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学”：当“内卷”令人倦怠，那我就退出竞争

曾于里，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40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内卷”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症候，成为每一个想要成功的普通青年逃不过的“噩运”，而功绩社会是“内卷”的表征。我们都被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成功观和价值观绑架了，成功就成为一种自我剥削和自我压榨。“躺平”就是对这种自我压榨说“不"。

当这种自我放逐的“躺平学”在年轻人中流行，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它恰恰也构成一种抵抗的力量，对社会结构按原样继续稳定运转形成严峻挑战。然而，年轻人不管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青年，社会给了年轻人怎样的预期，他们可以抵达怎样的未来，也决定着年轻人有怎样的心境。

两年没有长时间工作，他保持着很低的生活欲望。一天可以只吃两顿饭，早上是面条+鸡蛋，晚上是米饭+蔬菜和蛋类，偶尔奢侈一点去吃个鸡排饭，“每月的花销控制在两百以内，一年可以工作一到两个月”。甚至他还办了演员证，“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去横店躺，总之就是换着方式躺，人生就是躺躺躺”。

为了拥有一个好身体，他也在坚持锻炼。

在“天道酬勤”“劳动最光荣”“能者多劳”的社会氛围里，这样的“躺平学”自然显得独树一帜。但让老一辈讶异的是，“躺平学”并不是个例。不久前，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城市“蹲族”：这些高学历年轻人明明拿着一手“好牌”，为何却选择“就地躺平”？》，结果发现：很多受过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不错的年轻人毕业后不是找个好工作，而是成为“放弃”自我、甘当社会“隐形人”的“蹲族”。

“躺平”已经成为很多青年的一种人生选择。我们此前不是还一直在说“内卷”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人“躺平”了？

▲ 2019年热播的日剧《凪的新生活》中，女主角大岛凪因来自职场和复杂人际关系的压力而决定辞掉工作，在城郊租了一间便宜的小公寓，开始无欲无求的“躺平”生活。 © 《凪的新生活》

▌“丧”“佛系”与“躺平”

“躺平学”并不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在“躺平学”走红之前，2017年就曾流行过与之相似的“丧文化”与“佛系”，并且盛极一时。

彼时的丧文化，指涉的是一种颓废、萎靡的心态：情绪低迷，状态不佳，欲望低下，行尸走肉，麻木不仁。“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是他们的口头禅，以“葛优瘫”为代表的表情包就是他们状态的写照。

佛系突出的是“佛”。佛教讲求的是超脱世俗、一切随缘，佛系借鉴的就是佛教的这一特色，它指涉的是一种以“一切随缘”为指导精神的生活方式，对人世间诸多事情的态度都是“无所谓”，并不特别努力去追求什么，而是相对被动地接受来到眼前的情况，随他去。

不过，就当时的讨论语境而言，无论是丧文化还是佛系，都更近于“第一世界问题”（first-world problem,微不足道的挫折或琐碎的烦心事），它们更多代表的是大城市里知识精英的心声：他们不是真的放弃自我了，这种互联网上的文化狂欢，只不过是他们纾解疲惫情绪的一种途径。譬如他们喊着“葛优瘫”，但这是工作之余的“葛优瘫”，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就在家躺平；他们的佛系，前提是他们其实也有所追求，只不过不陷入执迷不悟的状态……

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把丧文化、佛系的各种梗和表情包玩得很溜，但这与著名的丧文化的代表“三和大神”并没什么关联。“三和大神”才是真正的丧文化、佛系的践行者，他们也是“躺平学”的“先驱”。“三和大神”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以打零工为生，薪水日结，欲望低下，仅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只要还能度日就可以接着躺下去。

▲ 三和大神是指栖身在中国广东深圳龙华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的一群打工者,“三和”一词源自该区域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名称。他们居无定所，以日结薪资的临时工为生，往往有着过一天算一天的豁达精神，不畏穷、苦、脏。 © 香港01

如今流行的“躺平学”，与丧文化、佛系的一大不同是：不只是以“三和大神”为代表的底层青年在“躺平”，很多身处一二线城市、传统意义上的青年精英，也在成为“躺平学”的信奉者。有一部分人成了精英版的“三和大神”。不追求稳定工作，偶尔的工作也只是为了维持比较低欲望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家里蹲”，基本上丧失了对外界所定义的成功的追求，也丧失了奋斗的欲望。

有的人“躺平”并不见得是完全复刻“三和大神”，他们对物质仍有一定的要求、仍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们放弃了更光鲜亮丽的成功，而自愿选择更安逸、也可能更平庸的生活。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临床躺学”这个词汇在医学生里流行。一个医学毕业生如果想要进入北上广的三甲医院，需要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三年博士，可能还有两年博士后，之后除了忙碌的本职工作外，还需要搞科研。“临床躺学”则号召医学生们尽可能远离一二线城市的知名医院，放弃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直接投向“躺进舒适圈”，回到小城市小县城，获得轻松安稳的生活。

▌成功而不得，与对成功的倦怠

年轻人缘何选择“躺平”？

它与丧文化、佛系等分享着同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平时常常讨论的——它不只是青年心态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结果。年轻人放弃上进，本质上是因为即使上进，仍然没有出路，他们追求成功而不得。

这是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所论述的，很多人自甘“下流”（向下流动进入社会底层或中产阶级的底层），并非他们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后，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阶层固化严重，年轻人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系数加大，很多人便选择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地活着。“下流社会”反映的是阶层流动困难导致人心的普遍挫败。

