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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和立足点。当前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这么看来，中国有多少人是成功的？有多少人是不边缘的？
可能这种不成功的、边缘的人才是社会主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愿意写普通人，甚至是某种边缘的、底层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整体的基础和实质。它既不奇怪，也不特定，反而十分普遍，我愿意一直去关注普通人。
有人问我：疫情过后，你最希望看见什么人？我说希望看见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一直在写作，却不太愿意追踪热点或流量很大的事件，而更倾向于关注一些特定的群体。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基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路数——书写普通人。为什么写普通人，或者，为什么不愿意写那些所谓“成功”的人？“成功”的人身上并非没有写作价值，但我觉得，在他们自我感觉比较“不普通”的状态下，很多东西难以真实展露。而且，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被书写。这可能是一种天然的现象。我出生在农村，从小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高级”的人，相比起来，他们的日常生活面临更多的危机。在危机下，生活面貌和人性的真实一面才有机会得以呈现。所以，我就形成了一种关注普通人的写作倾向。我觉得普通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和立足点。当前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这么看来，中国有多少人是成功的？有多少人是不边缘的？可能这种不成功的、边缘的人才是社会主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愿意写普通人，甚至是某种边缘的、底层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整体的基础和实质。它既不奇怪，也不特定，反而十分普遍，我愿意一直去关注普通人。第一类是我自己的家人和乡亲。我的写作背后有一种力量，来源于我的母亲和外婆。作为女性，他们对我的影响超越了家庭中的男性角色。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只上过一两个月的学，但她很善良，也很坚韧。我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母亲领着我们干农活。赶上天旱，母亲逼着我们和她一起用木桶从溪里抬水，一遍一遍地浇地。水浇下去马上就干，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母亲似乎是在说，要让老天爷看看天旱造成了多大的后果。这种虽然弱小，但却坚韧的性格，可能是底层人民特有的一种气质。我的乡亲们大多也是很平常甚至卑微的人，看不出来什么有特色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做出多少惊人成就，却打造出我对世界的感受，形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当然也包括我写作的底色。所以，对乡亲那种天然的感情是我背后的力量。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我是因为他们而出发的。第二类是底层的特殊群体。很多人由于偶然的、经济条件的制约，或者是制度性的不公平，不得不走到一个危险的地带，被抛入社会底层，最终陷入悲剧，成为“特殊的群体”。在底层，有些人会彻底垮掉，但也有人在坚持自己的人性。比如，我的家乡没有什么资源，只有一些小煤窑，于是周边村子形成了下煤窑的风气。由于煤窑劳动的特点和风险，年深日久，家乡里形成了两个群体：尘肺病人和瘫痪矿工。我家乡的尘肺病人数量庞大，他们一步步地失去劳动能力，最后成为家里的负担，死亡时非常痛苦。他们的生命像尘土一样，似乎看不到任何价值。我小时候的同学中，有一家三兄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这一家的遭遇非常悲惨。老大娶了亲，也是开矿，但很不顺利，死在外面；老二得了尘肺病，死的时候连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用软兜子把尸体兜起来，抬尸时又滑落到草地上；老三也患上很严重的尘肺，失去劳动能力。有些矿工受伤之后瘫痪在床，活动在有限的狭小空间。我认识一位瘫痪矿工，现在还跟他有联系。他既要活下去，还要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想以自己的十字绣做一些义卖、捐献。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可能已经陷入悲剧，但他们仍然在维系自己的人生意义。他们虽然是受难者，也在争取当个正常人——普通人背后还有正常人的意思。他们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状态中，坚持自己人生的价值，承担自己的人性，非常可贵。另外，上访群体也属于底层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身份更为敏感。我早前在北京接触了很多上访的人，前段时间，我还见了一个当年的上访者。初见她时我很震惊，看得出来她曾经是个清秀美丽的女性，但脸只有一半是好的，另一半面目全非——为了家里房子的拆迁问题，她用酒精自焚，把自己烧成这个样子，最后也只是得到了一间半地下的房子。但她还在做公益，这非常可敬。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她在自身艰难的处境下仍保持住了人性的温暖。