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中国的乡村振兴仍是一个现代化问题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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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自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一词已经从宏观政策下沉到公众话语，虽然“乡村振兴”时常被谈及，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往往并不一致，有时还会丛生分歧。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新背景下，中国乡村呈现出什么新变化？乡村振兴的难处和困境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衡量乡村是否“振兴”？

“大问题”是南都观察推出的新栏目，这一次，我们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提问，在他看来，乡村振兴在根本上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当前，中国乡村呈现出“离土”、“守土”与“归土”三种复杂交织的现象，构成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的“三重变奏”，折射出中国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转型困境——集中体现为“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和“小农组织与基层政治”之间的“三大张力”。他认为，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促进城与乡联动发展，才能让中国乡村真正振兴——

▌乡村振兴仍是现代化问题

在字面之外，乡村振兴有着更深刻的内涵。谈及乡村振兴，就意味着当前的乡村的现状和“振兴”之间存在距离，而这种距离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乡村振兴。政府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对乡村振兴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很显然，乡村现状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之间的差距，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应遵循的过程。

我认为，乡村振兴在根本上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在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包括国民政府、地方官僚、商业精英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多方主体共同倡导在农村推行平民教育、卫生建设等工作，这实际上是中国精英阶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从某种方面说，现在的乡村振兴也算是当初乡村建设的继续，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从这一层面解读，乡村振兴可以看作是在新阶段由政府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新进程。当然，当下的乡村振兴也有其他方面的含义。

当下中国农村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农村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空间都被大大压缩。在三十年代，95%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农村地区，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60%以上；到了今天，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1%，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概只有不到8%。而且，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的地理空间大大被压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了“现代人”或者“国家的人”。所以当今的乡村振兴和早先的乡村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三重变奏”

近年来乡村呈现了独特的问题——“离土”、“守土”与“归土”，“三土聚合”。这“三土”现象集中呈现了中国乡村变化的核心特点，构成在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的“三重变奏”。

首先是“离土”，这一现象以前由于很多原因十分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减弱，但其总体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离土”的过程使得中国三四亿人离开乡村，构成今天城市居民的主体。只要城市或城镇空间能够不断接纳外来人口，乡村人口还会继续向城镇转移。而且随着城乡社会的公共服务差异不断缩小，农民整体素质逐渐提高，乡村人口有了在城市更强的“落脚”能力。

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乡村人口主观上不愿意流动，而是由于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被差别化对待，且农村人口的知识技能难以满足城市现代化需要。当然，“离土”的趋势仍在持续，因为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远超农业对GDP的贡献率，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离土依然是当前乡村振兴的主旋律。

在“离土”的同时，中国乡村又出现了“守土”现象，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尽管他们可能早已离开乡村，但仍旧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

第一种情况是“不得不守”，在有些极度贫困的地区，有些农民由于多重原因无法掌握能在城市安身的知识技能，流动能力薄弱，为了生计安全，只能留守乡村。这种情况比较少，主要发生在深山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

第二种情况是“守望预期”，这是中国人“守土”的核心。很多农民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甚至子女已经是城市户口，但仍旧守着家乡的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上，他们在守望着某种来自城市的预期。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使得“农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人希望获得农村的土地，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城市人购买农村土地是违法行为，农村的土地只能在农村社区内部流转。但由于农民普遍缺乏流转土地所需的资本，所以参与土地流转的兴趣不强。依靠土地与房产是中国人的致富经验，城市人对农村土地的期望也提高了农民守土的决心，囿于制度因素，农民或者自己种一点，或者租给他人，或者撂荒，他们在等待中继续“守土”。

第三种情况是“守望福利高地”。国家制度允许农民在进城的同时，可以不放弃乡村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农民进城谋得一份职业，一方面能获得市场对行业的优惠补贴，另一方面也能拥有国家对乡村的福利政策。农村不仅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还逐渐成为“福利高地”，农民也慢慢有了“隐形”政治价值，自然愿意守住手里的“香饽饽”。

这三种情况中，最为普遍的是后两种，“不得不守”的情况极少，我相信那些农民也能守住，不过当地会成长出观光旅游等新产业，传统乡村终将消失。现代化发展必会带来传统乡村结构的解体，关键是我们该如何适应，此类的“守土”现象也只是中国乡村振兴过程的时代低音。