这样的挫败心理，也存在于当下的中国青年身上。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做大蛋糕的速度变慢了，和他们的前辈70后80后相比，年轻人能够分到的时代红利变少了，城市不再是遍地机会的梦想之地。而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不均衡，依靠人口红利、低成本红利、低人权红利的情形仍然普遍，很多年轻人虽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在户籍、高房价等天堑面前，却依然难以获得体面的生活。《半月谈》那篇报道底下，有一则评论就很典型，“大学毕业后，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在某一线城市，每天早上起床赶车去上班，中午吃饭，下午吃饭回住的地方，晚上刷视频，玩手机。日日月月年年如此，走在大街上，高高的楼房，车水马龙的人流，行尸走肉般的自己，啊，我还是个人？”

这时，就如《大西洋月刊》那一段广为引用的话说的：“对于大部分的中国青年而言，在高速增长、急速前进的中国，成功的公式仍然未变：刻苦学习、努力赚钱、成为‘房奴’、尽早结婚，最后生养子女。然后看着这个循环重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目标难以实现，接受局外人的身份可能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下去的办法。”成为局外人，不再执迷于似乎遥不可及的成功，选择“躺平”，变成一种流行的选择。

但而今“躺平学”向大城市的知识精英蔓延，就不仅仅是成功而不得的问题了。对于很多精英来说，他们仍然拥有不低的成功几率。但他们却放弃成功的可能，自愿“躺平”，其揭示的是对成功的倦怠。

倦怠成功，本质上是倦怠了“内卷”。“内卷”是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军备竞赛”，不仅是竞争在加剧，而且是陷入一种零和博弈思维——不存在共赢和共存的发展，要做的是把资源从你这里抢过来。无论我之前投入多少，一旦结果我输了你一点，那么我就彻底输了，而赢家也只是惨胜。每个人都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却没有获得更多的收益，人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更可怕的是，“内卷”在成为一种时代症候，成为每一个想要成功的普通青年逃不过的“噩运”，“内卷”在不断低龄化。最近热播的《小舍得》，让观众直观看到，幼升小也在“内卷”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从幼升小“内卷”到工作后的“996”，都快成了《摩登时代》里永不停歇在拧螺丝的工人。他们太累了。而在“内卷”时代里，成功又如何？不过是成为“卷王”。惨胜了也不能停歇，否则轻易就会被拉下来。

成功的体验太差了，这样的成功，不要也罢。德国韩裔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指出，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功绩社会”，人们越来越懂得如何自我剥削，不断给自己寻找“应当要完成”的目标，不断给自己增加KPI。置换到中国的语境里，功绩社会是“内卷”的表征，我们都被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成功观和价值观绑架了，每个人被灌输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奋斗哲学，成功就成为一种自我剥削和自我压榨。“躺平”就是对这种自我压榨说”不“。

“躺平学”构成对“内卷”的一种抵抗。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仍参与竞争，但反对没有增长的徒劳竞争。或者说，当事人从以往那种单一的成功学指标中挣脱出来，比如“临床躺学”。当更多人愿意且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凡，也可以安然地选择一种平凡的人生，他们就能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说：“如果你循着内心直觉的喜悦而行，你就走上了一条早已等待着你的轨道，你应该过的生活，就是你正在过的生活。”他们会走向属于自己的辽阔。

更具社会学意义、或许也更普遍的是另一种“躺平学”，他们彻底放弃了竞争，比如“三和大神”“蹲族”。一直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自我放逐的“躺平”是一种消极抵抗，并认为这些心态与犬儒暗通款曲，因为它们指向的都是自身，而非对社会结构的真正反叛。

不过，如果对照日韩社会，当这种自我放逐的“躺平学”在年轻人中流行，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它恰恰也构成一种抵抗的力量，对社会结构按原样继续稳定运转形成严峻挑战。

这让人联想到韩国社会“X抛世代”的说法。韩国也是一个“内卷”程度非常高的国家，韩国年轻人自称韩国是“地狱高丽”：阶层固化如同封建高丽，社会竞争之惨烈犹如地狱。年轻人的日子苦哈哈，纷纷选择“躺平”，纷纷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这就是所谓的“三抛世代”。后来连住房、人际关系都抛弃，于是就叫“五抛世代”。更有甚者自称“七抛世代”，连梦想和希望都要抛弃。

“X抛世代”的本质其实就是，“不跟这个社会玩了”。这击中了“内卷”时代的命门。谁是“内卷”时代的真正受益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的权力。员工们都更努力了、更卖命了，剩余劳动增加了，但支付的薪水并没有增加，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每个人都乖乖地自我压榨，在房贷等压力的约束下规规矩矩，也就失去任何反叛权力的动力和勇气。

可一旦年轻人选择自我放逐的“躺平”，它比丧、佛系、摸鱼等更“极端”了，当人们不愿意卖命工作了，首当其冲的是大资本家，他们可压榨的劳动力变少了；当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育了，日韩社会纷纷发出“亡国灭种”的担忧，游离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也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这是权力所畏惧的。从这个层面上看，“躺平学”的自我放逐，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放逐，一种“弱者的反抗”，这会倒逼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人进行必要的改革（改善劳动环境、改善生育环境等），年轻人的整体生存处境可能也会得到改善。

然而，年轻人不管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社会与其耳提面命地要求年轻人“要积极”“要奋斗”“要乐观”，毋宁真正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让年轻人对未来有盼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青年，社会给了年轻人怎样的预期，他们可以抵达怎样的未来，也决定着年轻人有怎样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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