他们是一群卑微的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但卑微的人如果承担住了卑微，还能够散发出人性的光辉，那么他们身上的力量就会比那些不卑微的人还要真实。第三类是历史中的边缘人。我读过历史专业，所以对主流历史之外的人一直很有兴趣，也接触到一些在特殊历史时期受过伤害的人。在他们身上，人性与思想交织，可以反映出我们时代的某种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抗战时期，很多青年女性追求进步，就跑到“灯塔”延安去。但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她们在延安的处境非常艰难，恋爱结婚都不自由，很多人结婚由组织分配，配给谁就是谁，自己是没有机会发展的。很多女性都是这样，明明有自己的追求，却在历史途中悄然掉队。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看到的名人伟人背后有大量这样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他们默默地在革命的途中消失了。前不久，我去西安见一位老人，他是从夹边沟回来的，已经80多岁了，他在夹边沟亲眼见过别人吃人肉，他没有参与，但是他把这些写在日记里并偷偷保存下来。当时如果日记被人发现，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不仅努力活下来，还把文献带出来了（这是唯一从夹边沟带出来的资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这类群体大多是老人，他们身上似乎没有什么“温度”，却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跟他们在一起时，会感到深邃的压力。但我想，在我还能承受这种压力时，还是努力多见见他们，去给他们带来一点点人生的温情，能有一点是一点。第四类跟我本人有关，就是在城市里漂泊的人。我从乡村出来以后，就跟中国很多人一样，看起来也正常，但是又不正常。你在一个大城市生活工作，但在这里你没有根，没有户口，也买不起房，甚至社保也没有正常交纳，这种漂泊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这种群体是很庞大的。我写过我的一个朋友，她在北京漂了很多年，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就养了一只狗，后来这只狗去世了，她就非常的悲伤，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伴侣。她甚至幻想现在这只狗会转世，变成她的儿子。这种漂泊感或孤独感，我想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我感觉中国大多数的人其实可能都处于一种飘的状态，心境都在一种不确定的不安全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也蛮能体现在我们社会生存的一些问题。最后想说的是孩子，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寂静的孩子》，里面写到一个孩子群体，这个群体是比较特别的，主体是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当时我去到广西的一个村子，全是留守儿童，一个村子可能有六七家走过去，没有一个家里是有母亲在的。所以当时我就感到，一个村庄怎么可以败落到这样一种地步？怎么可以寂寞到这种程度？那些孩子们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寂寞的情态，那么小的年纪，你就感觉到他已经放弃奋斗，放弃希望和反抗了，他已经懂得了很多他那个年龄一般懂不了的事情，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心态。比如他们会爬到树上去眺望远方，他们小孩特别喜欢爬树，你能感到那种期待，但其实同时又不抱期待的状态，让我感到他那么小，怎么能够有这种情态呢？其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妈妈长期在外地打工，她还算好的了，爸爸妈妈都没有离异，爷爷奶奶在家里照顾她，但是她跟她的妈妈不能对话，为什么？因为她妈妈不是本地人，她妈妈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这个女孩子没有跟妈妈长期相处过，不会说她妈妈的方言，她妈妈一直在深圳或东莞打工，她们打电话，她都没办法跟她妈妈交流，就像外国人一样，她们俩无法说话，一个亲生母亲跟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说话，我还觉得挺悲哀的。而另外一部分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就是跟着父母流动到城市，他们有他们的艰难，因为这样的话肯定住的很差，比如我写的《北京五环外的最后日子》，孩子住在窝棚里，后来窝棚还被人家摧毁了，学校收费还很贵，然后天天都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家里人辗转漂泊，住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夏天热得要命，也没有热水和卫生间，洗个澡要跑很远，到村子里洗，村子里澡堂被拆了之后，一整年都洗不到澡，生活是很艰苦的。而且现在好多小孩子又被赶回家乡去了，但他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在家乡待着，挣不到钱，还是要在城里面挣钱，孩子们就又变成了留守儿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流动儿童也是蛮让人心疼的，也希望大家能关心到这么一个群体。以上是这么多年来我书写的普通人的几个群体。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产生联络，有一种彼此平等的关切和交流，我不愿意去做那种功利性特别强的采访。