在“离土”和“守土”之外，中国乡村最近又出现另一个趋势，可以称之为“归土”。首先是一些基本解决现实需求的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不大需要社会的公共服务，于是在乡村安静地过起自己的生活，这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主流话题。还有一批人手持资本，看到了乡村的稀缺性，希望在乡村投资创业，属于商业活动。

最特殊的现象是知识分子去到乡村，严格意义上不算“归土”，更适合称为“去乡”。与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相似，当代“去乡”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乡村作为问题”的语境中通过实践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参与这个浪潮的知识分子同样各怀动机。

一批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奉行现代发展主义，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让乡村接入到现代化的铁轨上，可以被批判为乡村传统的破坏者。另一批知识分子偏后现代，他们的“去乡”行为从正面讲是情怀，从批判角度讲更多是个人改造社会的一种想象，在思想与现实中可能发生割裂。总之，因为社会结构拉长，后现代、现代、前现代群体各方“势力”混在一起，这些“去乡”都是实现知识分子个人理想价值的行动，与农民自己的需要、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包括“去乡”在内的归土趋势，在主流之外，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协奏曲。

“离土”、“守土”和“归土”作为中国当代乡村发展的三重变奏，清楚地折射出中国处于传统—现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折射出中国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转型困境，这种转型困境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城市—乡村”关系的重新建构。最核心的是，中国通过乡村振兴政策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也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张力。

▌乡村振兴的“三大张力”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张力是在确保乡村庞大的人口存在的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之间的平衡。农民手里的资源无法转化为资本，也就无法继而成为他们真正的财富，但在政府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资产又通过其他形式变成了国家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财富，其中很多则被很多利益集团瓜分，所以造成城乡依然差别巨大。

土地制度最为典型，目前其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效率的关键因素。除了所谓农村建设用地刚刚分开以外，农村土地资源无法进入市场，因而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但是若将土地私有，很多人认为农民就有可能面临无家可住、无地可耕、流离失所。在确保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与农民财产增值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第二个是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张力。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社会公共物品的差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低，农村人口不能有效向城镇转移，导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过低，农产品竞争力较弱。举个例子，由于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当前我国平均每个农民养活3个人，而美国单个农民可以养活150个人，无需计算就能直接感受到我国农民的艰难、尴尬的处境。

第三个是小农组织与基层政治的张力。小农户长期分散，亟需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有效克服小农的分散状态。事实上，这种社会需求又面临另一种风险，政治意义上的农民经济组织很容易演化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因为农民组织独立出来，一定会产生各种诉求，并要通过很多形式表达，表达的形式可能是脱离国家的控制、因此就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产生张力。

我国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求农民有问题要找党组织，同时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其组织能力。但这一机制也很难克服小农的分散性。

乡村振兴中这三方面的张力，影响着中国乡村整体的现代化。乡村振兴不能脱离农业问题。农业转型成功有两个指标，一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二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收入持续提高。这两个指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占国民经济比例逐渐下降，二是农业就业人口逐年下降，三是农业劳动生产力至少保持30年持续提高，四是农民收入保持20-30年持续提高。这四个方面比较具体，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衡量标准。

▌乡村转型的国际经验

虽然当前中国农业GDP比重下降，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但农业生产力改善没有持续，农民收入提高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乡村振兴仍然在路上，我们依旧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农业转型。

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农业转型和工业化的国家，它的农业发展历程最有说服力。英国率先完成农业革命后，国内食品安全得以保证，但在农业革命的100年来，农业和农民收入都没有持续提高，直到工业化和移民潮出现，英国大量人口离开土地移民北美，农民收入才第一次大幅度改善。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它的农业也具有移民国家的特点——基础设施依靠外来投资，主要投资来自欧洲大陆。美国农业商业化程度高，殖民时期，美国为欧洲本土供应烟草等经济作物，走上商业农业道路，即便这样，当时美国农民收入也很低。真正的转变则是发生在1990年代，由于美国农村人口的非农业收入提高，农村和城市的居民收入差别才逐渐缩小。

日本同样如此，作为后发型国家，日本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农业的改善都是在1960年代后工业化迅速发展，使得出口产业占据主导后才实现的。

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农业转型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首先是农业非常重要，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的贡献；其次，这种贡献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必须依赖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在城乡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不太可能，因此要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乡村振兴需要乡和城的联动发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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