公投通过的、由州长签署的著名的47号法案（Prop 47）规定，在户外盗窃财物价值未超过950美元，由原来的重罪改为轻罪。很快加州就开始流传一句名言，“没有被砸过车的，不算加州人”；盖因砸车盗窃所得往往不超过950美元的限额，而案犯就算被抓到也往往当场释放。我回到上海和北京时，每次谨小慎微地锁车并清空车里贵重物品，屡屡被朋友们嘲笑。无论如何，疫情之前，美国整体治安状况还算凑合。然而，具体到这次疫情，我的判断是犯罪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个最主要原因是生活困窘：曾经小康的日结劳动力，很多瞬间就失业了；美国不少普通百姓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现状是零存款、“月光”，每个月依靠工资支票来支付下个月的水电煤和一日三餐。此前联邦政府停摆期间，有的联邦政府雇员都瞬间陷入了无米下锅的窘境。这对秉持“公务员等于铁饭碗”理念的中国普通百姓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没什么铁饭碗，也一向不如西欧、北欧一些国家那么强烈的左翼倾向。“不劳动者不得食”固然是中美两国百姓的共识，但危机骤然来袭的时候，失去劳动岗位的人数之多，真的会超出想象。根据本周公布的数据，仅梅西百货（Macy’s）一家公司就有12万人失业，波音也将向其16万名员工提出“自愿离职计划”；全美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更达到创纪录的660万人。《管子》有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秩序恶化，恐怕是人类社会恒久不变的规律。犯罪率可能提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校停课、公司停工（“在家办公”）。年轻人的荷尔蒙无处发泄，日常能打发时光的酒吧、餐厅、电影院悉数关门大吉，不折腾点动静出来倒真不正常了。有些朋友也给我传来过佛罗里达州海滩上年轻人遍地开派对的视频，虽然很容易理解，但社会治安问题确实会因此而变得更为严峻。在很多地方，连海滩都关了；我上周还带老人散步过的著名的斯坦福盘状山丘（Stanford Dish），一个纯露天的徒步公园，也宣布将从本周末起闭门谢客。那么，怎么办呢？去年初选季，一位人大师兄曾给我们科普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理念，也就是，无差别地给每个18-64岁的美国公民每人每月1,000美元。当时出于对大“撒币”的本能警惕，我提了很多质疑；但时隔大半年，在如此重大灾难的背景下，我忽然觉得UBI是非常棒的想法：既不用费心费力甄别需求，也不用担心中途被人截胡。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底层民众才不会被“逼上梁山”，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当然，杨安泽的UBI并非着眼于个别性的重大灾难，而是更看重长久的日常保障和激励；但道理是相通的。保障了基本的生存，才有基本的体面。顺便说一句，不少发达国家百姓抢购厕纸，其实也是希望在非常时期能保有基本的体面。至于没有去抢购米、面、油，则是因为他们（相比于华人新移民）承平日久，脑海里生存危机那根弦崩得还不够紧。倘若时光倒回到185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后不久，恐怕多数爱尔兰裔移民也不会只顾得上争抢厕纸，而忘了抢购面包。大约二月份，还曾收到过不少朋友转来的“美国人不囤食品、先囤枪”的新闻；同样由于没有亲见，我没法证实；但持枪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包括长期签证居民）的合法权利，在很多人都得出接下来一段时间犯罪率将有所提升的结论之时，囤枪、囤子弹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事实上，要不是这段时间出门不便，我还真打算考个猎人执照（Hunting License）和枪证（Firearm Safety Certificate，FSC），买几把枪囤在家里。众所周知，持枪权的来源是宪法第二修正案所希望的保障民兵和州权，制衡联邦政府权力；但时至今日，个人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无法靠民众持枪权来制衡了，持枪权最大的意义转向了保护普通个人的权利，提升暴力犯罪的成本。试想，如果种族歧视真如一些报道所说那么严重，那么弱势族群（无论是华人还是其他群体）所合法持有的巨量枪支将是警察到来前的最后保障。当然，在绝大部分社区，治安并没有糟糕到那样的地步，反倒是最近一些遍地开花的“华人互保”微信群（理想机制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在群里召唤，邻里迅速开车过去支援）看起来有可能最终会沦为广告集散地。我一向认为，常识才是最有力量的。“一家有难、八方相助”的美好理想，在彼此没有深厚的感情羁绊和日常互动的情况下，十有八九会成为“公地悲剧”：所有人都想着索取，没有人想着付出。若真想要邻里互助——母校湾区校友会群里有校友就说得很好，还不如“多帮帮我们社区的低收入和老、病家庭，帮人就是自救。”归根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平时为富不仁，就不要指望紧急时刻有谁来雪中送炭；平时与人为善，总归会有心存感激的受惠者默默关注，乃至拔刀相助。小到街坊邻居，大到族裔与国家，都是类似的道理。当然，我们会发现有些群体属于英国报人David Goodhart所谓“anywhere people”，也就是“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很好的人”，天生对当前所居住的社区没有太强的认同感和融入感；在当前这样全球化大幅停摆的非常时期，就与大环境颇有些格格不入了。这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且待下次再详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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