我想普通人和普通人相互看见、相互交流，这样我们大家互相理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少一些障碍和隔膜，多一些宽容和理解。我想，不一定要写出多么优美高深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关心人、传达人。脱离了生活状态或现实背景，写作若想穷究人性里面的那种曲折，很可能会落空，我愿意把被书写者还原到真实的生活境遇当中，去安放他们的人性。这是我的写作倾向，也是我的写作目的。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时候，我有三种视角。我曾经长期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写作者，还参与过许多公益的项目。记者、写作者和公益人，这三种视角对于基层的那些人而言，带来的认识和感受方式是有差异的。做记者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去抓有新闻性、冲突性，也有时效性的点，更在意那些明显能引起大家关注的矛盾冲突，而不太去关心人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细节，但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或者普通人的身份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也更能感受到这个人处于日常状态下的情态，而当你已经是他的熟人、朋友甚至亲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在非新闻状态下是怎样的，这种状态，就是更接近自然的状态。但我不能说新闻状态下的人就是不真实的，因为当人处在那种条件下，它也是一种真实，只是这种真实，或许力度很强，但长远性并不强。这两种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当前者引起我们的关注，才有机会让后一种真实被看到。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去采访新闻了，没有了对日常性的保障，社会会变得极度不公平，也不会有这种日常生活的可能了。第三种视角，就是作为公益人去和这些人接触，这种情况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也会有目的性，虽然这个目的性和前面所说的新闻的功利性不同，但它也是一种目的性。你把他们视作公益的对象，而他们也把你看成一个做公益的人，于是你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帮助者与受助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强化某种东西，也会弱化某种东西，强化的是那个人需要帮助的情态，跟新闻报道类似，它会把某种东西集中呈现出来，甚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只是成为这样一种关系。弱化掉的则是他身上一种自主的自然呈现的东西。因此，在我采访那些孩子的过程中，我并不是以一个新闻人或者公益人的身份出现，虽说是公益组织介绍我去的，但我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状态。不过，公益组织的介绍多少会让他们对我有一些信任感，但我也说清楚了我并不能给他们多大的帮助，我既不是来扶贫的，也不是来做慈善的。我在这种前提下和他们相处，才能让他们摆脱一个受助者的思维，让他的自我在一个比较自在的状态下自然呈现出来。当我们在公益活动中接触人的时候，你如果想要真的去理解一个人，就要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局限，不去受限于这种帮助和受助的关系。比如对于一位尘肺病人，只意识到你要帮助他是不够的，他自有他生命的丰富性，也有他自己的需求，我相信，就算是病入膏肓的人也一定有他的人格和自尊。当前的舆论环境有这样的状况，大家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一些较为宏大的主题上，或者更多关注到流量明星和网红们，微博上是最明显的，明星随便有一个什么动态，就有无数的人去关心。但同时，普通人的一个事情，甚至涉及到很多人利益的一个政策或者事件，除非它是特别恶心或奇特的，其实能引起的关注并不多，写普通人的故事，关注的人也不会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眼下我们可能被诸多宏大的理念还有娱乐至死的氛围所包围了，这些东西剥夺了你的注意力，使得一些有价值的群体或者事件多少被忽视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没有办法，作为写作者来说，我个人不会奢望自己能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多到烂大街的读者群，但是肯定会有一个读者群在那里。相对来说，这样的读者有他自己想要关注或关怀的，或者有某种面对自我和思考社会的能力，这样一些人始终还是有的，虽然这种人的声音很难发出来，也可能会减少或者受到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一个全民盲视的地步。所以在当下，我们只能做好自己，也要相信有这么一些同道者在，至于说怎么改变这种状况，真的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只能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必要跟风，就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没必要有那种落伍感或者说失败感，这就是我们眼下能做的。*本文为袁凌在爱德传一沙龙“看见普通人”上的分享，经袁凌审定和授权发布；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城市与压力》（中信出版集团）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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